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統治之始（1949-1955年）
1、「解放」之名和實際情況
◎「解放者」之姿的中國共產黨
1949年11月7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的一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王震進入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中國共產黨終於開啟在新疆的統治。
對於人民解放軍的進駐，當地人民分為接受和不接受兩派。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前共和國幹部賽福鼎等人投向共產黨的同時，哈薩克人的領導人烏斯滿．巴圖爾等人則決定和解放軍抗戰到底；另一方面，曾任新疆省聯合政府祕書長的艾薩．玉素甫．阿布甫泰肯選擇流亡，在土耳其創辦雜誌《東突厥斯坦之聲》，成為海外維吾爾人政治運動的先驅。
值得注意的是，解放軍也有受到當地民眾歡迎的時候，正如許多文獻指出的，與過去的軍閥和國民黨軍隊相比，早期的解放軍與當地民眾有時會相互合作。這樣的觀點不僅可以在中共的宣傳看到，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領袖熱比婭．卡德爾在自傳中也指出，當時解放軍士兵普遍受到當地民眾的歡迎，士兵們為改善形象提供無償勞動；不過根據她的自傳，此後不久當地居民開始與漢人疏離。
中共積極討好當地民眾，能否贏得當地民眾的支持關係到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正如〈序章〉中所提到的，新疆社會長期遭受漢人統治者的壓迫，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目的在推翻漢人統治，許多人對此表示認同，由此可以看出當地穆斯林對漢人的反感有多強烈。
中共因此提出一些對策。首先，反對漢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透過表面說法，中共將自己定位為前軍閥統治下各民族的「解放者」，同時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革命運動給予肯定，並敦促所有相關人員加入該運動。中共以這種假裝寬容的方式，將自己與過去的軍閥和民族主義者區分開來，並尋求與當地穆斯林團結起來。
◎新疆人民政府的成立
中共的這種作法明確體現在新成立的新疆省人民政府的任命中。1949年12月17日，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新疆省人民政府時，任命了許多當地穆斯林。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由國民黨時期的省政府主席包爾漢續任，包爾漢也是全中國唯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還能繼續任職的國民黨時期的省政府主席。此任命是「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一部分，目的是拉攏著名的當地民族政治家。
在他之下的副主席是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幹部賽福鼎，與漢人高錦純並列。正如〈序章〉中提到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賽福鼎代表已故的前共和國領導人前往北京會見毛澤東，並表示願意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當時，他與總兵力超過1萬4千人的前共和國民族軍隊進行了談判，讓民族軍改名並編入人民解放軍。從此以後，賽福鼎就被毛澤東視為前共和國政府及軍隊的代表，因此也被籠絡為新政府的副主席。
也有其他穆斯林被任命重要職位，不只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等也被分配到職位，這些任命表面上是為了促進民族團結，然而實際的政治權力還是由中共組織（以下簡稱黨組織）控制，與政府機構分開存在，而新疆的黨組織最初是由王震和其他漢人幹部鞏固。
◎早期的黨組織和少數民族菁英的誕生
早年新疆的黨組織是由漢人鞏固，想當然爾，這是因為除了盛世才當政的那段時期，共產黨在新疆從未有根基。中共在著手治理新疆時，在新疆黨組織的最高層設立了一個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新疆分局（以下簡稱新疆分局）的組織，王震被任命為新疆分局的書記，他同時也是駐紮在新疆的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的領導人，黨和軍隊在新疆都全權交給了王震一人。
王震領導下的新疆分局中有漢人老幹部，當中的代表性人物王恩茂長期跟隨王震南征北討，當時王恩茂作為南疆區（喀什）黨委書記負責新疆南部的黨組織，後來取代王震成為新疆黨組織的一把手。1949年8月，在新疆「解放」之前，鄧力群從莫斯科前往新疆，鼓吹國民黨軍隊投誠，而後留在新疆擔任新疆分局的宣傳部部長。鄧力群在20世紀的80年代成為中央宣傳部部長，有「左王」的稱號。
早期的黨組織是由漢人組成，未見當地的穆斯林，但在經過毛澤東於1949年11月14日的指示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毛澤東的指示是針對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彭德懷，該局控制著包括新疆在內的中國西北地區，毛指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幹部，是不可能的」，強調在新疆創建少數民族幹部的重要性。
雖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讓人感到有些意外，但毛澤東非常重視少數民族幹部的培訓，也打算利用他們。在同一指示中，毛澤東表示，少數民族地區幹部的民族構成應與人口的民族比例相對應。這裡的少數民族是指中共民族分類中漢人以外的各個民族，新疆的黨幹部是從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等當地穆斯林中產生。
1949年12月30日，黨組織為包爾漢、賽福鼎和其他15名「少數民族中的先進分子」舉行了入黨儀式，他們沒有經過候補就入黨，包爾漢、賽福鼎於隔年1950年10月11日被選為新疆分局的委員，從入黨到成為新疆分局的委員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隨後，賽福鼎成為新疆分局民族部長，專門負責民族關係，指導民族間的融合工作，在他的領導下，出現了一批少數民族的菁英。
◎反對共產黨的抵制運動
新疆各地對解放軍的抵抗從未停止，中共確實需要藉由引入當地穆斯林來穩定治理。正如毛澤東在前述指示中強調的，需要「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幹部」來徹底孤立各個地方仍然存在的「民族反動派」。
毛澤東所說的「民族反動派」的一個例子是農村社會的上層。一些地主對中共勢力的增長感到恐懼，試圖抵抗，中共對這些抵抗的回應是開展「減租反覇」運動，在中共的脈絡下，指的是將「惡毒的地主」拖到集會上，指責他們過去的錯誤行為並將其處決的政治運動，這項運動已經在內地廣泛實行。當運動被引入新疆時，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曾經所在的「三區」處於特別尷尬的位置，一些加入共產黨的前共和國領導人被歸類為地主，由於「三區」被視為「解放區」，他們最初不願意在這「三區」實施「減租反覇」，但最終還是進行了。當時的報紙揭露，包括「三區」在內的整個新疆都有許多「惡毒地主」在貧農或妻妾們的告發下被處決的事件。
除了地主的抵抗之外，更棘手的是軍事方面不受共產黨統治的國民黨籍穆斯林，其中最著名的是堯樂博士。堯樂博士是1931年哈密起義的領袖之一，當時他反對盛世才，與國民黨政府接觸，共產黨接收新疆後，堯樂博士被新成立的新疆省政府任命為哈密地區的專員（政府領導人），但在1950年3月，他選擇站在國民黨這一邊，並發起一場反叛行動，反叛軍圍攻伊吾縣城，但被解放軍的增援部隊擊敗，堯樂博士後經印度渡海前往臺灣。在反叛期間，堯樂博士被國民黨任命為新疆省主席，這次反叛應該是對反攻大陸的一次呼應。
除了這些與國民黨有關的勢力，還有一些曾經屬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但沒有加入共產黨而選擇抵抗的人，比如烏斯滿．巴圖爾領導的哈薩克民兵組織。烏斯滿得到了哈薩克遊牧民族的廣泛支持，且對漢人抱有同樣的反感，而成為共產黨的嚴重威脅。1950年5月，新疆分局召開了哈薩克人民代表會議，試圖將哈薩克群眾從烏斯滿的勢力中分離出來，迫使他們投誠。然而，哈薩克群眾反而對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和「減租反霸」等政治運動感到不安，並沒有按照共產黨的意願投誠，因此解放軍發起了「剿匪」作戰，導致許多人死亡。
隨後烏斯滿被解放軍活捉，1951年4月29日被新疆省各族人民代表會議特別成立的臨時審判委員會判處死刑，並於當天執行。雖然對解放軍的武裝抵抗暫時鎮壓住了，但抵抗運動在「解放」後仍持續了一年多。對於許多哈薩克遊牧民族支持烏斯滿一方，而不是共產黨，中共高層認為，解放軍必須打一場艱苦的戰鬥，並作出下列總結。
◎王震和習仲勳的對立
1952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新疆分局常委會議上，對王震過去在新疆擔任黨和軍隊一把手時的政績與錯誤進行了總結，特別是王震在鎮壓烏斯滿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過程中讓許多哈薩克遊牧民族反對他，被認為有問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當場嚴厲批評了王震。當時，習仲勳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第二書記，該局是新疆分局的一個上級組織，負責包括新疆在內的整個中國西北地區的事務。
