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 / 知乎
2015年3月3日早上6点，我接到了曾彦修的秘书马立国兄的短信："曾彦修同志于2015年3月3日4点43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96岁的曾老魂归道山，虽然意料之中，但仍然觉得很悲伤。
3月2日上午，经过一次抢救，曾老再一次脱离危险。立国兄告诉我，大夫说没有几天了。我当下想，今天必须去看看老人家。我给杜导正老电话，杜老又告诉李锐老，我们一起到李锐老家集合去医院。可是，当我们要出发时，立国兄又告，大夫认为，曾老刚经过抢救，不准任何人探视。我们只好作罢。
在回家的路上，杜老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如果今天不见见老人家，恐怕就没有时间再见面了。于是，他命令司机掉转车头，硬闯医院。在立国兄协助下，杜老费尽周折终于面见了曾老。
杜老从医院出来后立即给我电话："我看曾老面色尚好，戴着氧气面罩，眼睛还是明晃晃的，依旧清晰。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不忍松开，我们两人眼睛都有点湿润了。曾老知道，我的到来，是代表了杂志社，代表了杂志20万订户、上百万读者啊。这里面的分量，我们彼此的心里一清二楚……"92岁的杜老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大约从1995年开始，曾彦修成为我们杂志的编委，2014年又成为杂志的顾问，一直支持杂志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老人家慢慢熟悉起来。
曾彦修学生时代向往革命，奔赴延安接受洗礼，并加入中共，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后，曾彦修随军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1954年3月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曾彦修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做编务工作。1978年夏调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1983年申请退休。
从曾彦修的履历上看，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并无多少差异，但他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是他"微觉此生未整人"，为了不整人，他宁愿自己主持将自己划为"右派"。这在革命不断、运动不断的知识分子的红色人生中，是凤毛麟角的个案。他为此在知识界拥有良好的口碑。
"微觉此生未整人"
2011年，在与曾老的一次闲谈中得知，年过90岁的他要开始写回忆录；2014年6月，这部名为《平生六记》的回忆录出版。
何为"平生六记"？拿到曾老的赠书后才知道，老人不是完整地回顾一生所走过的道路，而是记叙了亲历的六次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是为"六记"。
读完全书，我非常感慨：在我所读到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回忆录中，一讲到历次政治运动，基本上是讲自己被整被迫害的历史；少数有反思精神的人，还会写出自己整别人的行为。总之，不会超出整人、被整的叙事形式。曾老这本书，却摆脱了那种叙事形式，专讲如何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不整别人，甚至在狂飙式的运动中，致力于为他人辩冤白谤。
在《平生六记》开篇中，曾彦修写道："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而在《九十自励》诗中曾老写道："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良心"。
1951年，曾彦修担任广州《南方日报》社长。这一时期，镇反运动正在广州轰轰烈烈的展开。作为报社负责人，他必须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为"镇反"大造舆论。可是，当他发现负责镇反的人一次处决的人犯就有140多名时，他有些含糊了。在这些人当中，"还有一个解放前的省教育厅长×××，经记者了解，是解放广州后又从香港公开回来的，这人要处决究竟是怎么回事？"带着这样的疑问，他仔细核实了即将处决的140多人的罪名，基本上都是一个："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为此犯言直谏，将此事汇报给叶剑英，希望刀下留人。最终，经过他的努力下，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三反运动，即所谓"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当时把运动对象称为"老虎"，所以又叫做打老虎运动。现今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在高度评价这个运动的意义的同时，也承认"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由于推广'作出具体计划'，定出必成数、期成数，并根据情况发展追加打虎数字'的经验，要求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搜集材料，试行探查'，许多地方和部门曾发生过火斗争的偏差。"
可是，从曾彦修的经历看，三反运动中的"偏差"要严重得多。他看到的情况是，很多"老虎"都是硬逼、硬打出来的，根本上没有什么材料，或者找些事情来附会上去罢了。他说："我一看这些'老虎'，吓了一跳。他们怎么可能会在进城之后，就立刻变成贪污分子呢？这些人，有些不是比我参加革命早么？他们中有哪一个不是经历过多年苦斗，不惜牺牲生命来干革命的呢？有些人还经历过几年艰苦危险的游击战争锻炼的，怎么一进城几天就变成贪污分子呢？……我从根本上不相信会有此等事情。"
