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持续让研究中国的人士跌破眼镜；从一开始“诸侯围伺”的弱势走到集权力于一身，到连续十年的铺陈、整肃与扩张权力后，不但突破了连任门槛，更一举打破了过去四十年来邓小平留下的集体领导制度，国际舆论更讽刺为“习近平的登基大典”。
习近平几近皇袍加身的无上地位，让许多海外的观察家错愕再三，但对中研院社会学研究员吴介民而言，研究中国超过30年，他很早就看到中共体制结构。1990年后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正好遇上邓小平改革开放，他成为了台湾早期进入中国田野研究的学生之一。他与他的老师，即研究中国政治的汉学家、哥大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也经常前往中国田野。和朋友在1993年合作拍摄纪录片《台胞》时，吴介民还意外在美国採访了习近平的同学、时任中国国务院计画委员会的刘鹤（现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吴介民在1993年纪录片《台胞》中访问刘鹤，他表示，
中国的文化有很多灰色的色彩、灰色的空间。（图片提供: 吴介民）
在天安门事件后5、6年，吴介民与黎安友去中国做田野，他记得，乐观的黎安友曾相信虽然六四血腥镇压，但中国仍有机会和1980年代的台湾一样、很快迎来民主化；但吴介民等一众学生却常跟老师辩论说不可能，“中共政权是内生政权，是革命打出来的政权，草根非常强的，不像台湾有民主化的动力──因为国民党在台湾算外来政权，必须通过中间人去建立派系，在那边玩平衡，所以很shaky（摇摇欲坠）的。我是这样去判断中国为什麽不可能那麽快民主化。”
习近平2012年上台前后，当时一些中国自由派媒体人来台，有人很有信心对吴介民说，“习近平很棒，掌握权力以后他就会开放中国，会和蒋经国一样！”但从他长期的观察，特别是在2015年、习刚上台3年，吴介民就从当年7月通过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看出习把“国家安全”同“政治安全”绑在一起，各种工作小组全由他一人领导，“习办”无所不包，他当下有感：“习近平一定会集中权力做到死。”
因为长期浸淫在中国社会，往返田野，当各国媒体和学者都在猜测“第二十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二十大）的新任人事布局名单时，吴介民却不那麽在乎猜谜游戏。他说在知识雷达裡，更重要的是中长期的发展，问题还是在习近平，以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性。
2009年，吴介民提出“中国因素”（China factor）的概念，直视中国，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如何影响台湾民主的进程。2017年他主编《吊灯裡的巨蠎：中国因素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更进一步分析信奉唯物论的中共如何以中国资本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重进攻，透过宗教、媒体、在地协力者跨境操作统战。2022年10月，他与黎安友主编《锐实力製造机》，谈中国在台湾、香港、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操作。
“锐实力”（Sharp Power）性质上是在灰色地带，日以继夜进行的隐密作战，包含一个社会遇到外来的锐实力毒针注射时，起初浑然不知的过程。吴介民认为，在台湾这样认同分裂的国家，国家条件的巩固和民主化进程要同步前进，否则很容易被中国分化，让社会信心崩盘。他与中国研究的各方学者耗时7年分析了中国锐实力在世界各地的操作实例，苦口婆心地希望在下一波操作风暴来袭前，能让台湾乃至于全世界，多少能增强一些警觉意识与实战免疫力。
正逢中共二十大的关键时刻，整个世界都在注意着北京人民大会堂裡，专门为习近平登基大典而打造的“政治样板戏”。大家明知那些“会议”只是照本宣科，却仍会为了中共高层种种超现实、僵硬脱节与恫吓发言而感到毛骨悚然。但对此，吴介民反而提醒大家不要被表层的政治斗争给唬住：“这些中共人事异动，最终对世界跟台湾没有太大影响力──真正的问题只在习近平，以及美国与中国彼此已经穿越过『不回归点』（point of no return）的对抗结构。”