這時習仲勳批評王震擅自採取激進的政策，沒有遵循西北局對遊牧區的慎重穩進路線；簡單來說，王震的新疆分局和習仲勳的西北局在對遊牧區的政策是激進或溫和的問題上出現矛盾。在雙方的對立上，軍方站在習仲勳這一邊，因為毛澤東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因此在會議上決定解除王震的新疆分局第一書記職務，王震被迫離開新疆。
王震被撤職後，習仲勳進入新疆主持1952年7月至8月在迪化召開的新疆省第二屆黨代表會議，其目的是對遊牧區採取穩進政策，「穩進」便意味著在遊牧區不急於進行社會改革，遊牧民的生活要先得到改善。習仲勳等人還帶著新疆分局的領導到天山腳下的遊牧區慰問，並邀集300多名各界人士參加在伊寧舉行的座談會，說明政府的政策。
習仲勳顯然主導的是穩進路線，強調統一戰線。按照中共的標準，習仲勳的這種態度比較「右」，不是一個急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激進左派，在當時符合毛澤東的意思，但後來隨著政策進一步向左轉而成為批評的對象，因此習仲勳在文革中飽受折磨，文革後他獲得平反，但近年來隨著習近平加強對新疆的控制，他的事蹟已不再被拿到檯面上議論。
順帶一提，王震受到毛澤東的賞識，仍繼續留在新疆分局第一書記的位置，沒有倒台；1956年，他被任命為農墾部長，是領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中央機構負責人（「領導」比指導有更強的控制力）。接替王震擔任第一書記的王恩茂是王震的親信，此後王震在新疆仍有隱藏的影響力。1999年出版的《王震傳》提到了習仲勳對他的批評，但在2008年的版本中，相關部分被刪除，可能是考量到當時的習近平很有可能成為下一任國家主席。
◎土地改革和黨的建設
新疆政策在1952年做出部分調整，這是為了迎接該年稍晚開始的土地改革。當時在大多數內陸地區已經進行土地改革，不僅少數地主受到攻擊，正如在「減租反覇」運動中所看到的那樣，還包括清算所有「階級敵人」的財產，把他們送去勞動改造、將他們處死等。這場運動的迫害規模並不亞於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蘇聯「去富農化」運動。
如果把土地改革直接引進新疆，外來的漢人黨員就會攻擊穆斯林地主，真正的衝突核心就會從階級轉移到民族，整個當地社會都會與中共為敵。因此中共中央在1952年5月17日《關於新疆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中規定，土地改革要慎重，在民族和宗教問題上要讓步，清真寺等宗教設施的土地不能動，改革不能在遊牧區和半遊牧區進行，保護需要保護的人和不應殺太多人。
為此，新疆分局在習仲勳出席的新疆省第二次黨代表會議上通過了《關於農業區實行土地改革的決議》，並自同年9月至1953年底推動土地改革，新疆分局還於1952年11月頒布了關於長期保護上層黨外人士和專家的規定。所謂的「上層黨外人士」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包括國民黨和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等各種人，強調這些人的過去不應受到質疑，如果他們已經改過自新就應受到保護。中共以這種方式制定特別保護措施，縮小敵人的範圍。據記載，土地改革期間，全新疆共沒收了15萬多公頃土地，分配給65萬戶農民。
為了讓土地改革順利進行，開始著手黨的建設（建黨工作），在農村地區建立黨支部，讓農村工人入黨。由於鼓勵當地農村的穆斯林入黨，從1952年底到1953年底的一年中，新疆少數民族的黨員人數從約2千人增加到5千人，在這5千人中，大約有4千人是維吾爾人，漢人黨員的數量也同時從約5千人增加到7千人，雖然漢人在絕對數量上超過了少數民族，但在共產黨幾乎零基礎的新疆農村，接受當地的穆斯林黨員頗具意義。這一時期產生的新疆黨員成為土地改革的實戰部隊，從長遠來看，成為當地既得利益者的基礎，也是日後在共產黨與少數民族對抗結構中無法全盤掌握的中間人。
作者為東京大學法學博士，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國際政治學科副教授。曾任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日本學術振興會海外特別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客座助研究員。過去曾在美國耶魯大學、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以及北京大學做比較政治的研究，專注領域為中國與蘇聯的民族政策、中亞地域研究。本書《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榮獲日本第十七屆（2022年）樫山純三賞。另著有《民族自決與民族團結：蘇聯與中國的民族菁英》（民族自決と民族団結：ソ連と中国の民族エリート，2020）。
書名：《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
作者：熊倉潤（くまくら じゅん）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3年2月
——專文推薦
從「解放」、給予「自治」，到以「扶貧」為名的大規模拘禁，
中共的新疆政策為何愈發嚴苛？
當中共強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使新疆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維吾爾人成為中華民族一員的真相，竟是「文化的種族滅絕」！？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自1955年成立之初，中共表示將「解放少數民族」。然而，如今的中共轉而採取嚴厲的統治，將許多人安置在「職業技能教育和培訓中心」，因而備受國際社會譴責。問題是，中共為何如此？是什麼樣的治理過程，導致了對當地的維吾爾人與穆斯林的拘禁？
最初，中共以自治的名義大規模培養少數民族幹部，藉由在群體內創造既得利益者，防止其團結造反。就此而言，中共可說是藉由分裂少數民族來維持其統治。不過從「解放」以降，拒絕歸順中共的群體持續抗爭，近幾十年來，新疆境內外也發生了多次抗議和暴亂。對於這些不滿，中共認為源於地區經濟發展的停滯，若推動發展，不滿將逐步得到解決。
但實際上，發展政策擴大了貧富差距，也導致民族間關係的惡化──尤其，2013年的天安門汽車襲擊事件和隔年的昆明火車站恐怖襲擊事件，都讓官方認定：為了不讓貧困的少數民族成為「極端主義分子」，就必須加強監控並執行「反恐」政策。於是，中共在新疆建立大型的培訓中心，試圖一舉完成扶貧、也根除恐怖主義，讓少數民族獲得「重生」……
本書爬梳中共在新疆的統治歷程，可謂是新疆從「解放」至今在中共治下的一部通史；在梳理歷史脈絡時，也側重新疆當地的民族幹部地位如何衰退、以及來自內地的漢人幹部的權力上升的過程。更能使讀者明白，自新疆「解放」至今的七十年間，中國共產黨曾經自詡為少數民族的「解放者」，如今卻成為拘禁並改造少數民族的政治力量。
此外，作者也表明，國際間以「種族滅絕」來譴責中共暴行的說法仍有待商榷，實際上維吾爾人的處境比較類似「文化的種族滅絕」，正是因為中共企圖以「再教育」的方式改造維吾爾人「重生」為漢人之故。讀者也能從中得知新疆問題正與蒙古、西藏、香港、臺灣一脈相連，是中國「民族主義」本質作祟、強加「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結果。
——專文推薦
平野聰／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科教授
楊海英／靜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教授
侍建宇／臺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
新疆、藏區、蒙古、香港、臺灣……貫串這些地區相關問題的，其實是華夏文明對「外」的寬容問題。中共對那些疑似受到「境外勢力」負面影響、對中國加以控訴的人們，冠上「恐怖、分裂、極端」的標籤，大力打壓他們。在這種思考下，不只絕對無法實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反而還會讓中國失去對「外」的柔軟性，從而摧毀華夏文明令人嚮往的的往日榮光。
要如何才能遏止這樣的局面，從而實現亞洲、乃至於各文明、文化的共存？若是透過本書，能讓大家進而思考這個問題，那就是令人喜出望外之事了。──平野聰（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科教授）
著力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已降的政策變化。分析1950年代的「反民族右派」，1960年代中蘇對峙中的維吾爾人和中亞各國各民族的關係，以及其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導致了維吾爾人的抗議和鬥爭。
如果將維吾爾人一詞換為臺灣，那麼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黨中央對臺政策」。如此這般的中共語言不但與歷史事實不符，而且已無法解決國際關係。一個民族的歷史，不可能也不應該當作任何別人的「一部分」來篡改。學者站在客觀的角度撰寫當代史時困難很多，而熊倉潤的著作克服了這一難關，值得一讀。──楊海英（靜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教授）
中國官方一直憂慮於伊斯蘭主義全球化所帶來安全上的衝擊，同時習近平又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使得新疆民族政治問題更加凸顯。從現在的角度看，習近平基本上保留著民族區域自治的形式，但是內涵完全被拋棄，名存實亡。習近平治下的新疆民族政策就是「同化」或民族改造，把新疆突厥裔民族塑造成認同中共統治的中華民族成員。
過去幾年由於「新疆再教育營」的問題，新疆在國際媒體的能見度開始大幅增加，但是民族政治發展的來龍去脈其實難以理解。因此，對不熟悉現代新疆的讀者來說，本書是一本容易入手的入門讀物。──侍建宇（臺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
作者簡介
熊倉潤（くまくら じゅん）
東京大學法學博士，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國際政治學科副教授。曾任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日本學術振興會海外特別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客座助研究員。過去曾在美國耶魯大學、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以及北京大學做比較政治的研究，專注領域為中國與蘇聯的民族政策、中亞地域研究。
