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正值中共二十大，美國之音記者平凡來聯繫，要跟我聊聊中共選拔幹部的課題，我思考後跟他開玩笑：你要談的可稱『中共「帝王學」』，因為這七十年，一前一後正好有兩個梟雄有帝王之心；然而中間三十年，鄧江胡三屆，其實是一個「奇理思瑪」魅力減損時期，所以中共的統治模式呈現一個馬蹄型，它有兩種模式，恰好新銳政治學家吳國光最近有一個採訪，創意性地將兩頭（毛、習）模式稱為「獨裁制」，中間（鄧、江、胡）稱為「寡頭制」。我還認真做了一個採訪提綱，現在這個採訪《中共二十大报道：官场之巅 接班人、政治局常委提拔之路》已經上網，我貼出我的提綱。】
中共“二十大”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组建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坊间对新常委会的组成已经有诸多猜测。美国之音记者平凡采访专家，探讨了中共最高领导层提升、选拔的内在秘诀。
习近平选拔庸才
中共“二十大”最后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即将出炉。关于当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选人标准，在美国的中国知名作家苏晓康说：“他绝对是武大郎开店啊。只要这个大佬，习近平他就是黑社会大佬嘛，他觉得你没有按我的路线走，我就换掉你，用跟我走的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苏晓康认为，习近平基本上走的是“任人唯亲”的路线。
苏晓康说：“第一看你是不是忠诚，是不是站在我线上的，习近平到这个时代已经是非常极端了，他只用他的过去他当政时期用过的那些人。第二位在这个当中他再来挑你有没有能力。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挑到中央的什么蔡琪呀，一个个老实说全都是庸才，根本没有什么能力。”
历代接班人命运多舛
以对最高领导人忠诚的程度划线，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选拔接班人的方法。毛泽东先后选择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和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结果中共自己也承认都失败了。杭州师范大学政经学院副院长、浙江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王光银教授曾经在2007年的文章《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中说：“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中并未真正彻底解决接班人的问题。”
苏晓康认为，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又红又专”的标准只不过是一句口号，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要忠诚于他。
苏晓康说：“毛泽东的‘红’，共产党讲的‘红’就是跟人、跟路线，这个‘红’是这个意思，就是忠于一个派系，这叫‘红’，当然在毛泽东时代就是跟毛泽东嘛，或者跟毛泽东的那个路线。”
到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时代，邓小平选择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接班人。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波士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说： “邓小平提拔胡耀邦的时候，我觉得胡耀邦有一个好处，他多年管青年团，所以他跟下一代的领导人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邓小平是希望胡耀邦可以把这个领导阶层稳定下来，也希望可以一个一个提拔，就可以避免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一些斗争。当然这个计划破坏了，泡汤了。”
邓小平选拔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为了推进不同于毛泽东闭关锁国路线的改革开放，但是最后的结局仍然没有逃脱中共的政治，就是首先要保障中共的权力。
苏晓康说：“邓小平为了改革，他启用了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人。不顾陈云、王震这些党内老人的反对，启用胡耀邦和赵紫阳。但是仅仅不到10年，这个改革遭遇阻力，他就无情地抛弃了赵紫阳和胡耀邦。所以六四屠杀以后，邓小平已经没有接班人可选了。”
苏晓康指出，江泽民并不是邓小平的嫡系，所以他对江泽民并不放心，于是又在临死前隔代指定了胡锦涛接江泽民的班。
苏晓康说：“看中胡锦涛，只因为胡锦涛在拉萨当书记的时候开枪镇压拉萨，那是1989年3月份，1989年6月份就是北京开枪了。所以胡锦涛是中共省一级书记里头最早开枪的一个人。邓小平就是看中胡锦涛这一点，指定他在江泽民之后接班。”
学历已成浮云
邓小平选中胡锦涛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胡锦涛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而且在大学时期加入中共，符合选拔邓小平的干部标准。当时，中共重提建设“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提出了选择干部也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这个指导原则之下，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明显开始向学历化和知识化转型。
从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曾经有一个时期，年轻和正规大学学历成为选拔人才的硬指标，受到提拔重用的通行证。胡锦涛、温家宝、王兆国、周永康、李克强等“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大学生被选拔上来，进入中共最高层。而这些并不具备“红二代”背景或者派系亲信色彩的人形成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技术官僚”。即使是“红二代”，例如江泽民、李鹏和薄熙来，也都具备正规大学学历。