曾彦修所在的《南方日报》，曾经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刊登过两只大"老虎"：《南方日报副》社长杨奇和华南革命大学副校长罗明。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罗明、杨奇半正式地平反后，报纸也照样在头版头条黑体通栏登出他们平反的事情了——不过未用"平反"二字。
此后，曾彦修调到北京，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1954年，由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而对胡适思想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批判运动。运动结束后，由曾彦修负责编辑出版了八本《胡适思想批判》。但是，作为责任编辑，曾彦修居然一篇文章都没有看完。
记得有一次与他闲谈时，我谈到了这八本书。曾老说："我为什么身为编辑却一篇文章也未翻读过。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文字让人读不下去的，多为强词夺理的批判语言。还有，批判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实实在在不知这句话错在哪里？"在《平生六记》中他认为："胡适的威望大体上是越批越高，因为过去不知道胡适为何人的人，现在也知道了。"为此，他不跟风，用沉默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1955年，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由反胡风发展而成的肃反运动开始，各单位都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布置成立一个"五人小组"领导运动。曾彦修又担任了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的组长。可是曾彦修是怎样做的呢？他"绝不是为了整人而忙，相反地，几乎全是为了脱人于难或脱人于困而忙"。
这里以他对于戴文葆的历史问题的处理一事为例。在肃反运动开始后，戴文葆是上面戴帽下来的"特嫌"：在几个月以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就已经向王子野、又向曾彦修两次提出了戴文葆的"特嫌"问题，戴文葆当然成了一个必须重点审查的对象。曾彦修找戴本人深谈了三次，心中有了底，知道他的这个所谓"特嫌"问题并不能成立。开始必须找出证据来，证实自己的判断。于是他一再派人出去调查，终于找到了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过硬铁证。曾彦修在书中自豪地说："人民出版社内部肃反中（即未公开动员，未号召检举自首等）最突出的一个成绩，就是在强烈压力下，我们仍然十分肯定地为一个出版界的杰出人物——戴文葆做出了完全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非常肯定的结论。"
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五人小组，有这样的五人小组组长，在肃反运动中恐怕应该说是一个异数。当其他部门纷纷汇报肃反运动成果的时候，曾彦修所领导的肃反"五人小组"做到了"这次'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是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曾彦修的风骨，由此可见。
1964—1965年，曾彦修在上海一个大中型印刷厂参加"四清"运动。《平生六记》记叙了他参加了四清工作队的经历，尤其详细记叙了他经办的十个案例，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有着各种"问题"的人是怎样在屈辱和恐惧中捱日子的。而他们的所谓"问题"，又简直是颠倒是非的无端陷害。
曾彦修在这里负责清查了三十来个人的问题，他脑子里没有那时人们已经绷紧的"阶级斗争"那根弦，而是从良心出发，不但不在本来毫无问题的人身上"清"出问题来，而且对于没有问题却在以往被诬陷为有问题的人，他努力为他们脱罪，为他们洗白。像查明一个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的人其实仅仅是同名同姓；查明一个被认为汉奸的人其实是我们指定的两面村长；查明一个戴着双重反动帽子的"反革命资本家"的人原来是一个舍命掩护过地下党员的人……他就都是这样办的。书中说："问题弄清楚后，这三十来个人的结论全是我一人起草的。正因为我参与了每一个人的全部审查过程，因此基本内容我至今仍然记得。奇怪的是全部被认为或被怀疑为有大小政治问题的三十来个人，最后都一一弄得清清楚楚，一个人也没有称得上问题的问题。"。
1964—1965年，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已经呼之欲出，指鹿为马的大批判已经开始。在指鹿为马的年代，仅仅做到指鹿为鹿，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曾彦修做到了这一点。
把自己划为右派
我初次认识曾彦修时，杜导正老就跟我说，1957年反右时，曾彦修为了保全人民出版社，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把自己划为右派来凑"百分比"。这确实不同寻常。
从历史上说，曾彦修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根红；从反右时他的是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来说，他是组织者、领导者，单位的"反右"动员报告都是他在作，"右派"名单也要经他之手上报。那时节，自保是正常的，但为让别人凑"百分比"也是正常的。可是曾彦修却自己去凑那个"百分比"，无论如何是我难以想象的。当时，我就对曾彦修肃然起敬。此后，在与曾彦修闲聊时，我常常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到到反右派上来，但曾老并不接茬。他似乎对反右时自己的作为讳莫如深。
