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舉行在即，輿論焦點都放在誰當第一把手，因為人選不僅關乎一黨一派，更代表發展路線的取捨，關乎國運的升降甚至興衰。
拜40年來改革開放所賜，中國經濟實力日趨強盛，但在還政於民和國際關係方面，發展卻遠遠不似預期。「中國模式」下的政治體制，目的是確保中共的永續統治，以裨益中國，因此必須一黨專政掛帥，寸步不離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至其他領域。
因此，大陸沒有自由選舉，言論渠道閉塞，也沒有開放的公民社會，這些都不用多說了，但總沒想到情況變本加厲，新疆會出現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譴責的思想改造集中營，以至將《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拋諸腦後，以《國安法》來壓倒香港的反對聲音，甚至過往較為寬鬆的經濟領域和大眾娛樂，近年來也離不開黨國體制的牢牢控制。
北京深信「中國與別不同」（exceptionalism）（亦即所謂國情論），就是我行我素，變相否定國際共認的行為規範和普世價值。例如「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即使搞得民怨沸騰，經濟停滯，也得堅持下去，不理會醫學界的科學論證，更不顧及恢復社會秩序和國際交往的重要性。又如北京在南海建立人工島再配置軍事設施，亦有違反國際海事法之嫌，以至俄羅斯軍事侵略烏克蘭，抵觸聯合國憲章中領土主權不容侵犯的原則，但北京絕不避嫌，一再坦承與俄羅斯友誼永固，令自己在國際舞台上更形孤立，也加強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戒心。
中國經濟實力越強大，但執政者看來不是越感安心，而是越感恐懼，害怕失去駕馭大局的權力，因此需要鐵腕政策，對內加強壓制、對外擴張影響力，以確保國內以至國際局勢，都按照自己的意思發展下去。不過，北京對內對外不斷展示權力，在民主國家眼中，正如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Susan L. Shirk) 所說，已到了過分（overreach) 的地步，引起中外衝突之餘，也嚴重損害自己的利益*。
謝淑麗指出中國的損失有四方面。首先，由新疆集中營、國安法治港、戰狼外交、經濟制裁那些批評中國的國家、網上黑客入侵私人機構竊取機密丶與流氓國家關係友好等等，都有損中國作為國際領袖的聲譽。其次，中外之間的衝突，促成多個國際聯盟組織的出現。例如四方聯盟(QUAD，即包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安全對話機制)、澳英美三邊安全協議（AUKUS)、美國-歐盟貿易與科技委員會等等先後成立，目的就是制約中國的擴張，並降低他們對中國的經濟倚賴。
第三是經濟損失。外國政府對中國疑心越大，政策就越嚴厲，處處限制中國經濟向前發展的機會。例如加強審查到紐約上市的中國企業、禁止高科技製品售予中國、限制科學技術的交流、制裁中國企業、將供應鏈分散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等等，都會直接衝擊中國經濟。由2010到2020的十年間，外國投資佔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逐步下降，正反映中外關係日漸惡化下，外商對政治風險的憂慮。
最後是嚴苛的內政措施對經濟的禍害。科技巨企領頭人紛紛下馬、學校增加意識形態洗腦卻減少英文課時、嚴密限制政治及經濟資訊流通、加強管制娛樂文化等等，促使富有的企業家和中產人士離心離德，自己不移民，也先送走家人及資產，而「清零政策」的影響不用說了，未來問題更是，當疫症無法清零，中國仍要堅持「清零」，又如何再向世界開放呢？
大家可以不認同謝淑麗的看法，指中共是因為權力擴張超過應有的限度，結果造成上述的問題，但不能不承認，她指出的幾點事實，都值得認真思考。一是民主國家是由於認為中國內外措施過分，所以採取制衡中國的政策；二是這些措施直接窒礙中國經濟及科技的進步；三是必須改轅易轍，才能贏回民主國家的信任和合作，中國才能向前走。
中國最後會否走上康莊大道，還是闖進越行越窄的獨木橋，很快就可以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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