本書《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榮獲日本第十七屆（2022年）樫山純三賞。另著有《民族自決與民族團結：蘇聯與中國的民族菁英》（民族自決と民族団結：ソ連と中国の民族エリート，2020）。
譯者簡介
鍾寧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學士，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曾擔任過報社記者、網路媒體編輯、日商翻譯，現旅居日本東京。本書為第一本日文譯作。
目錄
▌推薦序＿熊倉潤《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華語版推薦序
◎文：平野聰（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科教授）
▌推薦序＿克服學術難關的良著——解析東突厥斯坦遭遇種族滅絕的《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
◎文：楊海英（靜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教授）
▌推薦序＿如何理解中共統治下的新疆民族政治？
◎文：侍建宇（臺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所副研究員）
▌前 言
▌序 章＿新疆（東突厥斯坦）的兩千年
1、新疆地區的起源
2、清朝和新疆
3、中華民國和新疆
▌第一章＿中國共產黨統治之始（1949-1955年）
1、「解放」之名和實際情況
2、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
▌第二章＿作為中蘇對立的前哨（1956-1977年）
1、社會主義化和反右派鬥爭
2文化大革命的動盪
▌第三章＿「改革開放」的光明與黑暗（1978-1995年）
1、文化大革命後重新出發
2、抗議行動的湧現和國際環境的劇變
▌第四章＿鎮壓和發展同時進行（1996-2011年）
1、「伊寧事件」和「九一一事件」
2、加劇矛盾的「西部大開發」
▌第五章＿走向反恐人民戰爭（2012-2016年）
1、進入習近平時代
2、反恐比重增加
▌第六章＿大規模拘禁的衝擊（2016-2021年）
1、「結對認親制度」和職業訓練
2、成為美中對立的焦點
▌終 章＿新疆政策是「種族滅絕」嗎？
▌新疆相關年表
▌後 記
▌中文版謝辭
▌注 釋
▌參考文獻
前言
近年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備受關注，中共將大量維吾爾人和其他生活在新疆的當地穆斯林關押在名為「職業技能教育和培訓中心」的機構，受到國際社會譴責。然而，公眾對新疆的當代歷史並不熟知，迄今為止，中共是如何治理新疆的？又是什麽原因導致中共拘禁當地穆斯林？
新疆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北部，面積廣大，約占全國的六分之一。天山山脈自東向西貫穿自治區的中心，北部是準噶爾盆地，南部是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以西是帕米爾高原，昆侖山脈則矗立在南部。塔里木盆地的中部是塔克拉瑪干沙漠，其外部邊緣則有茂盛的綠洲城市零星分布著。
維吾爾人在這些綠洲城市中孕育了歷史悠久且豐富的文化。在民族上，維吾爾人屬於突厥語族，土耳其人等亦屬同一語系。在宗教上，他們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與中東的伊斯蘭世界有著密切的文化聯繫。由於這些民族和宗教特點，維吾爾人與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和其他民族一起被視作突厥語系穆斯林之一。
除了維吾爾人，新疆還有眾多民族。從北部到東部的準噶爾盆地居住著大量哈薩克人和蒙古人。帕米爾高原所在的西部是吉爾吉斯人和塔吉克人居住的地方，此外，還可以看到烏茲別克人和韃靼人。這些是今天的哈薩克、蒙古、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和俄羅斯聯邦的韃靼斯坦共和國的主要民族。
相比之下，19世紀前移居新疆的漢人數量並不多。從民族構成可以看出，新疆在歷史上被視為「突厥斯坦」的一部分，是一個以突厥語為主的穆斯林地區，這就是為什麽新疆又被稱為「東突厥斯坦」的原因。另一方面，「新疆」這個名稱源於清朝統治下的「新疆」（一個新的疆域或區域）。清朝滅亡後，中華民國繼承了清朝的領土，新疆也就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在經歷了多次政治變革以及後來失敗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獨立運動之後，新疆於1949年被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控制。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於1955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少數民族在中國是指除漢人以外的任何民族，包括占該地區人口大多數的維吾爾人等民族。中共廢除了此前的新疆省並建立自治區，自稱是當地少數民族的「解放者」，將少數民族從國民黨政權、外國勢力、剝削階級等手中「解放」出來，給予他們自治權，試圖獲取支持，穩定中共的統治。
中共以自治的名義大規模培養少數民族的黨員和幹部，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包括將當地的優秀青年送往高等院校就讀，並創造一套培養少數民族黨員和幹部的制度，這一制度仍延續至今。政治鬥爭中雖造成一些少數民族幹部的犧牲，但中共會同時提拔其他少數民族幹部，以維持平衡。藉由在少數民族群體內創造既得利益者，防止他們團結造反。就此而言，中共可說是藉由分裂少數民族群體來維持它的統治。
不過並非所有事情都如中共所意進行。1950年代初，拒絕歸順中共的人持續進行大規模武裝鬥爭。20世紀60年代初，大躍進運動造成饑荒時，許多人逃離中國前往蘇聯。更重要的是，近幾十年來，新疆境內外發生了多起抗議和「暴亂」。 如果中共如其宣傳所說的那樣，「受到少數民族的歡迎、讚賞和愛戴」，理應不會有這麽多事件發生。
中共認為少數民族的不滿是由於地區經濟發展滯後造成的，若推動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此種不滿將逐步得到解決。但實際上，發展政策擴大了貧富差距，加深了某些方面的矛盾。2009年，廣東省一家工廠發生的維吾爾人死傷事件導致烏魯木齊市發生抗議活動，並發展成為大規模暴亂。漢人對維吾爾人的報復行為也時有所聞，民族關係持續惡化的同時，又發生2013年天安門的汽車襲擊事件和2014年的昆明火車站「恐怖襲擊」事件，全國輿論皆把矛頭指向維吾爾人。
習近平對此事態相當重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加強監控和執行「反恐」政策之外，認為有必要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在領導層看來，沒有從經濟發展中受益的少數民族是問題的根源，為了不讓貧困的少數民族成為「極端主義分子」，應採取必要手段。
中共決定把少數民族的普通民眾大規模拘禁在惡名昭彰的「職業技能教育和培訓中心」，中國宣稱這些機構僅用於職業培訓，強調扶貧方面的功能。以職業培訓的名義改變當地穆斯林的信仰，試圖一舉完成扶貧和根除「恐怖主義」。
對於像筆者這樣的外部觀察者來說，被監禁方的感受最為重要。然而與他們的傷痛完全相反的是，領導人強調這項政策完全正確，要把作為「中國人」的共同體意識深植到少數民族的心中，少數民族有望接受職業培訓，重生為中國人，在中國各地的工廠以勞力支持「中國夢」。
中國領導層中是否有來自新疆的少數民族幹部能夠制止這些政策？過去確實有過如賽福鼎．艾則孜這樣的維吾爾人幹部可以向毛澤東表達自己的意見，賽福鼎曾在1970年代擔任自治區最高領導人的職務，然而今天已經不存在這樣的角色。地方民族幹部的晉升存在著「玻璃天花板」，自賽福鼎被解職後的40多年來，自治區最高領導人——黨委書記（過去稱作第一書記）的職位一直是由漢人擔任，也沒有來自新疆的幹部離開自治區而在中央升職，這使得漢人的想法在政策制定、協調和評估階段會被優先考慮。
在本書中，我將書寫中共在新疆的統治歷史，重點放在這些新疆當地民族幹部的地位衰退和來自內地的漢人幹部的權力上升過程。自1949年新疆「解放」至今的70年間，自詡為少數民族「解放者」的中國共產黨，已經轉變為拘禁、並改造少數民族的政治力量。本書將新疆從「解放」至今的歷史作為一部通史來描述。
（本文摘自：〈前言〉）
文摘
〈「伊寧事件」和「九一一事件」〉
◎足球的娛樂消遣被禁
伊寧是1944年宣布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地方（詳見〈序章〉），由於靠近鄰國俄羅斯的邊界，歷史上深受俄羅斯和蘇聯的影響。1980年代開放邊境、恢復貿易，成為通往蘇聯以及之後獨立的中亞國家的門戶，此地商務往來頻繁，也是吸收西方流行服飾的第一線，讓來自內地的漢人倍感驚訝。由於該地區深受外來文化的滲透，中亞哈薩克等國的獨立建國帶來了不小的衝擊，讓一些維吾爾人眼看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可以建國，而他們卻不行感到不滿，政府也對這種「分裂主義」保持高度警戒。
此時伊寧當地政府對一種名為「麥西熱甫」的維吾爾民俗特別警戒。「麥西熱甫」指的是閒暇時的朋友聚會，透過用餐和娛樂加深友誼；當時年輕人的「麥西熱甫」流行以足球作為交流方式，許多維吾爾人藉由這樣的活動加深團結，但也引來政府的戒備。時值「中央七號文件」的頒布，指示要盡快將大規模的突發事件扼殺在萌芽階段。1996年8月中旬，「麥西熱甫」的主辦人阿不都外力突然被捕，足球比賽被禁。
市民開始走上街頭，要求釋放阿不都外力和主張足球的合法性，政府用催淚瓦斯進行鎮壓，逮捕了數百人，至於遭逮捕的阿不都外力而後順利逃脫。根據水谷尚子對相關人士的採訪，阿不都外力在獄中絕食，因極度營養不良被送往醫院，恢復意識後便下落不明，在他潛逃的時候，阿不都外力意識到自己已經無法再逃脫，決定帶頭示威，而不是坐以待斃。長久不滿於民族不平等的當地人響應他的號召，當中有許多是年輕人。
