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个几百人而且不必告知理由——先生们，请你们出去！
俄罗斯学者弗·阿格诺索夫在《俄罗斯侨民文学史》中指出，俄罗斯流亡文学历史悠久，第一位俄罗斯流亡作家大约要算是安德烈·库尔勃斯基大公，他逃离"沙皇的压迫"，并给伊凡雷帝写了一些抨击性的政论书信，这场论战是十六世纪俄国文化史中的着名事件。
一八八七年，俄国流亡者为三万人，到一九一三年已上升到二十九万人——这个数字的上升与沙皇统治的残暴成正比。十月革命前夕，从俄国流亡出去的人，总数为一百七十万。赫尔岑的巨着《往事与随想》不仅是其个人回忆录，而且堪称俄国流亡者的编年史，书中描写了流亡在伦敦、巴黎、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陷入嫉妒与纷争的流亡者社群，而他自己亦在流亡中老去："周围一切都变了：泰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我处在异乡客地……我们通向祖国的道路已被切断……"
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比沙皇更残暴。一九二二年，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一文中写道，"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立即草拟驱逐者的名单。在莫斯科郊外养病的列宁嫌进程太慢，专门致函中央委员会，要求"把几百个布尔什维克最凶恶的的敌人毫不怜惜地驱逐出境，我们将长期净化俄罗斯"、"抓个几百人而且不必告知理由——先生们，请你们出去！"。托洛茨基在《真理报》发表<专政之鞭，你在哪裡>一文，鼓吹对反对者挥起"专政之鞭"。被驱逐的作家奥索尔金多年后讽刺说，"不知道托洛茨基自己被宣布驱逐出境时是不是也投了赞成票"。
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之多的俄国人离开俄国，莫斯科艺术剧院整整一半都到了国外。美国学者马克·拉耶夫所说的"伟大的俄罗斯侨民界"出现了。这个群体保存了俄罗斯的文化精粹，还深切地影响了所到的每一个地方。索罗金为美国哈佛大学创建社会学系，并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被誉为"美国社会学之父"。作家蒲宁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人。语言学家雅柯布森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是语言结构分析的先驱。
在第一波驱逐行动中，国家政治保卫局最初拟订的驱逐人数一共是两百一十七名，就跟后来纳粹的焚书名单一样，这张名单十分混乱——包括不少革命的同路人和不问政治的科学家。很多上了驱逐名单的人都想方设法找人说情，希望从名单上删去其名字。最终，在此轮行动中真正被驱逐的人数大约为一百二十人。
命运无常，祸福相依。历史的荒谬在于，由于苏维埃政府这一反人道的行动，俄国文化的优秀代表反倒活下来，对世界科学、技术和艺术做出巨大贡献——十多年后，斯大林牢牢掌权时，人们想走却走不了。取消驱逐令而留下来的数十人中，只有作为"俄罗斯水力发动机及水利工程领域中留在国内的两三个顶级专家之一"的库克列夫斯基和其他两个人继续卓有成效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其他人都死于大清洗。苏联解体后，历史学教授西古特·施米特为自己的父亲当年给康德拉季耶夫说情而导致其留在俄国、后来遭到虐杀，向死者的女儿道歉。这种迟到的道歉已毫无意义。
离开，还是留下，这是一个问题
作家札米亚京是被取消驱逐令的人之一。他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爆发时候，正作为俄国海军军官在英国监督破冰船建造，他回忆说："我在英国建造船舶，看过城堡废墟，听过德国齐柏林飞船投掷炸弹的重击声，并创作《岛民》。我很遗憾没有看到二月革命，只知道十月革命。这好像我从未谈过恋爱，但是在一个早上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结婚十年了。"他回国后支持革命，加入共产党，但很快就与严酷的出版审查制度发生冲突。他在一九二一年的一篇散文中写道："我很害怕，真正的文学只能依靠狂人、隐士、异端、梦想家、叛乱分子和异议分子来创作而存在，而非通过政府官员。"这些观点让他上了最初的驱逐名单。在友人的疏通之下，他的名字被去除，他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日子度日如年。一九二三年，札米亚京安排将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的手稿偷运到纽约市，之后该书被翻译成英语出版，引起轰动。他又在一九二七年将若干文稿偷送到布拉格的俄罗斯流亡者办的期刊上发表。他与西方出版商的交易引起苏联政府大规模挞伐他，并被列入黑名单。一九三一年，他上书斯大林主动请求出国，本来希望淼茫，却在高尔基帮忙游说下得以成行。他流亡巴黎，生命中最后的六年终于可以自由呼吸、自由写作。
这群被驱逐者中，别尔嘉耶夫是精英中的精英，是思想家中的思想家。他被捕后，对他的审问由特务头子捷尔任斯基亲自进行，"有一种隆重的味道"，加米涅夫和契卡副主席明任斯基也参加了（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为大清洗的牺牲品）。别尔嘉耶夫注意到，这是一间灯火通明的大办公室，地上还铺着一张白熊皮。书桌旁的男人身穿装饰着红星的军装，"这个淡黄色头发的男人下巴胡须稀疏尖细，有一双迷惘忧郁的眼睛，从外表和风格看他有些温和，能感觉到有良好的教养和礼数"。此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捷尔任斯基。"这是一个充满血腥味、让整个俄罗斯都为之惊恐的名字。别尔嘉耶夫不等对方提问，就用整整四十五分钟讲述他为何反对共产主义——他的反对跟政治无关，是基于宗教和哲学的理由。捷尔任斯基静静听完他的讲述，没有打断他，也没有给他定罪，还安排一个士兵用摩托车送他回家。这次对话让苏联政府认定，这个敌人"没有希望转向共产主义信仰"，于是他被驱逐的命运就注定了。