当无法回头的“不回归点”来临，台湾怎麽理解中共在习近平成为毛泽东以降最具权势、集权力于一身后可能的路径发展？台湾为何要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不要强加美国观点在台湾身上？而台湾要如何清晰地辨识、并预防独裁势力悠游于民主世界的手段？面对中国疯狂的集体民族主义，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以下是《报导者》专访吴介民摘要。
无法安全下庄，只好连任到死？
《报导者》（以下简称报）：你是哪一年开始注意到习近平这个人？
吴介民（以下简称吴）：很后面，在习近平2007年“入常”前没多久才比较注意。之前知道他在福建、在浙江，但就像我们现在看李强、李希、陈尔敏这些人一样，这些人物我们听过、都知道，但无法事先预判他最后会爬到什麽位置。
2013年，“七不讲”提出来，开始露出不祥的徵兆。但发现习近平有独裁倾向，或者说观察到习近平“打算执政终生做到死”的想法，大概是在2015年──那时习近平刚上台3年、第一任任期才要过半，都还没有我们后来讲的不指定接班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野心展现。但我观察到的关键迹象，却是2015年7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习近平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把“国家安全”同“政治安全”捆绑在一起，可以维稳控罪的范围包山包海，而且国家国安的最高指导单位也不受政府管辖，是由中共总书记直属的中央国安委员会负责。但习近平就是总书记，自己还是国安委兼中共中央国安工作小组的主席，所以那时我就对媒体分析：“习近平把权力垄断、膨胀到如此之大，将会对他自己将来的安全下庄带来太多问题。因此，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当到死，或用某些方法实际控制权力核心。”
现在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一定会集中权力做到死啊，他也只能做到死。
报：所以二十大的问题不是习近平“连任”，而是他要“永远连任”？
吴：习近平第一任出头的时候，原本是被推为中共共主的，对不对？2012年他上任前，党内高层一起帮他整肃掉薄熙来。他上来后，以反腐打贪为名，清洗政敌，结果习近平办公室开始收拢党中央的各个工作小组，全部收拢，“习办”的权力和组织开始急速膨胀，大佬一个接一个落马，接着公安系统、政法系统、司法系统全部被“习办”控制。
习近平是这样集中自己的权力，代价就是树敌无数。你看不可一世的毛泽东嚥下最后一口气，他的太太江青多久就被政变了？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整肃。如果连毛泽东都如此，习近平还会怎麽办？
苏联的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也是靠集体领导上位，1956年，他在苏共二十大揭发批判斯大林（Joseph Stalin），震撼世界，馀波导致匈牙利反抗苏联；1962年，他在古巴部署飞弹威胁美国安全，结果导致古巴飞弹危机。他的权力是不是很大？结果1964年赫鲁晓夫在黑海度假，就被他的党内同志联手政变掉了，终生软禁至死。所以威权统治即便号称“集体领导”，权力结构都不一定稳定，更无法确保你的领导地位与身家安全。
说“习近平会做到死”当然是一种通俗、形象的讲法啦，实际上这裡指的就是比较政治一定会讲的“权力继承问题”──威权或极权体制的领导人，本身就必定会有“继承危机”，因为威权本身的领导产生方式，皆是自我指定、没有民意基础，其掌权本身就欠缺合法性，所以在位者必须不断靠“巩固权力”去维持他的统治，这是一个必然的动能。习近平称帝动机可以说得很複杂，但你单单看他把权力集中到一人，又清洗过那麽多党内干部，他怎麽安全下庄？只好一直连下去。
二十大后中国的3种可能：内捲、内爆、对外侵略
报：习近平一直统治下去，对于中国未来可能会发生什麽事？
吴：不外乎几个大方向，一、中国陷入“内捲化”的长期停滞；二、触发“内爆”的动乱或革命；三、“对外侵略”来转移压力。
