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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5日星期四

高胜寒:余英时精神的时代价值

华夏文摘 发表于 

中国人赞美一位有福报好人的谢世为寿终正寝,余英时老师就是如此:2021年8月1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家里,于睡梦中与世长辞,魂归天国,福寿双全,享年九十一岁。



余英时是中国现代最后一位绅士,也是最后一位具有真正良知的知识份子。

1969年年尾,美国学术界发动了一场,什么叫做知识份子的讨论。《时代杂志》为美国的知识份子,定下了四个特征性定义:

第一,有领域性专长的人,可以称之为专家,但不能称之为知识份子;

第二,有学位的人,可以称之为学者,但不能称之为知识份子;

第三,知识分子必须拥有独立思想的社会人格,不哗众取宠的独立见解,不献媚权贵的独立傲骨;

第四,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是一位坚持真理,虽千万人吾独往矣的当代社会与政治批判者。

如果用这四个标准,来盖棺论定余英时,那他可以当之无愧,可以堪称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余英时著作等身,著有中、英著作五十九本,論文四百餘篇,学术成就,固然傲视当世,但能够彰显他独立知识分子精神和人格的,则是他的人文胸襟,那种不与邪恶妥协,不与乡愿和谐的批判精神。

凡是和余英时交往过的朋友,都不会陌生他对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的厌恶和反对,尤其是对习近平的鄙视,可在他直接用"国家之贼"来呼之中,看得出来。

在余英时看来,国贼习近平,表面上大喊反贪污腐败,实际上他和他的家族,就是中国最大的贪污腐败犯,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无官不贪,无官不坏,无官不烂,无官不腐败。

国贼习近平,高唱全面依法治国,但他却修改宪法,让自己去当万年皇帝,否定宪政,铲除异己,党国不分,公司难辨,无法无天,达到历史新高。

国贼习近平,到处强调爱国,但他自己却是中国最大的裸官,全家都是外国国籍。

这么一个祸国殃民的国贼,要大丈夫余英时去尊重他,和谐他,赞美他,有可能吗?

余英时在《习近平焚书坑儒》中,批评国贼习近平的残暴和愚昧说:

"今天这个焚书坑儒,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时代变了,我们今天没有书了,主要是在网络、媒体上。用不着烧了,也不能烧,所以它就是用禁止的办法,完全取消,让你不能出现,这就是现在新的焚书。

坑儒呢,就是把你抓起来。现在是: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说话,只要是有什么妄议中央之类的,就可以把你关起来。

就是在网上说话,彼此聊天,他听的不满意的,也把你关起来,这就是新的坑儒。

这个新的坑儒,新的焚书,毛泽东己经超过它了。他觉得秦始皇不行,只坑了四佰多人,烧书也没有烧光,毛泽东比秦始皇厉害的多了。

没想到毛泽东死了以后几十年,又来了一个新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现代的秦始皇 — 习近平。

习近平现在在焚书与坑儒两方面,都比毛泽东厉害得多。他对言论的控制,自从他上台以后,连胡锦涛时代、江泽明时代的那一点点言论自由,都没有了,也没有人敢说不同的话了。

那时候,还可以说一点不同的话,说完了,听到了党不高兴你,但还不能马上就抓你。现在是利用各种新的法,只要我听不惯,就把你抓起来,关起来。所以维权律师一直很倒霉,一直是被关的对象。

但不止是维权律师,任何人只要对政府提出批评,或者二三个人在一块,甚至于在屋里谈话,根本没有出屋,也都可以被关起来判刑。"

在《谈刘晓波事件》中,余英时是这样藐视国贼习近平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党还能坚持,对于刘晓波施展全面的镇压,对他消息的全面封锁,也可见共产党,对自己的政权的稳定性,始终没有信心。

习近平到香港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他对自己政权的恐惧,所以连香港泛民主人士,都不敢见面,都没有谈话,说的话,是以解放军为后盾,向香港老百姓示威。

老百姓并没有被他征服。我昨天还打电话给香港的朋友,他们觉得习近平的到来,不但没有增加香港人,对于北京政权的好感,反而觉得更是可怕。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刘晓波事件,更值得注意了。因为香港在向习近平抗议的时候,打的旗号,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第一条,就是释放刘晓波。

所以刘晓波已经深入人心,到了这样的地步,他跟香港无关,可是香港人,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要释放刘晓波,作为香港人,能够接受中共政权的条件之一。

这里就可以看出,刘晓波三个字的份量之重。所以共产党如果坚持这样下去,真是到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状态,没有人心里会服它。

表面上只能接受它的暴力统治,但是这个暴力统治能维持多久,是天晓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后注视刘晓波,不仅是他个人生死的问题。