苏晓康说：“尤其胡锦涛这一届，常委是9个，9个全部是工程师。”
但是“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习近平选拔人的标准似乎并不看重学历。傅士卓教授说： “肯定他们的学历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我觉得有一些经验，比如说当过某一些省的省委书记或者一些部门的部委书记，这个是更重要的。”
苏晓康也认为，学历在今天的中国官场上已经不重要，因为他认为高级官员的学历已经不再反映知识水平。
苏晓康说：“学历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了，不要说中国的高官，任何层级的官员弄个学位几乎是不非吹灰之力，因为现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包括名牌的什么北大、人大在内，清华，都已经是可以混文凭、买文凭，甚至送文凭给你。”
苏晓康以习近平为例，认为他的博士学位与实际学识并不相符。
苏晓康说：“习近平有什么学历啊？他根本就没有读过什么书啊。虽然他标榜他是清华的什么博士，结果弄到后来我们当时在海外看的，也是觉得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整天念错别字啊，好像根本没有读过书或者就是一个中学小学的文化程度。结果后来听到李锐，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在临死前有人访问他说，哎呀他算数一句，我没想到他就是个小学文凭，小学水平，因为习近平就是他选的，就是李锐选的。”
“红二代”官场消失的迷思
苏晓康指出，李锐当年作为中组部副部长，负责挑选中共中央的接班梯队，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具备“红二代”的身份。据说当年有一个说法，就是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中共高官，每一家可以有一个子女最后担任部级干部。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和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入所谓的“第三梯队”，准备接班。
六四屠杀事件之后，“红二代”接班问题被中共元老陈云提上议事日程。
苏晓康说：“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的问题的出现是六四屠杀以后，陈云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较放心。陈云的这句话开启了所谓‘红二代’接班的合法性，而且他是叫整个世代，就是整体接班合法性。陈云讲杀了人了，不能不考虑将来我们后代的安全，所以他提出要整体‘红二代’接班，就是他们子弟接班。”
但是今天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和“富二代”、“富三代”对于坐江山欲望甚少，其典型就是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的后代都没有进入政界，而是选择经商，甚至移居海外。苏晓康分析说，他们普遍感到在中国没有法律上的安全，还有环境、大自然被破坏。
另外，分析人士还认为，习近平很忌惮和他具有同等背景的“红二代”对他形成挑战，薄熙来被整肃也反映了习近平这种“瑜亮情节”。
苏晓康说：“在今天，特别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在选拔高官上还有‘红二代’、‘红三代’这回事情吗？没有了。因为习近平回到了任人为亲的路线。就是说他启用了自己的‘之江新军’。还包括另外两拨人，一拨是他的所谓清华同学帮，另外一个还叫做秘书帮，指的是他在浙江和福建时期使用的秘书。他把这三股力量，‘之江新军’、清华同学帮、秘书帮调到中央来担任要职。”
中国事务专家、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傅士卓说：“当然如果你在党内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一个关系网，那你被提拔的希望当然减少了。所以我觉得，比如说你说到常委，我们现在就知道‘二十大’常委是最重要的，习近平一定要选拔一些他认为可靠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些习近平的，也可以说是他的牌，这个是一定的。”
但是傅士卓也指出，习近平不可能在所有位置上都安排自己的人，他必须把一些位置分给“团派”和其他派系，以便保持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五湖四海”的平衡。
傅士卓教授指出，习近平至今不挑选接班人，会给未来的中国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同时习近平只选拔听话的人，政策上难免偏颇。
傅士卓说：“习近平到现在为止是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提拔一个继承人。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未来的政治稳定应该是不太理想。”
傅士卓教授认为，习近平只提拔自己的亲信，选择范围越来越小，听不进应该听到的意见。他说，最高领导人不喜欢听别人的话，那向他提供意见的人就越来越少，提供的意见就越来越窄。
傅士卓说：“这个使他们早晚会犯一些错误，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也许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打破的不止是接班人选拔的方式，而是中共的领导方式。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光银在《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一文中说，“邓小平明确中央最高层领导者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从而把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大业交给了一个集体，而不是某一个人。”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召开，这个中共不成文的惯例，这个曾经被中共标榜了几十年的“集体领导”制度已经被习近平和中共自己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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