“内捲”（involution）原本是人类学名词，现在被中国通俗化，变成大家讲的“从内捲到躺平”。但这个字一开始是用在农业结构上（指耕作过密化，有增长无发展），后来被引用成广义的政治经济概念，意指对内指涉（例如所谓“内循环”）、没有真正发展，锁国，最后变成停滞。典型的案例就是苏联。中国这个超大型帝国，很可能步上苏联帝国的后尘。
例如正在发生的美中科技战，西方先进国家正在切断对中国输出高科技、专业人才与发展经验。就现在的状况来讲，中国要自行突破科技壁垒，是比较悲观的。当然不是说绝对不可能，但客观的背景因素使然──像是中国经济成长早已放缓，国内产业出现“泡沫经济”，但中国人口结构却要快速老化，最慢2025年开始人口负成长、预计2030年进入超高龄社会──于是中短程经济状况看衰，人口结构往下掉，而前面讲的继承危机问题也不可能松绑社会维稳。于是国家就愈来愈封闭，官僚系统则会持续肥大。可能一段时间的国家控制满稳定的，但这个体系的最后结果，就失去国际竞争力。
第二个方向是“内爆”，这裡指的可能是军事政变、内部动乱或人民革命，但也可能推导为第三条路的“对外侵略”，例如日本在明治后期演变到昭和前期的军国化阶段，或者是德国从魏玛共和毁坏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都是我们熟知、对全人类也都很惨痛的案例。
报：所以就台湾的角度，3种路线那个最安全？
吴：比起内爆与对外侵略，中国内捲锁国，然后跟美国达成了一个新的对抗平衡──也就是再一次的“新冷战”──对台湾相对比较安全。
二战之后，从1948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到柏林围牆盖好，总共历经13年。但在柏林围牆筑起后，冷战的局势反而大致稳定，因为东西阵营的界线自此确定。当然这很弔诡，很无奈，很悲伤。
这场新冷战的柏林围牆就是台湾海峡。这样说很残酷，但新柏林围牆就是筑在台湾和香港中间，香港实际上现在已被关入中国铁幕裡。
如果是新冷战，虽然结构相对稳定，但台湾会不断遭遇摩擦事件、更焦虑、神经紧绷。像是防空识别区（ADIZ）的空军对峙、中国军机突入海峡中线、灰色地带作战等等，各种风险也会升高并变得频繁。但必须强调，中国军机密集扰台根本不是台海专属的问题啊，我们要用区域整体与全球规模来检验，中国军队对外试探，也同样对日本、韩国、南海诸国造成紧绷的压力，是东海─台海─南海连成一片的大范围战略关係转变。
假若新冷战不可避免──冷战顾名思义就是没有热战──对台湾长期而言反倒安全，但这裡的关键是：美国是否给予台海安全足够承诺和吓阻力。再来问题就变成我们自己要如何回应前线的“动盪成本”，譬如我们势必得为了吓阻入侵而增加军备，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可能会开始大量（被）分散到美国、日本与德国。我们要怎麽回应？要怎麽永续保障我们的科技实力？台湾又该怎样藉此抓住机会，精准经营与西方的合作联盟？这些都是迫切要面对的国家发展课题。
战略清晰还是模煳？解读与黎安友的对话
报：中国的锁国内捲， 仍会触发台海动盪吗？
吴：回头来看二十大、来看习近平对政治局常委会的斗争，中国政策已不可能偏离习近平格局，所以你说要上李强还是李克强？差别都只是微调，中国基本盘的各种问题，已超乎任何领导人能凭一力解决的程度。
我想谈一个观点：我们现在习惯都把很多问题都怪给习近平。确实，我也同意习近平做了很多很糟糕、很骇人、很错误的决策，但触发这些决策的基本结构，其实在习近平之前的中国就已逐渐模塑成型。
譬如说，胡锦涛─温家宝的第二任期（2008～2012），中国国力的滑坡就已露端倪，也开始用力对公民社会掐脖子。虽然那个时候，胡温政权就在卖力宣传中国国力鼎盛，像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还有中国四兆大基建、扩大内需市场，号称拯救全球金融危机，大家还记得这些论述吗？但事实上，中共高层的腐败丑闻、民间社会的怨怼不满、发展成果的分配不均、地方债台高筑以及人口走衰的中等收入陷阱等，都已经从那之后开始浮现──你甚至可以説，习近平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外表光鲜的烂摊子。
走到现在，中国的基础建设做起来了，中国总体的国力还在相对高峰，还没有衰退很厉害，但如果看进去，它的负债那麽多、死钱那麽多、鬼城那麽多，现在房地产泡沫是很糟糕的，而人口的绝对数大概从2025年就开始掉了。