就我能看到的状态,刘晓波的生命不会很长久了,是不是能救过来,是很成问题的。事实上,就算能救过来,共产党绝对不会让他自由的。

刘晓波不是以后在活动上,还能发生什么作用,但他的《零八宪章》轰动一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可能发动什么运动了,因为他已经被看得紧紧的,所以从社会政治活动方面来说,刘晓波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就他个人他的道德跟政治最高成就上讲,也到了顶点了,无所遗憾了,但遗憾的是他活在一个政权之下,这个政权是中国古往今来,所没有的残暴政权,这是值得整个中国人痛心的地方。"

在《中共送马克思像到德国》中,余英时批评中共的假马克思主义说:

"就共产党来讲,共产党本身实际上已经完全抛弃了马克思,而且走到了跟马克思相反的路线。

马克思对于共产党最大的帮助,就是阶级斗争说。毛泽东用造反,来解释阶级斗争,把马克思变成了他的意识形态的正宗,换句话说,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上。

所以马恩列斯这四个大洋神,过去一直都悬在天安门上,最近才不见了。不过毛泽东死了以后,邓小平当政从1980年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完全退潮,事实上等于没有了。

没有人再相信阶级斗争,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再去研究什么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斯主义的哲学刊物还存在,不过那都是党棍子吃饭的地方,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什么成绩,是谁也不知道的。

从这个立场上讲,中国已经没有为马克思真正说话的人了,包括共产党在内,包括习近平,也不懂马克思。

习近平最近装模作样地说,要尊重儒家,还手捧《论语》,表示他继承了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中国的圣人。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笑话,共产党现在把马克思,当做它的第一大神,变成它的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是非常可笑,而且非常虚伪的。可以说到了不顾羞耻的地步了。

在这种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下,还要谈马克思主义,是相当荒唐的,所以说,已经到了完全不顾自己的颜面的程度,其可笑是超乎想象的。

《纽约时报》登载的一篇报道,纽西兰一名汉学家,指出送马克思像到德国特里尔,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要表现共产党党的权力,无所不至。

说明中国已经无限地控制政权,不但控制政权,而且党还控制所有经济权,分给党内有关系的、有地位的党员,这就是中国现实状态,与马克思当时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可以说不但相距万里,反而完全相反。马克思经过这样一个共产党的运用,就更不值钱了。"

余英时在《民主制度和美中台三边关系》中,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无知说:

弗朗西斯.福山的思想,在中国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2015年他访问中国, 得到王岐山的接待。他差不多是习近平以外,第二个有势力的人。他决定要跟福山对话,表示对福山的地位,对他的言论,也非常重视。

他们倆谈的基本问题,是法治问题。福山认为一个国家,有赖于三个要素,国家的能力,就是国家能做什么?第二个就是法治的原则,就是用法律来统治,这个法律是人民来立法,人人都必须遵守;第三个就是问责制度,就是你有问题了,我们有各种制度来责问你,让你解答。 所以这是三个要素。

福山在某些文章中,大概恭维过中共的国家能力,可是他认为中共的法治原则,跟问责制度,完全是交了白卷。

而中共也讲法制,它那个法制是党统治一切的。党可以制定一个法律,让人人来遵守,这个法制,就等于是专制皇帝定下一种法,中国过去就有,中国皇帝的立法,就是不需要人民同意的硬性规定,这个规定你必须遵守。

在福山看来,中共虽然在国家能力方面,因为它是一党专制,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这个是西方赶不上的。确实是如此,可是这个代价,使人民都变成奴隶了。

所以这两个人对话谈了很久,事实上是没有结果,王岐山的法制是党治,是党的法律在统治一切。

最后福山就说,我们两个谈话,等于形而上学,完全是不着边际的。"

余英时生前,最具震撼力的,是他著名的豪言壮语:"只要独裁残暴的中国共产党一天不覆亡,我就一天不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一诺千金,说到做到,绝不反悔!余英时不愧是当代大儒风范。

余英时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深刻而透彻的,结论是民主自由宪政,与共产暴政之间,没有任何的妥协空间,更不可能共存。

余英时不会肯定任何的共产党,更不会给予任何不切实际的奢望。

有一次在余英时家做客时,听他感概地说:"海外部分的所谓民运人士,一提起赵紫阳胡耀邦这些共产党头子的名字,就不由自主的媚骨发软,丑态百出,实际上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认贼作父也!"

余英时的时代价值,就是倡导全体国人,不再被残暴伪善而贪污腐败的共产党欺骗,不再被牵着鼻子走,全民奋起,追求普世价值,追求宪政民主,追求真正的全面依法治国,让中国跻身世界文明之列。

2021年9月30日

来源: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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