《平生六记》"前记"里，曾彦修说："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右派一字。此事，除了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等知道外，其余在社会上确无一人知道任何东西。因此我就一直不说，因为说了也无人相信。" 现在之所以写出来，他说，是因为2012年10月出版的人民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戴文葆先生的纪念册《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里，有老同志殷国秀的文章提到了此事。
曾彦修在《平生六记》中写道："上面催要'右派'名单了。五人小组急急议了几次很难拟定。倒不是大家要划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报'右派'，其余四人不大同意。我拟的'右派'名单大约共三个或四个，其中有我。五人小组讨论更困难了，几次定不下来，无一人对我列入'右派'表示赞成。但上面催名单很紧。可王子野、陈原、周保昌、谭吐四人（引者按：他们是五人小组成员）仍久不表态。因为平时关系好，哪里'反革命'要来就来呢！我说，事情摆在这里，上报得用五人小组全体的名义。久无动静是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拖进去。这里，除陈原同志外都是老'运动员'，亲身经历很多。全国轰轰烈烈，我们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点单位，这预示着什么？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啊！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经我详说之后，算是说服了五人小组，谭吐说，那就照彦修说的办理罢，不然，未来确是可能更严重。这样，五人小组就算通过了曾起草包括曾某在内的三四个'右派'名单的报告。"
这样的五人小组组长，这样的右派分子，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曾彦修就这样成了一名右派分子。
曾彦修的一条最引人注目的右派言论，是他在人民出版社内部的黑板报上发表答黑板报记者问里，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次座谈会上，都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一联诗来说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时候容易受到腐蚀的意见，据黄秋耘说，"康生对'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曾彦修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专文批判他的时候就正是抓住这一点做文章。
晚年反思这段历史，曾彦修说，自己把自己划为右派，这是他的幸事："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他又说："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依我看，这是曾彦修自谦的话。以他的个性，即使不自己把自己划为右派，他也不可能在高压下去昧着良心划别人。他在书中说："（运动高压下）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限，我一生未逾越过。"这才是他的本真。
后来，曾彦修在接受记着采访时，也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有胆量、有担当，不要害人。我承认我是特务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害任何一个人。我是右派我自己认，但我绝不说人家一个字。要人人检举，搞的人人不讲道德，还叫共产党？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很滑稽。"这也是他的本真。
曾彦修《平生六记》完成后，"时年109岁"的周有光先生为他题写了四个字 "良知未泯"。依靠"良心"做事，曾彦修的道德人格令人敬仰；而且"微觉此生未整人"，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种人格风范，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在政治运动不断的20世纪，实属罕见。
与胡乔木的争论
1979年"右派"问题"改正"后，曾彦修调回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此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作为老出版人，曾彦修认为，出版界要顺应思想解放的潮流，要放眼看世界，多出一点启发民智的开明书籍。
1980年3月25日，曾彦修致信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建议由他们出面发起在全国译印此类书籍。
3月31日，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即复信表示赞同："惠德、光远同志早有此意，可惜多年来未曾开展此项工作。建议把此件送陈原同志一阅。我希望在七月开会。"
此后，曾彦修开始牵头进行筹备工作，成立由中联部七局、中联部苏东研究所、外交部东欧司、中央编译局、北京图书馆、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组成的选译与书目的工作小组，人民出版社也新成立了一个国际政治编辑室来专门承担此类事。
