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 20221213
12月7日，中共当局发布防疫新十条，放弃动态清零，改为与病毒共存。
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也太急了。它一下子就把当局置于非常尴尬、非常狼狈的境地。
新华社赶快出来打圆场。就在12月7日这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在坚持中赢得战略主动——近三年来我国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述评。”文章说：“近三年来，病毒弱了，我们强了。以争分夺秒的加速度，提升应对疫情大考的能力，我们等来新冠病毒的致病力下降。”
这话明显不符合事实。新冠病毒的致病力是三年后的今天才下降的吗？不，不是。新冠病毒的致病力早就下降了，因此，世界各国都早就不搞严厉封控，都早就与病毒共存了——只除了中国。
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中国一直拖到今天才放弃动态清零，才开始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习近平。因为今年要开二十大，习近平要在二十大实现三连任。防治疫情既然是他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因此他务必要在二十大上拿出一份漂亮的防疫成绩单，因此他决不允许疫情在二十大胜利闭幕前出现任何状况。
当局在9月8日公布了一套新的防疫要求，从9月10日中秋节一直到10月31日，实施强化疫情防控5项措施，即便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也要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等二十大开完，习近平顺利三连任。随后当局开始改变防疫政策。从10月31日起，部分地区发布通告，乘坐火车和飞机出行等不再需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紧接着，有关部门宣布，停止抗疫期间一直在使用的航空熔断机制。今后将不再对搭载超过一定数量新冠阳性病例的航班采取熔断机制，等等。接下来，当局又推出防疫二十条。只不过在这时，当局并没有放弃动态清零的口号。当局仍然坚称要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因为当局不想把弯子转得太急。当局力图做出前后一贯，只是随着病毒毒性下降而逐渐放开的样子。殊不料白纸行动狂飙突起，当局被迫急转弯。当局本来想来个滑翔式软着陆，结果是一头栽下来，摔得鼻青脸肿很难看。
诚然，迫使当局急转弯的因素很多，其中经济因素也很重要，但主要是政治因素，是全国性的抗议行动。习近平发现，如果再不赶快改变，只怕抗议行动会越来越大，其政治性会越来越强，就算你强行打压，到头来还是要面对清零难以为继的局面，还是非改不行。这么一盘算，那还不如现在就改了吧。不错，等到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了才改变，已经晚了，已经很被动很难堪了，但更晚只会更被动更难堪。
有人把这次当局防疫政策急转弯比作当年文革期间的林彪九一三事件。两者确有相似之处。当专制者以一种前后一贯的方式强行实施他那套哪怕是十分恶劣的政策时，人们会出于敬畏交加的心理而不敢萌生异议；然而，一旦这位专制者自己遇到了前后矛盾、穿帮露馅、自打嘴巴的情况，事情就不一样了。在这时，人们无需乎依据别的标准而仍然沿用官方自己的标准，也足以发现那套体系出了漏洞不再灵光。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的形象一落千丈。这次当局在防疫政策的急转弯，也导致习近平不可挑战的神话彻底破产。
对独裁者来说，最糟糕的莫过于在民意面前让步，因为它会长老百姓的志气，灭独裁者的威风。对独裁者来说，更糟糕的是让了步还要挨骂。于是有人说，中共搞动态清零你们骂，中共不搞动态清零了你们也骂。你们是为反对而反对。
不对。我们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为什么中共搞动态清零我们要批评，不搞动态清零了我们也要批评？ 因为中共是做了不该做的，该做的又没做。 它不应该把力量都放在严防死守，防止感染上，而没有把力量放在增强国人免疫力，防治重症，减少死亡上。现在，当局放弃动态清零了，不该做的终于不再做了，但是该做的长期被耽误，到现在也没做好。我们为什么不该继续批评呢？既然造成这种宽严皆误的原因是在体制上，因此我们不但要继续批评，而且还要批评得更深入更有力量。
附：
胡平：江泽民如何成为和平移交权力第一人？
RFA 20221213
习近平在江泽民追悼会上的悼词，最引人注意的一段话，莫过于他对江泽民主动辞去最高职务的高度肯定。