1997年2月5日，發生一場被稱作「伊寧二五事件」的大規模示威活動，這場因政府的對策導致的大規模突發事件，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當初預言的一語成讖。
◎伊寧事件的始末
示威活動持續了四天，衝突到鎮壓的過程中造成多人傷亡。根據內部文件，示威者失控打砸搶的過程中，造成至少198名平民受傷，其中7名漢人平民死亡，不過中國的刊物往往只列出無辜受到波及的平民傷亡情況，而對他們口中的「暴徒」傷亡情況則隻字不提。據目擊者稱，鎮壓部隊向受到圍困的示威者發射高壓水柱，高壓水柱也許聽起來很溫和，但其實在氣溫零下的室外，許多人被冷水沖洗後活活凍死。
事發後，熱比婭立即趕往伊寧，聲稱示威是和平的，並有大約8千人在衝突和鎮壓過程中下落不明。根據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後來發表的報告，維吾爾人受害者中至少有100人死亡，且至少有200人被判處死刑，約4千人被捕。
由於訊息受到管控，確切的數字不得而知，但從水谷尚子的訪問調查中可以看出，事件過程中多人遭到拘捕。根據倖存者的證詞，示威第一天中午被拘捕的700人由於無法收置在同一個地方，被分散到伊寧周圍的監獄，獄中的酷刑難以想像，示威領袖阿不都外力則死於伊寧南部察布查爾監獄的水牢中。
如此重大的事件勢必掀起更大的波瀾。2月25日，烏魯木齊發生三台公車爆炸事件，造成多位平民傷亡。此前不久鄧小平逝世，北京正在舉行追悼會，對反政府勢力而言是對共產黨一舉報復的大好時機，新疆各地襲擊、暗殺、爆炸事件空前頻傳，3月，北京發生公車爆炸案，光是1997年上半年，就有56起後來被認定為「恐怖事件」，造成42人死亡。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打壓變得更加嚴厲，鄧小平逝世後同年7月1日，香港回歸，當國際社會聚焦在中國的國家統一時，政府趁勢加強打壓力度。
◎加強打擊和大逮捕
以王樂泉為首的自治區領導層繼續加大鎮壓力度，對「伊寧事件」後的治安不斷惡化毫不畏懼，這一時期的領導層謹記蘇聯解體的教訓，認為應該對「分裂主義」抗議活動進行嚴厲的鎮壓，才能避免步上蘇聯的後塵；同時「中央七號文件」中，黨中央下令嚴防「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1997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視察新疆，呼籲應徹底打擊「分裂主義」活動。喬石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對要求民主化的學生表達同情的一方，但在新疆問題上，連這樣的人也支持徹底的鎮壓。
王樂泉的領導層寧可濫抓，也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的「分裂分子」，因此擴大「分裂主義」的定義，在打擊「分裂主義」的大前提下，即使當中有人遭到冤枉，也不對幹部問責。毋庸置疑，此時統治秩序的穩定和國家統一的維護，高於個別嫌疑人的人權。
「分裂主義」在這樣定義模糊不清的情況下，鎮壓範圍朝「有罪推論」擴大，即便是長期留在體制內的菁英，在王樂泉底下同樣受到警告或逮捕，尤其是以幹部身分獲取內部訊息的人、與外國有聯繫，涉嫌勾結外國組織策畫「新疆分裂獨立」的人。其中包括當時在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學研究科攻讀博士學位的吐赫提．土亞茲，因疑似與日本勾結而不幸被逮捕。
1998年2月，「伊寧事件」發生一年後，吐赫提在臨時回新疆調查文件時被捕；1999年3月，他被以國家分裂煽動罪及不法取得國家機密罪定罪，被判處11年有期徒刑，而他被定罪的理由不過是影印了新疆檔案館的目錄以及計畫在日本出版絲路相關書籍。當時他的東京大學指導教授組成的聲援小組在仔細研讀判決書後，認為即使從中國法律的角度來看也是誣告。
吐赫提原本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民族委員會的政治菁英，曾擔任賽福鼎的祕書。然而，1990年代後期，賽福鼎已經失去過往日的影響力，無法繼續庇護吐赫提。吐赫提將妻兒留在日本，在獄中度過了11年的歲月，直到2009年2月刑期屆滿獲釋，後於2015年因心臟病發去世。
◎熱比婭的倒台
吐赫提被捕只是其中一例，1999年8月，熱比婭．卡德爾也被捕。身為政協委員的熱比婭對維吾爾人的處境相當痛心，根據熱比婭的自傳，「伊寧事件」後，她對這次鎮壓自行展開調查，將中國的報紙影本寄給了流亡美國的丈夫斯迪克．哈吉．肉孜，還打算與正在烏魯木齊訪問的美國國會代表團會面，就在抵達會面飯店的前一刻，一輛逆向而行的車撞上了熱比婭乘坐的計程車，熱比婭雖死裡逃生，但還是被警察包圍，當場逮捕。
熱比婭被捕的原因應該跟她從政協中獲得情報，試圖揭發新疆的真實情況有關，但是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情報中包含多少國家機密。根據熱比婭的自傳，遭逮捕後，攝影機拍攝到她被下藥昏迷後，警方將一個裝有報紙的信封塞進她的衣服裡再取出的畫面。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說法，熱比婭試圖提供的相關資料只是一份報紙的影本，都是公開資訊。
2000年3月，熱比婭因非法獲取國家機密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不過她未服完刑期就於2005年3月突然被釋放，並以就醫為名轉移到美國。這是美國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訪華之前，中國就已經接受的協議。
此後，熱比婭成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在美國主導揭露維吾爾人人權狀況，土耳其和德國等各地的海外維吾爾團體開始進行整合，2004年成立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過去新疆沒有像西藏有達賴喇嘛這樣的魅力領袖，而熱比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且有知名度，中國將熱比婭釋放到海外可說意義重大。
（本文摘自：第四章「鎮壓和發展同時進行（1996-2011）」）
克服學術難關的良著──解析東突厥斯坦遭遇種族滅絕的《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
歷史學家在撰寫某民族或某地區的歷史、文化、語言和政治的時候，站在什麼立場上，基於何種根據並如何解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維吾爾人的歷史亦不例外。
我從1991年起在東突厥斯坦天山和阿爾泰山進行長達三年的田野調查時，當地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正在動員其御用學者們轟轟烈烈地批判「維吾爾人三本書」。我們做為日本國國家學術振興會調查隊也被迫半強制性地參加了新疆社會科學院舉辦的討論會，親耳聆聽「批倒批臭維吾爾人三本書的憤怒聲討大會」。我們想得到中國痛恨至極的「三本反動書」，儘管當局為了批判而翻譯了這些著作，但整個東突厥斯坦找不到一本維吾爾語版和中文版。我長期以來手頭只有一本《《維吾爾人》等三本書問題討論會論文集》（馮大真主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來側面瞭解維吾爾人的歷史觀，直到2019年日本集廣舍用日本語出版其中的《維吾爾人》（吐爾貢．阿勒瑪斯著，東綾子譯）才一讀為快。
中國稱《維吾爾人》等三本書有以下「主要錯誤」：一是作者否認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事實，居然把維吾爾族和我國古代北方諸遊牧民族及其所建立的地方政權，說成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獨立國家」。維吾爾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它的歷史就是我們偉大祖國歷史的一部分。……二是作者無視我國歷史上民族關係發展的主流，極力渲染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相互敵視，仇殺和吞並的支流，把我國民族關係歪曲成為一部戰爭史。……三是對待我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問題，不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而是完全站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去觀察和評價民族關係中的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馮大真主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2-5頁）。
中國深惡痛絕的三本「反動」書是吐爾貢．阿勒瑪斯的《維吾爾人》、《匈奴簡史》及《維吾爾古代文學》。書名表明，作者認為維吾爾人乃匈奴後裔，傳承的是流行於廣漠無邊中亞世界的口頭文學和優雅的波斯文及察哈台語文學精粹，而與漢語世界文風截然不同；獨特的文化與文明證明維吾爾是中亞民族之一，並不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歷代中國與源自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關係亦是以衝突為主；文明的衝突導致遊牧民族走向他們憧憬的西方開闢天地，匈奴如此，突厥如此，蒙古和滿洲也不是例外。
我們讀了以上的觀點後，會發現維吾爾人吐爾貢．阿勒瑪斯的視角與日本歷史學家杉山正明（《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八旗文化）和岡田英弘（《世界史的誕生》，八旗文化）以及美國「新清史」的學術觀點雷同。吐爾貢．阿勒瑪斯自1970年代起被中國關押7年，無法接觸日美「外國勢力」的著作。他的著眼點完全源自民族自身的歷史觀，也就是維吾爾全民族的共同史觀。維吾爾人的史觀與中亞各民族沒有任何衝突。所謂的三本書問題，其實就是中原漢人與長城外遊牧民族和中亞世界的歷史觀之對立。
