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因違反租約，法院裁定欺詐罪成，判刑五年九個月，立即引起國際輿論嚴厲指責審判不公不義，北京及香港當局則還以顏色，猛烈抨擊外國勢力粗暴干涉內政。其實孰是孰非，答案就在判詞，主審法官若是解說不清，惹人疑慮，最後講不好香港法治的故事，便難辭其咎了。
問題首先是刑期長短。法官陳廣池指出，欺詐罪沒有判刑指引，一切視乎案情。這樣說，不是減輕反而是增加他解說的責任，因為需要根據案情，仔細論述黎智英判刑五年九個月的依據，而非單純援引規則。奇怪的是，法官說判刑沒有指引後，便提出以五年為量刑標準，由於被告沒有「實則（質）求情」，因此第一項罪判刑五年，但何以不長不短是五年，法官沒引案例也沒有解釋。
判刑沒指引， 不等於沒依據、沒比較，便能令人口服心服。網上追查一下，判刑六年左右的欺詐案，騙取款項都過千萬。例如，一位公司董事以虛假文件騙取兩間銀行1900萬元（2021年11月）判刑六年。另一宗是，地產代理促成兩宗物業買賣，先將物業轉售自己名下公司，再抬高價錢，欺詐買家多付1500萬元，最後判刑六年半（22年8月）。
反觀黎智英，其私人公司未經許可，在科技園批給《蘋果日報》的用地內設置辦公室，據官方估計，他因此會少交二百萬元租金。黎智英案涉及金額只及上述兩案的少部份，何以得到類近的判刑？若如法官所說，黎的欺詐行為會打擊科技園的工業邨政策，影響（土地）市場運作，因此加以重罰，那麼上述兩案，一者挑戰銀行制度，一者衝擊地產代理制度，而且涉及金額是黎智英案的七至十倍，如今只判六年至六年半，豈非輕判？
沒比較，沒傷害。涉及金錢利益幾百萬的案件，判刑都遠輕於黎智英。例如，一名警司通過購屋貸款計劃，購入單位後出租，訛稱供家人自住，詐騙政府及銀行貸款六百萬元，期間並收取租金116萬，最後只判監18個月（21年11月）。另一宗如健身教練訛稱協助客人退回課程費，騙取410萬，判刑三年四個月（22年11月）。他們得到的刑罰都不及黎智英，是否法院認為科技園比政府購屋貸款計劃、銀行樓宇按揭制度、消費者權益等等，更值得更需要保護，因此必須施以異常巨大的懲罰式判刑，以起阻嚇作用？還是警務人員、地產代理、公司董事、健身教練、傳媒大亨等等背景差異，才是判刑輕重的關鍵？
不錯，陳法官是看中黎智英的傳媒背景而施以重罰。他直言，黎智英未經科技園許可，擅自佔用地方，正是「濫用他的傳媒形象作為『保護傘』，使科技園不敢『貿然行事』」，所以需要加刑。不過，這樣說不是不知所云，就是毫無根據。
試問：傳媒形象是市民腦海中的觀感和印象，如何可以拿別人對《蘋果日報》的印象用來做護衛自己的「保護傘」？濫用傳媒形象究竟指黎智英做過甚麼，又甚麼才是正常用途？再者，「貿然」的意思是輕率冒失、考慮不周、不明方向等等，科技園不敢「貿然行事」，是合理的處事態度，有何值得陳法官批評？傳媒形象（暫且不論他指甚麼意思）若可使科技園不「貿然行事」，是否應該得到嘉許，而不是加刑呢？
就當陳法官沒說清楚的意思是，傳媒機構令人覺得難以輕易對付，因此即使科技園起了疑心，也不會輕易行動。很明顯，傳媒從來沒有享有多於法律賦予的權力，《蘋果日報》也不例外。其他人不冒犯傳媒是考慮法律多於一切，不是傳媒有特權所致。若說科技園懷疑黎智英出問題，卻不敢採取行動，那是科技園而不是黎智英的責任，要追究的是前者，不是後者。更何況，法官若毫無根據，只是大膽假設並無實證，便指科技園該行動也不敢行動，亦等同指責它失職，真不得不佩服陳法官竟可身體力行，親自示範何謂「貿然行動」。
在判詞的最後一段，陳廣池法官強調案件是「一宗簡單的欺詐案」，奉勸大家勿扣「政治帽子」，因為法庭是審訊傳媒大亨而不是針對新聞自由。但當黎智英的刑期無法圓滿解釋，更正因他是傳媒大亨，法庭要他孭上並不存在的濫用傳媒保護傘的責任，因此得接受更重的刑罰，那麼今次審判被公眾誤解為政治審判，也是法官自招嫌疑，與人無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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