当听到驱逐的判决时，别尔嘉耶夫一阵伤心。他不想移民，而且他排斥移民界，不想跟他们汇合。但同时也有一种感受："我面临着在西方漫长而有趣的路途要走，面临一个于我而言非常有创造力的时期。我从流放中看到了某种天意和意义，那就是我的命运的建树。"
没有自由的祖国不是祖国，而没有祖国的自由，尽管差强人意，终究还是自由。当名单上的人们被逮捕、被告知驱逐出境、必须在一周或十天内处理完所有事务后出发时，他们一开始悲痛欲绝，后来渐渐平静下来，有条不紊地处理离开前的种种事务。
我们现在渴望早点离开了
哲学家斯捷蓬写道："被驱逐是忧伤的，但不是被流放，当然已经是幸福；在国外不用每天担心告密、监狱和流放。我们备好纸笔，开始计算出去至少需要多少钱和我们变卖反正也带不走的这些物品能得到多少钱。允许带的只有：一件冬季和秋季大衣、一套西服配两件内衣、白天穿的和晚上穿的衬衣各两件、两条衬裤、两双袜子，这就是全部了。黄金制品、宝石，除结婚戒指外，都禁止带出去，连贴身的十字架都得从脖子上取下来。除了物品外，还允许带一小笔外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每人二十美元；但从哪儿弄得到外币呢？那时持有外币可是要进监狱的，有时甚至可能是死刑。"当局自相矛盾的规定，如同《第二十二条军规》那么荒谬。
神学家谢·布尔加科夫写道："这三个月里所经历的一切是如此荒谬绝伦又规模宏大，如噩梦一般，以至于我现在还无法描述，也无法彻底认识清楚。但这也给我内心的种种思绪最后一斧钺并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不可避免而且仁慈的——我相信是——放逐境外的痛苦。写下『放逐境外』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件可怕的事，就在两年前，在全民逃亡的时候，放逐境外在我还等同于死亡。但是这些年我痛苦地生活过，同时也成熟了，现在我去的西方不是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国度，而是基督教文化得以保存的国度。"当他亲身体验新政权的暴虐后，放逐就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
索罗金离开时，带着两个手提箱，这是其全部身家。他穿着捷克学者寄来的鞋和美国援助机构捐的西装，口袋裡只有五十卢布。尽管当局禁止，仍有很多朋友和熟人来送他们，"作为离开的人，望着他们的脸庞，看着逐渐后退的莫斯科街道，竭力抓住离别前祖国最后的形象"。
哲学家尼·洛斯基写道："只允许随身携带很少一点衣物被褥出境，每个人只能带一床被单，不能带书，特别是字典，它们被视为国家财富，应该保存在俄罗斯。"实际上，共产党从来不在乎书籍，如果在乎的话，仅仅是将书籍当做具有颠覆性的武器——斯大林和希特勒都喜欢焚书，宁可烧掉也不让你带走。当尼·洛斯基被选为这群人的代表，去跟当局交涉、要求更多优惠条件以便带更多东西。当地契卡负责人，此前是一名铁匠的年轻小伙子随口对他说："我们上级决定把你们流放到国外去，而我觉得应该把你们直接撂到墙角边儿。"也就是枪毙的意思——沙皇一家就是在墙角被枪杀的。
被驱逐者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国家政治保卫局却因为护照、签证和交通工具等问题，将驱逐日期延误两个月。被驱逐者度日如年，派代表一再去询问离开的日期——他们现在渴望早点离开。
九月十九日，第一批人率先登上从敖德萨去君士坦丁堡的轮船。四天后，索罗金等人被塞上到里加的火车，再转往柏林。二十九日，别尔嘉耶夫等三十多人连同家属乘坐德国船隻"哈肯市长号"从彼得堡涅瓦河畔起锚前往德国海港施特汀。十一月十六日，哲学家卡尔萨文、尼·洛斯基等十七人携家眷乘坐"普鲁士号"沿同一方向逐浪而去。十二月末，神学家谢·布尔加科夫被迫登上从谢瓦斯波尔开往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轮船，是这次驱逐行动的尾声。这批被驱逐者不全都乘船，但大部分人乘船；也不全都是哲学家，但大部分人是哲学家。所以，该事件被命名为"哲学船"事件。
列宁以为，放逐了这群人，就意味着消灭了他们。但曾经也是流亡者的列宁想错了。这些哲学船上的乘客到岸后很快重新聚集，只要有一张书桌，一份可以发表作品的杂誌，他们就能迅速重启创作和研究。别尔嘉耶夫先后组建并领导"哲学—宗教研究院"（一九二二年，柏林）和"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一九二四年，巴黎），创办思想学术杂志《路》和《东方与西方》，聚集了舍斯托夫、布尔加柯夫、弗兰克等着名思想家。布尔加柯夫组建"俄罗斯正教神学研究所"，领导这个机构直至去逝——后由申科夫斯基继续领导学术研究计划。文学家、神学家梅烈日科夫斯基与其妻子、象征派诗人吉比乌斯在巴黎主持"文学与宗教哲学"沙龙多年。除上述学术机构外，还有巴黎的"俄罗斯科学研究所"、布拉格的"俄罗斯大学"等短期机构和学术杂志《俄罗斯沉钟》、《俄罗斯之声》等媒体。俄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国外学术活动惊人地繁荣，法国巴黎斯拉夫研究所编撰的从二十年代起的俄国流亡作品，仅目录就已达六百余页。
革命具有毁灭性，还有魔鬼般的本质
俄国流亡者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革命何以发生？别尔嘉耶夫早就预见到："在革命过程中自由将被歼灭，而取得胜利的将是那些敌视文化和精神的过激因素。"他认为，俄罗斯共产主义是对俄罗斯弥赛亚思想的扭曲，列宁是个"带有鞑靼人特征的俄罗斯人"，"俄国革命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