那麼，我在此向中文讀者推薦的熊倉潤的《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又是站在何種角度上寫成的呢？從著者在書名上用了「新疆」一詞即可預測到一定的結論。他首先解釋了對中國來講的「西域」和「新的疆域」（簡稱新疆）的戰略意義，並沒有強調該地區主人翁維吾爾人的故土即「東突厥斯坦」一詞的歷史地理學深奧含義。但這並不簡單意味著者是「親華」、「媚中」學者，他是著力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已降的政策變化。分析1950年代的「反民族右派」，1960年代中蘇對峙中的維吾爾人和中亞各國各民族的關係，以及其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導致了維吾爾人的抗議和鬥爭。而中國從來沒有誠心對待「邊疆少數民族兄弟」，一意孤行地採納移民和屯田，集過去兩千年征服異族的暴戾於一代，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就是當今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種族滅絕政策。著者正是通過冷靜分析中國民族政策演變，描繪出了種族滅絕慘況之出現的原因和現狀。
著者在分析表達中國種族滅絕政策時的手法時，與當事人（即維吾爾人）不同。比如說，我與維吾爾人于田克里木共同著作的《種族滅絕的國家：中國的真相》（ジェノサイド国家—中国の真実，文藝春秋，2019年）是先詳細報告種族滅絕的現狀，即關押近百萬人的集中營，強姦維吾爾婦女，控制維吾爾婦女出生率，強行移民等；然後再基於歷史來探討中亞民族與中原漢人之間不可避免的「文明的衝突」。我們不認為中亞突厥斯坦東部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認同中亞民族是「中華大家庭的成員」。很簡單，所謂的「中華」即漢人從來沒有有效統治過長城以外的草原地帶。將突厥斯坦的東部並入帝國系統内的也是滿洲人和蒙古人，而並非漢人。維吾爾人與滿洲人的君臣關係，隨著大清帝國的閉幕而得以解除，接下來的是民族自決的潮流。中國的種族滅絕政策再次證明，各民族的民族自決的目標遠遠未能實現。
聰明的讀者也許發現，如果將維吾爾人一詞換為臺灣，那麼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黨中央對臺政策」。亦即「臺灣自古以來是我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人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等等。如此這般的中共語言不但與歷史事實不符，而且已無法解決國際關係。任何一個「民族問題」其實都是國際關係問題。維吾爾人與中亞各民族同文同種，血肉相連的中亞各國不會無視漢人永遠推行種族滅絕政策。因此，希望包括臺灣在内的中文讀者們以後不要再使用「維吾爾族」或「滿族」、「蒙古族」等中共語言，更不要粗暴地簡略成「維族」和「蒙族」等。這與臺灣人若被稱作「臺族」的話一定不高興一樣。
一個民族的歷史，不可能也不應該當作任何別人的「一部分」來篡改。學者站在客觀的角度撰寫當代史時困難很多，而熊倉潤的著作克服了這一難關，值得一讀。
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返中被捕：各界舆论如何回应？哪些台人在中国被消失？
“没有比出版更应享有自由与人权的权利，没有比出版更具正义的行为。”
2023年5月2日，端傳媒
（端传媒 台湾组 发自台北）
八旗文化出版总编辑富察返中遭秘密拘捕
台湾时间4月20日凌晨，《倾向》文学人文杂志总编辑、作家贝岭于脸书发文指出，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于3月中旬赴中时在上海遭到警方（国保与国安系统）秘密拘捕，情节如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于深圳一般，被“不公开扣留”；而后贝岭以自己的经验为例，呼吁各界救援。
这则贴文意外打破台湾出版界与媒体界因尊重家属低调处理而维持长达一个月之久的共同沉默，也带起了立场不一的争论与猜疑，更形成进退不得的困局。而这些讨论的核心，很大程度包围著富察这个人的身分，及其在台湾建立的出版事业，乃至于出版风格上——中国人、台湾女婿、出版不受中共欢迎的禁书。
1971年生于辽宁省岫岩县的富察，汉名李延贺。拥有中文博士学位，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的他，因与台湾女子结婚而移居台湾，并在台湾出版人郭重兴的邀请下，于2009年在读书共和国集团旗下，打造以“八旗文化”为名的出版品牌。
在出版圈，他习惯以“富察”之名与各界往来，一是呼应他的满人身分认同，二是此名也与他所推广的非汉人中心历史论述结合，恰能透过其名反应八旗文化的出版精神。
在品牌经营初期，当富察还是“李延贺”时，因带有强烈文艺青年色彩，出版品知识性、散文性兼具，例如旅居海外的作家胡晴舫的作品，便是他时常提到的“成绩”。此外，他也引进西方记者所书写的中国题材非虚构写作——先是以何伟的《甲骨文》一书在台湾掀起中国热，而后更透过梅英东《消失的老北京》、欧逸文《野心时代》持续在台湾推广“非虚构写作”概念；甚至也在台湾推介中国优秀的非虚构写作题材，像是纪录片导演张赞波的《大路》，便在台湾获得诸多肯定。
随著出版规模增大，富察始以“旗主”精神为编辑核心，鼓励各编辑发展自己的路线。因此，八旗文化出版书籍从2009年创社开始算起，至今年4月为止， 已有535本出版品，但题材不一，从散文、法国文艺、东南亚史、美军基地甚至奥运问题，都包含在内。但读者比较关注的，仍是历史与中国题材。
在历史题材方面，八旗文化的出版关注一路从清廷制度史、日本右翼史观看中国史、美国保守主义的探究，乃至借由内亚史重塑中国史；最近一波引领阅读风潮的便是《兴亡的世界史》系列的出版。
“就编辑意识、出版重要性来说，《兴亡的世界史》系列以世界史的角度全面检视课纲所缺少的全新史观，才是影响最大最广的。”八旗编辑受访时就曾表示，在台湾每一百人之中，就有一人曾读过一本《兴亡的世界史》，“这种普及度很需要注意。”
在八旗的中国题材方面，被读者暱出版称“阿姨”的中国历史学者刘仲敬所挑战汉文明论述的历史书写，既结合西方与东方历史经验，也探讨层面覆盖中国古今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探讨，立场鲜明，广受“姨学”粉丝欢迎。此外，林慕莲《重返天安门》、何清涟《红色渗透》、裴敏欣《出卖中国》、罗谷《低端中国》等书则是检讨当今中国；包含异议人士余杰的系列出版品在内，由于中国题材事涉敏感，因此作者群皆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美籍华人，或者是流亡海外的中国人。
换句话说，富察虽然出版大量中国历史或中国议题，却非现今中国市场所喜，作为一个中国籍人士，旁人不免因其出版作为，担心他往返中国的安危，但富察总说自己不过是个编辑，不会有事。直至今年，因疫情平缓，已于2013年取得台湾地区居留证的他，为了取得正式公民身份，于3月19日返回中国办理户籍撤销手续，并且探视家人。不料，却于3月21日在上海被中国国安人员秘密拘捕。
绝大多数人皆认为，是八旗文化出版品让富察踏入险境，例如美籍华人裴敏欣所著、揭露中国官场贪腐的《出卖中国》，日本法学博士熊仓润以遭中共支配70年的新疆为题材的《新疆》。
据了解，因时值前总统马英九赴中祭祖，家属曾请求马英九的协助，亦有向国民党求援，皆无下文。又富察处于“失联”状态，家属及八旗文化在未得到明确讯息前，仍抱持著“乌龙一场”的希望，被动等待富察回讯息，因此，即使消息已经散开，包含李敖之子李戡于脸书上嘲讽其为“中共卧底因任务失败被捕”，家属与出版社都克制静默，不予积极回应。
直至4月20日，贝岭在脸书上的呼吁，划破这集体沉默，异议作家廖亦武也在社群网站上表示，台湾政治文化界无论立场为何，都不应该觉得事不关己，抱持可耻的沉默，否则会被整个自由世界瞧不起。
台湾负责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则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以“尊重家属意见与想法，不便公开”，回避谈论细节，仅表示与家属保持密切联络，且“人是平安的”。
最初，众多文化人对贝岭的“横空出声”感到愤怒，认为其无视家属的心情，恐置富察于险境，故贝岭也在家属与出版社要求下撤文；但也有熟悉中共政权的八旗作者、富察友人，在事情已被公开的情况下，发出连署声明，表示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无罪”，并要求中国当局早日释放富察。
连署发起人之一为前八旗文化主编、与富察共事多年的王家轩。消息公开后，王家轩便酝酿连署，并于22日于脸书公开连署名单。最初有包含汪浩、矢板明夫、王丹等以研究中国的学者、作家、记者为主要连署成员，约有40人参与。
王家轩受《CNN》采访时坦言，每当富察回到中国，他和其他朋友都会担心他的人身安全。王家轩表示，富察致力于他的工作，并渴望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历史。“他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是学术性质的，并且已经在公共领域公开了。”
李敖之子李戡先是在富察“失联”之初，便在脸书暗示他被抓，直至贝岭公开消息后，连发数文，指控富察为中共派来台湾卧底的间谍，方能在出版多本禁书的情况下，往返中国，而此次被捕，系因“任务失败”被惩治；包含李戡在内，还有许多网友认为，富察之所以能往返中国，是有靠山，如今可能因为靠山倒了，才会被处理。
但绝大多数人皆认为，是八旗文化出版品让富察踏入险境，例如美籍华人裴敏欣所著、揭露中国官场贪腐的《出卖中国》，日本法学博士熊仓润以遭中共支配70年的新疆为题材的《新疆》，此外，还有矢板明夫多本作品，都有可能挑起中共政权的敏感神经。其中今年出版，并举行多场宣传活动的《新疆》，恐怕是引爆点，台湾媒体亦透过对台湾官方的采访，证实这一点。
然而，由李戡所发动的“阴谋论”仍然产生影响，并让更多与富察相熟且了解中国的媒体人（如胡采苹及李志德）卷入“澄清”与“解释”此怀疑的风暴；而其他与富察有往来的工作伙伴，则持续谈他们认识的富察，间接反驳指控，并斥之为“诛心之论”。
出版界咸认：富察在出版界拥有好人缘，他对知识充满热情，个性直率单纯，因此，认识他的朋友，对于“扣帽子”的阴谋论，都不予认同。八旗文化编辑们甚至各自发文表示富察是什么事都冲第一、对出版充满热情跟想法的总编，也是个有肚量、充分信任下属、充分授权下属的主管。