但中国总体国力的下滑，与“中国军事力量发展”中间有会一段发展时间差──中国在经济高成长期大力投资解放军扩军、军队现代化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年持续收割，就算经济指标放缓，中国的军费预算也预计会再持续成长一段时间，预计解放军的军力还会有一段5～10年的快速扩张期。但同一时间裡，近4年才开始严肃面对中国扩张威胁的美国，光是重新调整在西太平洋的战略策略与基地部署，最快也需要几年的重整空间。短期来看，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是遥遥领先中国，但在台海周边的美中战力差距，却会在这5～10年的过渡期快速拉近，甚至会诱使中国在“还有机会打胜仗时”冒险攻台，利用这个机会之窗。这也是美国不断警告2027年台海可能开战的主要原因。
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最近和多名国际政治学者，在《外交事务》杂誌（Foreign Affairs）联合发表文章〈如何避免在台湾开战？〉（How to Avoid a War Over Taiwan），主张美国应在台湾问题重拾战略模煳，并重新向北京保证“不会视台湾为主权国家”与“不支持台湾单方面独立”？
吴：黎安友是我敬重的老师，也是亲密的朋友，他是观点一致的自由派，但我们之间时常辩论对中国与世界局势的看法，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但就这篇文章所强调的几个论点（註1），我必须说：我不同意。
他们局势分析的前提，仍是想像能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the good old days），但现实上这就是不可能──因为台海的“现状”（status quo）已经被打破了。那被打破是谁的责任？中国的责任比较大，这是其一。
其二是，台湾经过民主化的30年洗礼而本土认同高升，这是必然的。民主化一定会带来这种自觉的认同情感，因为民主化跟人民的自决权是同步共生的。再加上台湾又不是被国际承认的“法理国家”，自然会有一种想要成为一个新的法理独立国、被世界主要国家承认的愿望。况且这种期待被正常对待的情绪，在台湾长年以来都一直被外部势力、被自我压抑得非常厉害了。美国人对台湾人的情感结构、历史感，不会像我们自身所感受的程度，但我们会期待，美国的识台派学界，对台湾更同情理解一些。（註2）
回到“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画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与国务院前亚太副助卿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等人的政策建议，他们的论点前提，还是想像把西太平洋的战略格局，回推到邓小平时代的东亚权力均势状态。但现实来讲，战略的时钟已经拨不回去了。当然，文章裡也有提到，美国应该更积极地在西太平洋前缘，像是日本、菲律宾等台湾周边邻国扩大并加速部署。黎安友在裴洛西（Nancy Pelosi）访台后曾接受《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访问，他说他不反对美国给予台湾更强大的安全承诺（例如朝向战略清晰），而是反对美国在做好充分军事部署之前不要大话先行。
我也不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不单单是一边是民主，一边是独裁的对抗；之前蒋介石政权是独裁政权，美国不是支持吗？台湾民主化期间，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美国不是大力支持中国？目前结构上不可逆的对抗，就像社会学家孔诰烽的主张一样：美中对抗的本质是两种资本的对抗，美国的资本主义跟中国崛起的国家资本对抗，这才是冲突的根源。
另一方面，也因为黎安友是我的老师，我们彼此对话坦承、直率。但他毕竟是美国人，而我是台湾观点，我们必须要有自主性、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因为美国人的利益跟台湾利益是不同的。我夏天在美国，到他家烤肉聊天，也谈到他在《美国之音》提到的“美国还没有确实准备就先把话讲出来”的访谈。事实上，他对台海局势感到忧虑，也认同台湾需要更多国际伙伴的支援。所以，我对黎安友个人观点的解读是：“美国应该用『暂时性的战略模煳』来争取完整围堵中国的准备时间”。