从一开始起，别尔嘉耶夫就觉察到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变态，他们的形象无论是在伦理上还是美学上都是不能接受的。他在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了五年，所有这五年里，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上的不妥协。革命后出现了新的人种，"这是些刮得光溜溜、神情具有攻击性的活跃的脸。人和民族都在发生惊人的变形"，他无法跟他们成为"同胞"、成为"生命共同体"。
别尔嘉耶夫认为，这是一场俄国文化和俄国思想的内在革命。革命的罪魁祸首并非德国人马克思，革命不是外来的野火，俄国不是被殃及的池鱼，"在俄国，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按照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革命只能是极权主义的。所有俄罗斯式的思想体系始终是集权意识、神权政体或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也恰恰是那种使人觉得像乌托邦的东西在俄罗斯则最现实"。同样的推论也可用在中国：中国的革命是被自身的特质所诱发，而非偶然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醒。
别尔嘉耶夫强调，他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不是政治的，而是精神的，"是反对它的精神、反对它对精神的敌视的斗争"，"共产主义不仅是基督教的危机，也是人道主义的危机"。在流亡生涯中，他在历史哲学问题上倾注大量精力，发现惊天真相："西方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它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拜俄国共产党所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西方历史都受制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他继而指出："俄国革命总是顶着劫数的标志，和德国的希特勒革命一样，它不是自由的事业和人的自觉的行动。革命一再证明俄国的苦涩命运。"俄国与德国有某种相同的命运（叶卡特琳娜大帝是德国人）。纳粹与共产党彼此杀戮，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乃是基于嫉恨和权力争夺。布罗茨基亦认为，二十世纪地球上恶的最大规模体现，不是纳粹的大屠杀，而是俄国的史达林主义，"在史达林的集中营中死去的人数远远超过死在德国集中营中的人数"——这是他在对毛的暴政所知甚少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每个人亲身经历的黑暗最黑暗。
哲学船行动只是布尔什维克小试牛刀。斯大林时代，持续二十年对富农、少数民族（如其境内的德意志人、北高加索诸民族、克里木诸民族、格鲁吉亚诸民族、克尔梅克族、乌克兰人、波兰人等）和若干特定宗教信仰者和社会组织（旧派东正教信徒等）实行强制移民，有六百万人沦为特殊移民，数十万人在漫长的移民路上死去，有些列车的运输条件与当年纳粹运送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无异。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四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相关宣言中指出，"强制移民活动是最严重的犯罪并无条件地对之予以强烈谴责。它违反了国际法准则，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
列宁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方法，在斯大林时代登峰造极，并一直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时代。除了以"思想颠覆"等各种罪名加以迫害、逮捕、关押、分化瓦解，还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驱逐出境则是知名人士才能享受的"优待"。一九七零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浪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戈尔巴涅夫斯卡娅、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柯、若·麦德维杰夫、夏兰斯基等着名持不同政见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着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不惜采取暴力驱逐出境的办法，索尔任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然而，苏联当局这样做并未确保其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反倒加速了其复亡，正如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而所说："被抛弃的人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被建筑师丢掉的石头可以成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个没有持异见和不满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纪律、有礼貌、安宁与和谐的，但却没有一粒可以产生出伟大的未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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