包含八旗作者何清涟在内，几位作者与出版人都认为要趁这个机会好好讨论并面对问题。何清涟认为，惩罚富察是中国政府想借由寒蝉效应吓阻台湾出版界，但北京显然没考虑到，抓捕富察将起到反作用。出版人颜择雅甚至直言：“八旗出版总编辑富察在中国失联，是一定会影响台湾（还有华文世界）阅读选择的。”
颜择雅表示，我们根本不知他被找麻烦是为了哪一本书，也不知中共是不爽出版本身，还是纯粹想搜集作者资料，想透过审讯出版人，并查扣其手机，看看有什么资讯是情报单位可以运用。“这会造成寒蝉效应，让不少台湾出版人在决定要不要出版中共可能（重点是可能，不确定）不喜的书时，要多一层考量。”
“当然台湾这边还是会有出版人为华文世界守住出版自由最后一个堡垒，继续出中共不喜的书。”颜择雅进一步说明看法：“但这种出版人会变少，那代表书稿与书稿之间的竞争会变剧烈，有些本来有出版机会的书，将来就没有了。”
在这股讨论声浪下，八旗文化却于4月23日，即作者连署公布隔天，发出声明，表示立场与家属相同，不会有回应，至于其他衍生的言论，也不代表家属与出版社立场，“我们等待富察平安归来。”
八旗文化选择静默，而读书共和国大家长郭重兴亦回避媒体约访，只说此时仍不宜发表意见，而这也是尊重家属意愿。
出版与知识界则有不同声音。作家卢郁佳发文表示，各出版社应该告诉各国出版社、记者、学者、作家、政治人物，在社群网站上或受访要求放人，救援异议人士要做这些。至少让和他版权往来的各国出版社、作者知道竟然出了这种事，他们再来判断自己应该做什么。“结果八旗出声明给讨论关了静音。”她认为，一个人被抓，全体社群精神上也被抓，反应好像已经沦陷了一样。因为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希望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台湾出版界与文化界表态都算节制，也没政治人物出来开记者会，最重要原因当然就是家属选择低调。这当然是希望让事情有转圜余地，最好到头来只是误会一场。要不然，富察的事情其实是让台湾文化界很震撼的。”出版人颜择雅从消息曝光后，便持续在脸书发表意见，并认为：“目前这种声援的声量其实不正常，原因是家属不想出面。但愿，这种克制能换来好的回应。”
直至4月26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证实富察确实被国安单位逮捕，“李延贺（富察）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我们会依法保障他的权益。”
此言，等同于确认了富察被捕且被调查一事为真，中国内部也释放各种言论，指控富察造反。
然而台湾官方与舆论仍因家属所愿，处于被动等待的状态中。至今不见下一步动作。
富察被捕之后，媒体曾以“寒蝉效应”描述其对台湾出版可能造成的影响与效应。时至今日，除了颜择雅，仍无出版界大老为这件事发言，而八旗文化编辑则透露，原本将于7月出版的新书，因住在中国作者深怕受到牵连，忍痛收回书稿，撤回在八旗的出书计划。
“这难道不就是自我审查吗？”这位编辑忍不住感叹：这本新书跟现代几乎没有连结，但作者会怕自己被牵连，虽能同理，但除了同情他的处境，也会更害怕我们的出版自由就这样无形中被限缩了。
针对富察被抓，台湾官方及各界舆论如何反应？
台湾官方陷被动回应
中共想借此达成恐吓目的，展现其对台湾的打压，建议台湾人前往中国大陆需注意风险。
就在中国国台办证实富察于中国被捕，正接受调查的同日，台湾官方也在国会及活动现场，被动回应此事。
相较于消息公开时，陆委会的保守回应，陆委会主委邱太三26日，在内政委员会接受民进党立委黄世杰质询时表示，从杨智渊、富察的案件来看，中国大陆绝非民主自由人权国家，甚至可以长臂管辖到台湾，近来的案件一个从事政治活动、一个做出版的，这在台湾是稀松平常的事。他说，中共想借此达成恐吓目的，展现其对台湾的打压，建议台湾人前往中国大陆需注意风险。
邱太三也透露，富察的母亲、妹妹与妻子都有被接触、被警告，如有新情势的改变，会和家属商讨、尊重家属意见。
国安局长蔡明彦同日在立院交及国防委员会答询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质询时，证实富察被捕，政府部门的情报掌握：富察是在3月19日前往中国，3月21日遭到上海地区的国安人员约谈，随后失联，理由是违反国安法。
海基会董事长李大维则于“辜汪会谈30周年”活动上指出，富察与杨智渊两个案子很敏感，他无法保证案子会持续多久，但政府与海基会一定会有所作为。李大维也表示，有些事就像跳探戈，要两个人而非单方面积极，需要两方都非常认真、非常努力才会有成果。
台湾政党与民意代表的反应冷淡
人类的历史证明，专制极权的手可以抓捕、凌虐自由灵魂，但却永远无法阻挡追求自由的精神。
相比台湾官方的被动回应，民进党不分区立委范云在消息传出的第一时间，就在脸书发文呼吁关注富察消息，她直指对抗中共的蛮横与粗暴，只能凭借公众的关注与国际压力。
范云表示，人类的历史证明，专制极权的手可以抓捕、凌虐自由灵魂，但却永远无法阻挡追求自由的精神。她说，台湾作为抵挡中共极权扩张的第一线，会继续作为民主灯塔，替所有自由灵魂点亮回家的路。
但除了在立法院提出质询，执政党民进党及其民意代表并未多发言，各政党中，只有在立法院仅有三席席次的时代力量，对富察事件主动发声。
时代力量发言人余佳蒨表示，从李明哲、李孟居到近期的富察、杨智渊，这些台湾人在中国遭到滥捕只是冰山一角，目前仍有上百位在中国无故被失踪的台湾人，至今下落不明。余佳蒨还指出，中国从共机扰台、环台军演、制裁台独顽固份子，到现在大动作滥捕无辜民众，目的就是在散播恐惧、迫使人民噤声。
时代力量呼吁社会持续关注，也会全面支持政府向中国了解被关押台湾人现况，并提供家属必要协助。
国民党则不发一声。据闻，在前总统马英九3月27日返中祭祖出发前，马英九办公室已获悉此事，端传媒向马办查证，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以书面回复，马办并未直接接获家属联系，而是台北市文化局长蔡诗萍致电向他请教此事，他建议可循双城论坛反应。
萧旭岑表示，出访前后，他均未向马英九前总统报告此事，对此事后续情形，并不清楚其间经过。
熟悉中国的海外知识分子齐发声
中国的压制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阶段，这次的拘束传达中国不能容忍任何和它相异的叙事。
相较于台湾文化界的微弱声量，中港人士乃是日本人的评论强烈而即刻。
除了异议份子贝岭、廖亦武在4月20日立即出声呼唤救援外，中国民运人士王丹，与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亦有发表意见。
流亡的中国民运人士王丹认为，富察出版的书虽然令中共不满，但“危害国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中共抓捕富察的真正目的就是恐吓台湾人。
王丹说，他要再次劝告台湾人，除非很有必要，非去不可，否则应当尽量避免前往中国。他说，不要以为你不牵涉政治就没有关系，中共是人质外交的惯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要抓台湾人，不会管你是否牵涉政治。
《卫报》（The Guardian）将此次富察被捕，与2015的铜锣湾书店事件并提，该书店以贩售中国的禁书闻名。当时，包含老板林荣基在内的五名员工在不同地方被捕、拘留于中国，其中桂民海至今仍在狱中。林荣基后来被释放后逃至台湾，接受《卫报》访问时，他表示，不论富察是否要放弃中国身份，中共政府都将他视为中国国民对待。
林荣基认为，从中国角度来看，他们认为你是来自你出生的地方，而富察在台湾出版了一些书籍，违反了他自己国家的法律，这是一个严重的情况，出版这些书是有风险的。林荣基对《卫报》说，富察被捕对其他台湾出版商是一个重大的警告。
旅美华裔作家余杰针对富察被捕一事，连日在脸书上发文感叹：“从来没有见过像富察这样对出版有如此可以称之为狂热的热忱的出版人。”余杰曾劝在帮自己编辑新书《一九二七：反共之年》的富察不要去中国，却阻止不了憾事发生，但也感谢台湾的出版自由：“祈愿不要重演此前的悲剧，希望台湾出版界不要因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在八旗文化出版《没有墓碑的草原》等书的日籍蒙古作家杨海英，在推特声援富察：“没有比出版更应享有自由与人权的权利，没有比出版更具正义的行为。祈愿八旗文化出版的富察先生能早日获释。”
杨海英亦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专栏指出，希望日本的出版界和学者们能够发声、为富察争取获释，如果不这样做，日本的出版界和学术界最终也可能受到中国的干预。
日本产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除了参与连署，在事发后也于脸书表示，富察的被捕说明中共已经手伸到了台湾的言论与出版自由的领域。据矢板明夫了解，富察曾在三年前为了换身分证回中国而后安然无恙归来，不过这几年中国环境发生巨变，“过去没事、现在有事”是常有的事情。
作为八旗文化的作者，矢板明夫表示，富察领导的八旗出版社在中文出版世界里一直持续为海外自由派发声，作为一面捍卫言论自由的旗帜，中共可能是想透过秘密羁押富察，达到寒蝉效果。此时台湾社会应该团结，坚决捍卫台湾的主权和自由。
今年透过八旗文化出版《新疆》一书，而被认为是富察肇祸原因的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国际政治学科副教授熊仓润，也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中国想借由关押富察造成寒蝉效应，不过这在他看来适得其反：透过拘束无辜的人，只会让中国的形象更加恶化，对于在中国以外的人来说，八旗的出版作品是客观的学术研究，不是针对中国有任何动机而出版的。人们会觉得中国完全缺乏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气度，这会加剧人们对中国的疏离感，甚至离开中国。
熊仓润认为，中国的压制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阶段，这次的拘束传达中国不能容忍任何和它相异的叙事。有人认为富察被拘束和过去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类似，不过台湾并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实质统治，当然也拥有出版自由。但现在中国拘禁从事学术出版工作的人，这显然比以前更加严厉，中国可能扩大对于台湾的打压，这对于日本而言并非无关紧要的事情。
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出版不是犯罪