台湾内部要团结守护民主、自由和事实主权
吴介民认为，现在整个国际舆论其实对台湾算是非常有利，
而我们自己也要确立台湾的自主观点。（摄影／杨子磊）
报：所以台湾应该反驳美国这些比较传统的战略论点？
吴：不需要啊，对我来讲美国人自己不同立场辩论，台湾知情就好。因为那些是毕竟是以美国人为主的观点，他们主要是讲给美国决策者听的，是美国的公共辩论，经常涉及两党分歧，或同一党内的不同路线或利益观点。我们自己要清楚，要确定的是台湾的自主观点，我就常和黎安友辩论，因为我们就是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台湾人。我们在中共政权对外扩张的最前线！
现在整个国际舆论，其实对台湾算是非常有利的。就算美国真的回到传统的战略模糊，面对台海局势，美国其中一个原则也是强烈反对“使用非和平手段改变台海现状”，不断摆出武力作为与姿态是中国，台湾有追求用武力改变现状吗？
未来若真发生中国侵台战争，美国人自己会迅速“乔出”跨党派的回应立场，所以现在这些鹰派鸽派之争，都不算是影响台湾生存机会的致命关键。真正应该在意的是：我们自己现在要怎麽保护台湾的自由民主跟“事实主权”。这是底线。台湾对外，还是应该欢迎所有愿意提升我们国际地位的国家和政策调整。
我们目前要极力保护的是“民主”、“安全”跟“事实主权”，所以台湾内部，现在就是不管你是主张“抗中”还是“抗共”都应该合作，实际上大家就是要现实考虑我们要如何抵抗入侵，下定决心去守护我们现在享有的自主性、民主与自由的生活方式。就算《外交事务》那篇文章支持战略模糊，但它也很现实地讲明：“如果台湾不自卫，美国就无法保卫台湾。”
报：假设美国政府真的退回去，真的边缘化台湾的生存立场，美中对抗会比较和缓吗？
吴：问题不单在台海，而在美中、国际局势。如果我们可以把时钟倒转20年，而中共还严格遵守邓小平祖训，一路韬光养晦“韬”到底、一直做老二的话，那或许再忍半个世纪，中国就能越过那道坎。可是中国统治集团就忍不下这口气，美国有时候在国际战略与贸易上真的很老大没错，但美国的军事与科技实力就还是最强，这是事实。但中国侵犯美国企业的产权，中国要翻掉美国国力顶峰时订下的国际规则，中国要改变西太平洋权力分布，必然会引发反作用力。
忍辱负重这种事，谁都想得到，中国怎麽可能想不到？他们能人志士一样多、一样聪明啊，但中国与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战略摩擦，有很多已经恶化成“结构性对抗”。
结构性对抗在恶化成一个不可逆的结构之前，其实还是有许多能去微调、去闪躲、去重整塑形的空间，但当这个对抗结构已经开始成僵化了，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包括我们主动调整、实践、行动的政策能动性──就难以调动了。我的观察，现在美中对抗格局，已经越过了“不回归点”（point of no return）。所谓“习总加速师”，就是习近平在加速塑造、凝结这个全球对抗构造，把中国自身转圜的空间都阻塞了。
结构僵化与不回归点，也同样可出现在中国操作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一般来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来是有其客观性与主观性两面。中共政权的操作下，过去这些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仍是“依变项”（操作后的被动结果），而不是“自变项”（主动改变的变因）。
譬如说中国曾因为钓鱼台问题，在2012年爆发全国性反日暴动，当时的“爱国群众”到处反日货、砸店、破坏；但突然之间，中国政府说要冷静局势，这些打砸抢的暴动就一夜消失、恢復平静。那时的冲突有很多中共基层党组织动员、控制群众行为的迹象，后来这种模式也演变成数位时代“小粉红”的网路猎巫。
如果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控制，哪一天强到收不回来呢？在目前中共的操作模式下，这种猎巫模式是由“国家政策”、“党营资本”与“中国网民”之间三角互动形成的，可以看《锐实力製造机》廖美那一章。只是，假使中国网民的情绪开始变成一个客观结构，极端民族主义也一样会跨过所谓的不回归点，或者说，在某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倒逼中共採取极端政策作为。
