最近讀了一些宋永毅和單少傑等學者關於「三反」與「五反」的文章和講話，有些體會。今天習近平打壓民企，和當年毛澤東打壓民族資本，有很多相似之處。顯然，習近平以毛澤東為導師，但又似乎不僅僅如此。
毫無疑問，從毛到習，中共從來不放心民企。民企規模越大，對共產黨來說，就越具風險挑戰，共產黨就越不放心。其中的邏輯，用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研究非洲國家民族資本和政權的關係來解釋，實在很妙很貼切。閻學通在2017年3月接受訪談時談到，他研究非洲民族工業發展有一個發現，即以資本為基礎的非洲政權，需要民族資本做大；以槍杆子為基礎的非洲政權，卻不能讓民族資本做大，因為民族資本一旦做大，必然會和政府爭奪政權。（閻學通，《未來世界，誰主沉浮？》，2017）。
民企和政權的關係，在毛澤東時代和習近平時代有幾點相同的地方：第一，習近平和毛澤東一樣，都認為民企/資本家腐蝕了中共的「好幹部」，於是整完幹部就整資本家。中共在1951到1953年開展「三反」、「五反」兩大運動，當時較為著名的口號包括「打老虎」、「打蒼蠅」等。毛澤東認為腐敗是資產階級對黨的猖狂進攻，所以這兩項運動從共產黨內部和國家機關入手，然後落實到對私營工商業的整肅上。在「五反」運動中，民族資本家被整得傷筋動骨，他們當中至少三分之一受到整治或者警告。
習近平和毛澤東一樣，也是先整黨，在黨內「打大老虎」，然後整飭民企。他的人馬首先打擊的是一批和中共高層政治菁英關係密切而又存有「系統性風險」的大型民企。這些巨型民企被指控，借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掠奪國家和社會資源，操縱金融系統，和高層政治菁英勾結，威脅共產黨的統治云云。
第二，從步步為營的蠶食到明目張膽的鯨吞，習今天打壓民企的力度，不亞於當年的毛。1950年，中國發布《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方股東的酬勞不少於60%的盈利餘額。到1953年，毛澤東表示，「要出於資本家自願」，提出企業利潤分配表，由國家、企業、職工與私營股東「四馬分肥」，企業主的紅利被降為盈利的20.5%。後來在「公私合營」中，政府更是對資本家予取予求。
而今天的習似乎比當年的毛更狠。馬雲的螞蟻集團在一月初完成了一項詭異的調整，根據這項調整，馬雲原本控制集團53.46%的股份，被降為只持有6.2%的投票權。據官方發布的通知顯示，現在該集團的第二和第三大股東都是國有資本。有分析人員表示，螞蟻集團最後被「收歸國有」的可能性很高，屆時，民營企業根本沒有能力抵抗。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國有資產如此放肆地剝奪民企資本，要遠勝於毛澤東時代的「四馬分肥」。
第三，為了加強黨對私企的控制，毛澤東在資本家的企業裡建立了基層政權–工會和黨小組，習近平也要求民企建立黨組織，要求企業家和黨保持一致，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根據中央統戰部等部門主持的中國私營企業調查，設立黨組織的私營企業從2012年的35.6%大幅升至2018年的48.3%。在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更有92%的企業設立黨組織。而中共組織部的另一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有187.7萬家私營企業建立了黨組織，短短五年間建立黨組織的企業佔私營企業總數超過7成（朱琉強，2022年）。
但是在社會監管方面，習近平面臨著政府和民企之間的更復雜關係。習肯定比毛更具某種現代野心。習試圖用高科技更有效監管社會，就不能不依賴私營企業最新的監控技術。中國現在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監視設備市場，近萬億的中國市場規模，政府採購佔了60%。其中，私營企業幾乎壓倒性地主導了這個產業，海康威視、大華和宇視就佔據了全球視頻監控市場份額大概30%。至於互聯網私企，政府要互聯網巨頭上交演算法，採用「本地儲存，外移審查」的數據政策，並嚴格審批和監察互聯網私企在海外資本市場的運作。
總之，在打壓民營資本方面，習近平和毛澤東有得一拼。在社會監管方面，習近平似乎更具現代極權主義政權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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