“出版不是犯罪，拘留富察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
对于富察被抓一案，提出呼吁与声援的非政府组织，多是捍卫言论自由权的团体，包含无国界记者组织和美国笔会。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呼吁立即释放李延贺。该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在声明中表示，“无国界记者组织对李延贺被拘留感到震惊，他是中国最后一批仍敢出版批评政权的调查性书籍的出版商之一。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提供有关他下落的详细资讯，并确保他能够返回他在台湾的家人身边，不再拖延。”
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自201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开始了对新闻业的打压，在无国界组织的报告《中国新闻业的大跃进》中，详细介绍了北京如何竭力控制境内外媒体和资讯。
声明也提及，在2022年无国界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5位，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和新闻自由维护者的追捕者，至少有114人被拘留。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的美国笔会（PEN America，简称PA），于国台办证实富察被捕当日发表声明，强调“出版不是犯罪，拘留富察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富察，并肯定富察出版中国异议人士书籍和西方作家译本，让读者能够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与观点。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4月28日发布一张书本内容被模糊的图片，直指富察的失联与2015年铜锣湾书店员工在中国失踪后认罪的事件相似，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新闻媒体与异议的打压。
曾遭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关押五年、终在去（2022）年返台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于个人脸书上表示，中国以拘捕富察作为恫吓手段，目标在打压台湾的出版业及言论自由的价值，这类事件不会因为社会息事宁人就停止。但他也提醒，每个家庭有选择处理的方式，社会应该尊重富察家属的决定与判断。
李明哲认为，人们苛责被害者的错误思维，反忽略了中国政府将黑手伸进台湾出版业的严肃事实。他更近一步提问：“当中国政府舍弃私下施压的隐晦方式、改以公开恐吓威胁台湾社会时，我们该如何反应？”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逸翔亦有参与连署，并就此事在《思想坦克》上撰文指出，“这起涉及侵害人权强迫失踪案件，或可说再次印证中共暴政的本质”。施逸翔点出过去台湾公民遭中国扣押的案件：2012年的钟鼎邦事件、2017年的李明哲事件与2019年的李孟居，揭示台湾公民“被失踪”的状况并非首例。
施逸翔认为，亚太地区应建立以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为框架的人权保障机制，透过公开资讯的流通与完善的救济机制，串连台湾、香港、日本、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处理曾在中国被强迫失踪、侵害人权的跨境个案名单，进一步采取相关救援行动。
他在文末再次呼吁，当人权事件发生时，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去质疑受害者、甚至批判家属的应对方式，而是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暴行，提出严厉谴责。
国际舆论关注：富察被捕或成两岸新考验
“如果我害怕中共，我将如同行尸走肉，因为我将失去生命最珍贵的东西：真理、正义和爱。”
两岸关系与中港台人权，是外国媒体关注的重点，富察被捕一事，陆续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指出，富察被捕，对于两岸原就紧张的关系，可能成为一项新的考验。报导说，北京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必须接受与中国统一，但多数台湾人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他们厌恶习近平的威权统治。纽时认为，富察被大陆拘留期间，台湾当局可能很难与他联系，因为目前两岸关系紧张，而且他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报导，在中国政府宣布富察被捕的同一天，中国国民代表大会通过扩大反间谍法的修法法案，这可能会使指控外国人从事间谍活动变得更加容易。这项修正将于7月1日生效。
西北大学媒体法律和政策倡议的主任魏森豪斯 （Doreen Weisenhaus）评论，这些修正案可能被用来针对外国记者，而记者与企业很难知道这些新法律会带给他们什么麻烦，这是中国法律与法规的“标准”，也就是模糊性，以便在利用这些法规时，带给执法者最大的灵活性。
读书共和国虽无发表意见，但《卫报》也向水准书店老板，亦是读书共和国投资人曾大福询问意见。曾大福经营位于师大商圈的水准书店已十数年载，水准书店主要贩卖历史与政治相关书籍，以及各式翻译书，他不仅卖书给学生，也卖书给台湾总统蔡英文。
曾大福说，自己与妻子很了解富察，“富察很善良，想出版好书，但在中国很难，因为有审查制度。”
曾大福认为，自己与富察的工作，是将教育材料传递给年轻世代，让民主得以延续。“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承担风险，以确保下一代人的安全，”他说。“如果我害怕中共，我将如同行尸走肉，因为我将失去生命最珍贵的东西：真理、正义和爱。”
富察案衍生讨论：近年有哪些台湾人在中国被捕？
2023年3月，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于全国人大会议进行工作报告，提及去年因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入狱的“犯罪份子”时，被视为台谍的施正屏及李孟居都列名其中。
在富察遭捕前，2017至2023年间，台湾人前往中国大陆遭捕且消息见报的，另有2022年杨智渊、2019年李孟居与郑宇钦、2018年施正屏，以及2017年的李明哲等人。
端传媒向陆委会询问至2022年底，有多少名台湾人在中国被消失，陆委会以书面回复，经海基会统计及受理国人历来在中国大陆失踪陈情案，大多涉及在中国意外亡故、债务纠纷、经商失败、感情因素或涉一般犯罪等，其中少数因涉政治案件遭关押或逮捕。
陆委会说明，由于并非每一个案均会向政府寻求协助，且部分案件家属希望低调处理，因此政府不便提供相关细节资讯。
杨智渊
现年33岁的杨智渊，创办台湾民族党并担任副主席，该党以“推动台湾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并加入联合国”为纲领。
去（2022）年8月3日，杨智渊遭中国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以“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被实施“刑事拘传审查”，时任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台独份子采取措施，凡事以身试法的台独顽固份子“都逃脱不了国家法律的制裁”。由于恰逢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之际，令台湾社会舆论认为系为北京当局恫吓之举。
本月25日，中国温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分裂国家最正式批准逮捕杨智渊。
杨智渊2008年曾加入民进党，2011年7月创办台湾民族党，2014年，杨智渊另与友人组成“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与被视为统派政党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面谈合作。2016年，杨与中华统一促进党前往上海市，并与南京市长、上海副市长会面。2019年，杨智渊以双重党籍的身份，代表“一边一国行动党”参与2020年新北市第九选区立法委员，最后仅获900票。2022年1月，杨智渊出境前往厦门，超过半年并未返台，最后一次传出消息是8月3日被捕。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旗下的《检察日报》则以百字略以报导：“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杨智渊涉嫌分裂国家罪一案，由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侦查终结，移送温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温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杨智渊批准逮捕。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对杨智渊遭中国当局逮捕，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强调，中国国家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台独”分裂分子刑事责任，是进一步敲响严惩台独分裂势力的警钟，任何以身试法者都难逃国家法律的制裁。
李孟居
