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20大權力鬥爭大戲剛落幕，「入常」猜謎遊戲也跟著「揭盅」後，照往例，現在才是「米諾瓦貓頭鷹」振翅高飛的夜幕時刻。謝淑麗（Susan L. Shirk）這位曾任柯林頓時期東亞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現任教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並著有經典中國研究《脆弱的強權》一書之專家，也於此時端出了她的新作《越界：中國如何破壞其和平崛起》"Overreach: How China Derailed Its Peaceful Rise"。
一、不是「美中一樣壞」或「美國被逼急了」；而是中國「越界了」
據近期《經濟學人》介紹，謝淑麗新作的成書動機在於她觀察到，許多發展中國家官員與跨國企業主在談到近期的美中衝突時，都常指出，美中是「一個擂臺上的兩個惡霸（two bullies in a ring）」。「兩大之間難為小」，其他國家大可不必捲入美中之間的「強權爭霸」或「意識形態之爭」，因為這樣的爭執，對成形已久的全球供應鏈勢必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謝淑麗也觀察到，中國長期以來將「抱怨美國製造美中關係緊張」作為一種戰術，最典型就是中國外交與宣傳系統大量使用美製概念「修昔底德陷阱」，強調如今的美中衝突，都是因為「美國極力『遏制』中國崛起的努力」（美國被逼急了）所造成。
可如果事實真是如此，也就是「美中一樣壞」或「美國被逼急了」為真，那按常理來看，中國國際形象低迷，應該僅止於美國與美國人如此認為；但事實上，世界各地民調都顯示，各國政府官員與民眾都對中國與中國人的好感逐年下滑。至2020年，因COVID-19（被質疑源起於中國）的關係，中國形象持續下探；甚至今年（2022），因為烏俄戰爭的關係，中國雖沒有全力支持俄羅斯，但冬奧前中俄兩國「無止盡友誼」的畫面傳遍世界，北京既沒有對莫斯科做出名義譴責，更沒有跟進實質制裁的狀況下，更讓中國的國際形象盪到谷底。
謝淑麗從這個問題意識切入進行分析後發現，中國對外形象的滑落，主因來自北京做了太多中國自身能力可以承擔的事情。最終，這些過度消耗，反而壓垮了自己。她把這個行為稱之為「overreach （可譯為過度擴張或越界）」，並且認為這樣的「越界」，終究會導致北京對外宣稱的「和平崛起」走向失敗。但謝淑麗的觀察並沒有停留在這個地方，而是持續追問「何時北京開始這樣越界」與「為何北京要這樣越界」？
二、該為美中交惡負責的戰犯不是川普與習近平
針對上述問題（何時越界？為何越界？），謝淑麗在這裡給出的答案相當明快。她認為，許多分析會將近年來的美中交惡，單純歸因於川普時代的鷹派對中外交政策，或甚至川普與習近平兩個人「私人恩怨」式的決裂；但這樣子的觀察過於直觀且短視。一方面，理論研究不該只局限於一時一地個人好惡的猜測或預測；另一方面，若是把眼光放長遠來看，第一、從江澤民時代延續到胡錦濤時代的顏色革命，激發了北京對美國「全球外送民主陰謀論」的偏執。第二、2008年的金融海嘯，則助長了北京對「西方沒落，中國民族主義終將勝利」的偏執。這兩種偏執若是加上美國大打「全球反恐戰爭」幫助中國創造的「戰略機遇期」，一起讓後鄧時代一度奉為圭臬的「韜光養晦」逐漸被拋棄。
雖然中國自1970年代「懲越戰爭」後，就再也沒有主動進行對外戰爭。但早在川普當選前，上述各種北京觀察到的利多，就已開始擴張中國對外行動的雄心。先是共軍騷擾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偵查船，接著北京又在歐巴馬就職後第一次訪問中國時，讓歐吃了老大一頓排頭。此外，南海地區中國島礁的軍事化，更在歐巴馬剛上台時，就已是進行式。而歐巴馬當選時，其實還只是2009年，也就是胡錦濤第二任的初期。
以這個時間點為基準，謝淑麗開始尋找胡錦濤時代，中國走向對外強硬的內部原因。也就是，除了顏色革命、金融海嘯與全球反恐戰爭等外部國際結構因素外，謝淑麗認為，在共產黨政治精英偏執、神秘的世界裡，大開大闔的外交政策，通常是離不開暗潮洶湧的國內鬥爭。在這裡，除了切入時間不同於一般研究中國匹變，非始於習近平時代外，謝淑麗也從胡錦濤第二任後的北京政治局勢，看出了不同的況味。據她的發現，無論是胡溫時代寡頭式的「集體領導」，或習時代逐漸鞏固的「個人獨裁」，不同時代的這兩種體制，除了不像外界一般觀察是「胡溫和、習強硬」，反而是「胡習一樣強硬」外；重點是，因為黨內決策體制不同，這種從胡到習一脈相承的「越界」（overreach），也有著不同的原因。
三、胡式「越界」：為派系利益
謝淑麗分析，國際上，無論是南海的民兵船、鑽油平台與爭議海域逐漸加固的人工島礁，或目錄上持續更新加長的「中國『不可侵犯』之核心利益」，這些其實都始於胡錦濤、成於習近平。在國內，胡錦濤時代確立了更嚴格的審查制度、對維藏地區少數民族的鎮壓，以及對港台的技術與經濟滲透。這些東西都不是習近平時代原創，只是在習近平時代發揚光大。