习近平说：“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他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以利于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党中央同意了江泽民同志的请求。2004年，他又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
在这里，习近平不但提到江泽民主动辞职这件事，而且还把它上升到“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重大战略问题”和“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的高度。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话怎么会出自习近平之口呢？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有人说，这段话是江泽民的家属以及曾庆红要求写进去的。这倒很有可能。死者为大，以江泽民曾经是第三代核心的地位，再加上江泽民和曾庆红大力扶持习近平登上总书记宝座的恩惠，如果江泽民的家属和曾庆红坚持把这一段话写进悼词，习近平还真不好拒绝。
江泽民去世，引起各方人士很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评论。其中有一点似乎是公认的，那就是大家都承认，江泽民是中共建政以来和平移交最高权力的第一人。不过我要指出的是，江泽民本来是很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的，尤其不愿意交给胡锦涛。江泽民到头来还是把权力交给了胡锦涛，实在是迫不得已。
“六四”后，邓小平也是无人可选，只好同意其他几个元老的提议，让江泽民接替赵紫阳当了总书记。江泽民一度受陈云等保守派的影响，发表了经济改革开倒车的言论，引起邓小平强烈不满，在1992年南巡时发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江泽民赶快转舵，总算被邓小平接受。但是邓小平对江泽民还是有些不放心。就在92南巡后不久，邓小平提出，并于1993年3月，先后经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讨论通过，确认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在那时，江泽民连自己的位子都没坐稳当，哪敢对邓小平的“隔代指定”挑剔？
然而，几年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邓小平、陈云等开国元老相继过世，江泽民大权在握，成了名副其实的“核心”。江泽民希望在十六大后继续掌握大权。按当时的规矩，国家主席有任期限制，不能超过两届，但是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江泽民可以只让出国家主席给胡锦涛，这等于把国家主席又变成虚位。另外，就算让出全部权力，江泽民也希望能让给自己中意、自己确定的人，那就是曾庆红，于是对胡锦涛这个由别人强加给自己的接班人愈发感觉不满。据说，江泽民不止一次对人抱怨：“前两代核心都是自己安排接班人，我为什么没这个权力？”
可是江泽民又深知，要改变胡锦涛在十六大接班的既定趋势谈何容易，因为这等于向邓小平的权威挑战，等于向中央高层原先的共识挑战。江泽民始终弄不清楚，他在位十三年所造成的赫赫权势，到底有多少是因为自己“英明伟大”、“众望所归”，有多少是别人“不看僧面看佛面”，是看的邓小平的面子，对邓小平既定安排的维护。如果自己已经羽翼丰满，却自动放弃权力，岂不可惜，岂不愚蠢；如果自己没这份实力却要硬上，岂不会偷鸡不成蚀把米，陪了夫人又折兵。
港媒曾披露，一次军委会上，江泽民表示想拿掉胡锦涛接班人的地位，换上曾庆红。不料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拍案而起，质问江泽民是不是想违背邓小平的遗命。江泽民怕军队造反，只好打消此念。
原来，邓小平出于对江泽民的不放心，在中共十四大上装了“双保险”：一是隔代指定胡锦涛为第四代接班人；二是把超龄军头刘华清上将送进政治局常委会，再有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配合，一路“持枪”监军，直到胡锦涛顺利上台。
事后看来，港媒的爆料并非空穴来风。有两个旁证，一个旁证是刘华清在回忆录里总结自己一生特地说了一句话：“作为下级，我完成了小平的重托”。什么重托？自然是护送胡锦涛接班上位的重托。另一个旁证是江泽民曾以反腐败的名义，抓捕过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和儿媳郑晓丽。这显然是报复。这从反面证明了刘华清确实顶撞过江泽民。
最后，江泽民还是选择了小心为上，相继交出了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说江泽民是中共建政以来和平移交最高权力的第一人，这话并没错；不过我们也要知道幕后还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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