1980年7月，这份初选译书目录及其简介的油印本印好后，人社的国际政治编辑室即以本室名义，径自分送了两份给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总书记胡耀邦两位领导，征求意见。胡乔木处无反映，胡耀邦在收到第一批拟译书目及说明的三天后，即1980年7月21日直接复信与该编辑室："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的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个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胡耀邦在某些书名下划了红线，足证他确是全文看了的。这时，耀邦新任总书记不久，日理万机，但能收到此件后立即处理，并作了复信，可见他对打破闭关锁国状态的热情与重视。至于说"恐怕不行"，是指由一个单位的一个小部门来承担此重任"恐怕不行"，因此要人社再精选。
根据总书记的批示，曾彦修将很大精力投入到这套丛书来，从1980年到1983年，三年间出版了大批译介国外政治、经济、思想书目，总称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有"新黄皮书"之称，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在追溯八十年代的思想潮流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诸如"走向未来丛书"，其实这一套书才是源头。
到了1983年反精神污染的背景下，一直对这套书没有只言片语的胡乔木，忽然开始关注起这套书来。在1983年末、1984年1月两个月内，胡乔木隔一二日向人民出版社调集这类三十来本书的一二本去审阅。
2月15日，胡乔木在中宣部内部做了一次针对人民出版社的讲话，明确指责人民出版社这几年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出版社了。第二天或第三天，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召集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及其他部门处以上干部到中宣部开会，传达胡乔木对人民出版社批评的讲话。此时，曾彦修已经离休，中宣部没有叫他去听这个传达。但几天后，中宣部又通知人民出版社，要社领导去中宣部去直接听胡乔木的批评，并指明曾彦修必到3月16日下午，前总编辑及社长曾彦修、现总编辑张惠卿、顾问陈茂仪（曾接陈任社长）三人被召到中宣部。此会由胡乔木一人讲话，进行了约2—3小时。曾始终一言未发。
1984年4月，胡与邓力群向邓小平汇报思想界状况时，把出版这套书作为"思想状况严重自由化"九条当中的第一条。胡乔木认为这套书有三大项错误：反苏反共（反苏，甚至包括契尔年科也在内）；宣传托洛茨基派及托洛茨基主义；宣传国际修正主义。
直到此时，曾彦修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认为，胡乔木的批评是有片面性的。此后他收集资料，起草了一份两万多字的《关于不同意胡乔木同志1984年春两次对人民出版社的强烈指摘的申诉书》（另有八个证件性的影印附件），分送部分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同时致中纪委，请求调查并干预此事。
申诉书认为：必须继续执行耀邦同志的批复，坚持打破闭关锁国路线，坚持继续译印此类书籍。申诉书中说："耀邦同志的批复说：'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而乔木同志现在指摘我们翻译了南共、日共、挪威共的几本书。而且在我们当面读了耀邦同志这一批复之后，仍继续严厉指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历史将会证明，耀邦同志的这件批示是何等的正确，又是何等的重要，它是对各方面闭关锁国倾向的一个多么有力的批评！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并未解决。照有些同志的办法，实际上又是实行闭关锁国。"
一向平和的曾彦修，在这个问题倒是少有的刚毅。在2005年一个纪念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上，我与老人闲谈时，谈到这段历史，老人依旧忿忿然。他把这段争论口述给我，由我整理出一篇短文，发在11月的杂志上。同时，把争论过程中的一摞资料都给了我，希望将来我能为写写这段历史。
老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熟知曾彦修，他书赠于谦的一首诗给曾留念：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粹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对曾彦修的人格的肯定。
发布于 2022-10-23 19:04
3月2日上午，经过一次抢救，曾老再一次脱离危险。立国兄告诉我，大夫说没有几天了。我当下想，今天必须去看看老人家。我给杜导正老电话，杜老又告诉李锐老，我们一起到李锐老家集合去医院。可是，当我们要出发时，立国兄又告，大夫认为，曾老刚经过抢救，不准任何人探视。我们只好作罢。
在回家的路上，杜老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如果今天不见见老人家，恐怕就没有时间再见面了。于是，他命令司机掉转车头，硬闯医院。在立国兄协助下，杜老费尽周折终于面见了曾老。
杜老从医院出来后立即给我电话："我看曾老面色尚好，戴着氧气面罩，眼睛还是明晃晃的，依旧清晰。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不忍松开，我们两人眼睛都有点湿润了。曾老知道，我的到来，是代表了杂志社，代表了杂志20万订户、上百万读者啊。这里面的分量，我们彼此的心里一清二楚……"92岁的杜老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大约从1995年开始，曾彦修成为我们杂志的编委，2014年又成为杂志的顾问，一直支持杂志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老人家慢慢熟悉起来。