按照過去的推論慣性，胡時代的「集體領導」，「理論上」應該會比較重視派系平衡。因為，各派實力相當，缺乏決定性的力量時，派系間實力均衡就容易互相牽制、互相妥協。所以這種派系共治下的集體領導，就會為了顧及所有人的利益，尋求最大公約數，讓決策趨於保守而中庸。
但謝淑麗的研究打破了這種「派系共治會集體領導的決策趨於中庸」的法則。根據她的觀察，胡錦濤擔任總書記的10年間，姑且不論第一任的5年並沒有兼任軍委主席；就算在第二任期時，相對其他派系而言，胡個人所屬的「團派」也從來沒有主導過全局。按她的描述，當時的中共中央，是一種「弱勢皇帝」與「強大封建諸侯」共治的狀態。為了適應強大的派系，胡錦濤的弱勢領導只能大量提供各派系資源，以盡量拉攏各派系的支持；反之，各派系，尤其是掌握武裝部隊、宣傳機構和安全部門的派系，就能透過誇大來自內部、外部的威脅，來極大化派系的預算，取得更多資源。
再進一步談這種胡時代中共集體領導「弱皇帝與強諸侯」的格局，根據《美國之聲》對謝淑麗的訪問我們可以知道，謝淑麗認為，胡錦濤的集體領導之所以沒有形成一般刻板印象的理性節制，而是對內外皆強硬越界（overreach），這是因為，在集體領導這種寡頭統治下，每個領導人都只管自己的領域、自己的單位、自己的地盤，而鞏固自己地盤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插手別人地盤裡的事情。
一旦這種互不干預形成默契，就可以大幅降低各自地盤運作的成本。這種狀況很像一種鬆散的「部落制」，而胡錦濤只是各個部落名義上的共主，各部落實質上掌管自己的權力與所有事務運作，共主並沒有置喙的權力，更沒有置喙的動機，因為共主也有自己的「部落」需要看管、需要對自己的部落群眾負責。
在這種部落制下，集體領導內部就像一群部落首長聚會，各部落領導者以鞏固、看管各自部落為最高原則，所以既沒有制衡、也沒有協調，每個部落都只會為了各自部落的利益極力爭取。最後就是把每件事情，無論是收益或威脅都推向極端。這讓集體領導的決策過程也像部落議事，通常極不連貫也缺乏整體性，有單位在推創新產業政策要引進大量外國先進技術增進國際交流的同時，也有單位在強化維穩與網路監管；有單位在強調東海與南海主權，要擴張軍隊、布置更多飛機船艦時，卻有單位是在推廣日韓親善。最後單位間就會變成一種「績效競賽」，所有人都劍走偏鋒。
四、習式越界：為個人安全
對習時代的研究，謝淑麗引用了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有關「弱者聯盟」（Coalitions of the Weak）的概念。她分析，走上終身制的毛澤東，在掃除政治障礙的路上，不僅清除了強力對手、也清除了得力助手，因此在毛晚期權威穩固時，只能靠一個絕不會威脅他絕對權力的「弱者聯盟」來執行政府行政。但也正是這個「弱者聯盟」在政治權威上過於孱弱，一方面，這讓後鄧小平時代的江朱與胡溫體制下，各方派系只能自承「弱者的恐懼」，在派系本位的前提下不停擢取資源，以獲得安全感；另一方面，也讓這兩代領導人集團政治資源薄弱，為2012年後習近平的快速集權創造了條件。
但除了習近平的順利奪權，除了「對手太弱」這個聽起來有點後見之明的觀點外，集體領導下的派系共治，讓胡錦濤必須釋放大量資源給各派系，各派系也毫不留情利用誇大內部與外部威脅來汲取利益的後果，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為了「系統性貪腐」的培養皿；而此時，「反腐」就成了習近平奪取大權的絕佳鬥爭工具。
一開始，集體貪腐是為了派系能有足夠的資源培植實力拉攏私人，並且藉著派系勢力的擴張，再去撈更多的好處。習利用了舉國對這種派系分贓的深惡痛絕，將「反腐」定為國策的同時，也讓任何習近平個人屬意的政策，都可以是為了反腐；而黨內領導層對習的「意見」出現「異見」，就是弱化了黨的威信，會導致反腐成效不彰。
順著這股反腐的潮流，習透過成立各種領導小組並擔任小組領導的方式，繞過總理和國務院，全面接管了黨政軍的所有工作。伴隨著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等大老的垮台，這讓所有各級單位都出現了「跟隨領導，寧左勿右」的趨勢。這就讓習團隊裡面的雜音越來越少。
胡時代是互不干涉的「各自越界」，習時代則是力求一致的「集體越界」。在習個人領導的集體越界裡，各單位聽習的指揮與領導，深怕掉隊、掉腦袋。這種安全焦慮，就讓中國除習以外的所有單位，只能爭先恐後誇大表忠，以及對習路線更極端「越界」的支持；同時，習近平自己在缺乏制衡異見的前提下進行決策，就只會讓內政外交的方案，都更呈現一種極端越界的狀態。
而習的決策越是越界，內外的壓力與反彈越大，他自己就越缺乏安全感，因此形成一種「全國皆習派」下「『越界尋求安全』卻導致『外部反彈更不安全』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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