中共目前对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有高程度的控制权。但回顾历史上的这些操作意识形态的极权政权，例如纳粹德国与习近平政权的比较，显示集体失控的变化往往来得急又快。
面对“习总加速师”，台湾是“反侵略”、不是反战
报：在习近平一直连任下去的未来，两岸有无可能避免动盪、甚至冲突？
吴：持续目前不断的军事摩擦边缘吗？基本无解，因为这不是台湾主动挑起的。这一方面是中国的对外姿态变得很侵略性，加上中国与美国利益根本冲突的对撞，也都连带造成了两岸关係的变迁。
最近国内沸沸扬扬的“反战”，是颠倒了是非逻辑。当年在欧洲跟美国的反战，意思是，我们作为“帝国”不要去侵略别人，这才叫反战运动。但台湾目前这样的论调，根本是站在中国立场的意识型态的灌输。台湾是遭受威胁、可能被侵略的一方，是“反侵略”，不是反战。我们要抵抗，这是天经地义的。那些人应该去跟中国政府和中国网民讲反战才对。
有些主张台湾应该要和中国“和谈”或对话，但和谈的前提，会不会被中国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这不就封死了国际社会对台湾伸出援手的立场？在西藏、香港的教训之后，中国的政治承诺，谁敢真的相信？
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台湾虽然不是“自变项”，但要努力不要注定变成“依变项”（至少要扮演“中介变项”），从我们的价值和利益出发，对台湾生死存亡的“不回归点”出现之前，我们还是要努力发掘台湾的能动性。台湾内部需要团结，我们还有可为的空间。
註1：〈如何避免在台湾开战？〉（How to Avoid a War Over Taiwan）这篇联合投书是由美国一向与台湾互动紧密的黎安友、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画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康乃尔大学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国务院前亚太副助卿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等人，以美国学界研讨团体「美中政策工作组」（The Task Force on U.S.-China Policy）之名共同执笔。
该文主张，美国政府应该重拾「战略模煳」，并透过修復对中国与台湾各自的「威吓」（Threat）与「保证」（Assurance），来重拾「威慑」（Deterrence）在台海的三方平衡 。但其避免战争的作法，却是要恢復传统的三个必须：必须阻止台湾宣布正式独立、必须阻止美国承认台湾独立或恢復美国对台邦盟、必须阻止中国武力犯台强制统一。
执笔的学者们批评，川普与拜登政府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一直以「对台湾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性表态，不必要地激怒北京，但在军事部署与保卫台湾的实际准备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部署却跟不上危机的脚步。因此该文件建议华盛顿需要重整战略模煳的立场，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并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避免暗示台湾是一个「国家」或「可以单方面决定要独立」，以免释出错误的美国保证，增加三方误判的风险而迈向台海战争。
註2：〈如何避免在台湾开战？〉一文，虽然陈述了「台湾人认同」的意识提升，大多数台湾人也支持维持现状。但同时指出北京视此趋势为威胁。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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