2019年8月20日，屏东县枋寮乡乡政顾问、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李孟居在反送中期间前往香港及深圳出差，李从深圳皇冈口岸出境到香港时，受中国海关检查行李而被注意并被扣留。枋寮乡长陈亚麟此前对媒体提及，李孟居关注反送中运动，曾于18日传给他一张反送中现场照片。
其后，中国指控李孟居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而受调查，并于2019年10月31日，广东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批准，李孟居因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深圳市国家安全局依法逮捕。随后李孟居被指控为台湾间谍，遭判刑一年10月、且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李孟居还于2020年10月11日于中国官媒《央视》节目“焦点访谈”中“认错”。节目称，李孟居拍摄在粤港边境集结的武警照片、影片并传给友人，此为“秘密级资料”。
对中国的控罪，李孟居亲友则声明，李孟居拍摄所谓的解放军集结地点，是在入住的旅馆高层楼，不解这样的照片为什么是“国家秘密”。家属质疑，在网路上搜寻“深圳湾武警集结”，已有大量中国党媒、官媒、及世界主要媒体公开且清楚的新闻图片。
2021年李孟居服刑期满出狱，却因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被限制出境。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剥夺政治权利属于“附加刑罚”，适用对象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无期徒刑及死刑犯等。被剥夺权利包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剥夺政治权利之刑期，从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日起算。
郑宇钦
除李孟居外，《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一连三天播出的“台谍案”中，另宣称台籍人士郑宇钦、施正屏及蔡金树都是台湾间谍。节目称他们以两岸学术交流为名义，搜集套取中国内部资料，并让他们在萤幕上对著“祖国”认错与忏悔。
郑宇钦也是“认罪”的其中一人。
2019年4月，曾于捷克任教的台籍学者郑宇钦在入境中国时被捕，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以涉嫌间谍罪起诉郑宇钦。“焦点访谈”指控，曾任查理大学教授的郑宇钦是民进党员，其在捷克期间与“驻捷克代表李云鹏”牵上线，更多次替驻捷克国安人员撰写文章。
节目称，郑宇钦数度出入中国，试图吸收中方学者，并于捷克为台湾情报单位策反中方人员。节目也提及，郑宇钦曾担任民进党前主席卓荣泰的助理。对此，卓荣泰出面否认，指自己完全不认识郑宇钦，更没有这个助理。
依据资料显示，郑宇钦曾于2004年申请加入民进党，但因未依规定缴纳党费，后于2008年自动退党。台湾外交部欧洲司长姜森澄清，郑宇钦并非查理大学教授，外交部也没有李云鹏此人，而郑宇钦旅居捷克的2005年至2018年间，经常公开推广中国一带一路政策，并推动中国与捷克关系，证明中国的指控是刻意捏造、别有企图。
郑宇钦在《央视》节目中“认罪”后，此后再也没有公开资讯。截至2023年5月，目前郑宇钦司法进度不明。
施正屏
前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施正屏2018年8月传出在中国失联，2019年证实被关押在北京，但并未向台湾通报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2020年10月，“焦点访谈”节目中，施正屏现身镜头前“认罪”。节目称，施正屏“打著两岸学术交流的旗帜”，先后向台湾情报人员介绍多名中方涉台工作部门人员。
2020年11月25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遭中方指控涉及间谍案的施正屏，已于24日被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法院一审依间谍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没收人民币两万元财产。
2023年3月，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于全国人大会议进行工作报告，提及去年因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入狱的“犯罪份子”时，被视为台谍的施正屏及李孟居都列名其中。
蔡金树
蔡金树为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2018年7月20日在厦门失联。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表示，蔡金树的亲友曾于2018年8月底向海基会陈情指出，蔡前往中国福建省泉州市参加两岸食品交易会，入住厦门某饭店，翌日退房后即失联，海基会立即去函中国海协会协寻，并透过管道多方查询。
2019年9月25日，时任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蔡金树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2018年7月被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审查，并强调已通知蔡金树的家属，不存在失联的问题。
在“焦点访谈”中，蔡金树对镜头“忏悔”，说自己“在大陆二十几年了，一来就追随前辈从事两岸交流，但却被情报局利用，作出危害大陆国家安全的行为，这是我始料未及，也是很后悔的地方。”央视旁白指出，蔡金树已于同年7月被法院判刑四年。
实践大学企业管理学系讲座教授江岷钦在政论节目“少康战情室”中透露，蔡金树是“蓝到底”的人，多次在《中评社》发表意见，对蔡英文政策加以批评质疑，一样被关。
李明哲
相较前文被指控为间谍并遭审判关押的台湾人，2022年4月13日服刑期满的李明哲，现已返回台湾。
2017年3月19日，任职文山社区大学、从事社区推广教育工作的李明哲从澳门入境中国时与友人失联，随即失踪。在台湾民间团体的奔走与大动作施压下，10天后国台办才对外证实，
李明哲遭中国官方以“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由拘留。
李明哲在被拘留期间，前后传出李涉嫌“间谍罪”、“嫖妓”等罪，而后在其妻李净瑜的奔走下，前往美国争取国际奥援，出席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控诉中国戕害人权，并拜会国际人权组织，在一系列国际舆论施压下，李明哲最终于2017年9月11日于湖南省法院开庭进行公开审判，最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力两年，成为台湾首位因该罪名遭判刑的公民。李明哲随后被移送湖南赤山监狱服刑。
根据李明哲表示，当时他是透过微信，与中国友人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事务，并援助中国的政治犯与其家属，包括寄书、寄送物资等。他每年固定前往中国拜访友人，并到当地观看援助工作落实情况。2017年李明哲依照往例前去中国时，于珠海入境之际被逮捕，随后押解到广州的指定地点且限制住居，遭“秘密关押”两个月。
富察案衍生讨论：中国籍配偶入籍台湾程序为何？
陆委会强调，取得在台定居许可的中国籍配偶，依台湾规定须缴附注销在陆户籍相关证明文件，但政府从未要求当事人“必须亲自返中办理”。
富察与台湾籍妻子结婚后，2009年依亲前往台湾定居，并于2013年取得台湾居留证，但仍未注销中国户籍。八旗文化前主编王家轩在脸书发文提及，富察原本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已申请并获得中华民国国籍，富察此次返中即是要放弃中国籍。台湾社会也质疑，富察是否因台湾对中国配偶的入籍政策要求导致被捕。
陆委会强调，取得在台定居许可的中国籍配偶，依台湾规定须缴附注销在陆户籍相关证明文件，但政府从未要求当事人“必须亲自返中办理”。陆委会指出，如个案基于特殊因素或人身安全等考量，以至于不宜返中办理相关证件者，政府主管机关应会衡酌个案特殊状况提供适切的咨询与协助。
端传媒进一步询问陆委会何谓“适切的咨询与协助”，陆委会以书面回复表示，政府会综合审酌个人返陆之风险性，经由专案协助当事人以适合的措施来取代提供相关证明文件，避免让当事人以身涉险。
据《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第30条第7项规定，申请定居的大陆地区居民应备齐“丧失原籍证明之公证书”。而若中国籍配偶要取得台湾身分证，必须先依亲居留满四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可申请长期居留；长期居留满两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可申请台湾定居证，并申请初设户籍登记即可申请国民身分证。
陆委会曾说明，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相关子法规定，中国人民申请定居时应缴交丧失原籍证明，未能于申请时缴付者，经具结后移民署会先核发定居证，当事人应于许可定居之翌日起算三个月内缴付相关证明文件。
去年12月，一名中国配偶YouTuber“焦虑主妇 Lia”上传影片透露，她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后，返回大连办理注销原籍程序，后续却遭当地官方以“系统问题”拖延取得返台所需的“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大通证）而无法回到台湾。
当时陆委会亦表示，政府已掌握相关讯息，并已透过管道与当事人保持联系。不过就在“焦虑主妇”上传影片引发大量关注后，她又另传影片澄清是自己没弄清楚定居、探亲签注办理时程不同，加上疫情影响，误以为时间遭延误，后续已取得证件返回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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