曾彦修学生时代向往革命，奔赴延安接受洗礼，并加入中共，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后，曾彦修随军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1954年3月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曾彦修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做编务工作。1978年夏调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等。1983年申请退休。
从曾彦修的履历上看，他与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并无多少差异，但他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是他"微觉此生未整人"，为了不整人，他宁愿自己主持将自己划为"右派"。这在革命不断、运动不断的知识分子的红色人生中，是凤毛麟角的个案。他为此在知识界拥有良好的口碑。
"微觉此生未整人"
2011年，在与曾老的一次闲谈中得知，年过90岁的他要开始写回忆录；2014年6月，这部名为《平生六记》的回忆录出版。
何为"平生六记"？拿到曾老的赠书后才知道，老人不是完整地回顾一生所走过的道路，而是记叙了亲历的六次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是为"六记"。
读完全书，我非常感慨：在我所读到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回忆录中，一讲到历次政治运动，基本上是讲自己被整被迫害的历史；少数有反思精神的人，还会写出自己整别人的行为。总之，不会超出整人、被整的叙事形式。曾老这本书，却摆脱了那种叙事形式，专讲如何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不整别人，甚至在狂飙式的运动中，致力于为他人辩冤白谤。
在《平生六记》开篇中，曾彦修写道："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而在《九十自励》诗中曾老写道："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能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良心"。
1951年，曾彦修担任广州《南方日报》社长。这一时期，镇反运动正在广州轰轰烈烈的展开。作为报社负责人，他必须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为"镇反"大造舆论。可是，当他发现负责镇反的人一次处决的人犯就有140多名时，他有些含糊了。在这些人当中，"还有一个解放前的省教育厅长×××，经记者了解，是解放广州后又从香港公开回来的，这人要处决究竟是怎么回事？"带着这样的疑问，他仔细核实了即将处决的140多人的罪名，基本上都是一个："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为此犯言直谏，将此事汇报给叶剑英，希望刀下留人。最终，经过他的努力下，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三反运动，即所谓"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当时把运动对象称为"老虎"，所以又叫做打老虎运动。现今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在高度评价这个运动的意义的同时，也承认"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由于推广'作出具体计划'，定出必成数、期成数，并根据情况发展追加打虎数字'的经验，要求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搜集材料，试行探查'，许多地方和部门曾发生过火斗争的偏差。"
可是，从曾彦修的经历看，三反运动中的"偏差"要严重得多。他看到的情况是，很多"老虎"都是硬逼、硬打出来的，根本上没有什么材料，或者找些事情来附会上去罢了。他说："我一看这些'老虎'，吓了一跳。他们怎么可能会在进城之后，就立刻变成贪污分子呢？这些人，有些不是比我参加革命早么？他们中有哪一个不是经历过多年苦斗，不惜牺牲生命来干革命的呢？有些人还经历过几年艰苦危险的游击战争锻炼的，怎么一进城几天就变成贪污分子呢？……我从根本上不相信会有此等事情。"
曾彦修所在的《南方日报》，曾经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刊登过两只大"老虎"：《南方日报副》社长杨奇和华南革命大学副校长罗明。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罗明、杨奇半正式地平反后，报纸也照样在头版头条黑体通栏登出他们平反的事情了——不过未用"平反"二字。
此后，曾彦修调到北京，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1954年，由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而对胡适思想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批判运动。运动结束后，由曾彦修负责编辑出版了八本《胡适思想批判》。但是，作为责任编辑，曾彦修居然一篇文章都没有看完。
记得有一次与他闲谈时，我谈到了这八本书。曾老说："我为什么身为编辑却一篇文章也未翻读过。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文字让人读不下去的，多为强词夺理的批判语言。还有，批判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实实在在不知这句话错在哪里？"在《平生六记》中他认为："胡适的威望大体上是越批越高，因为过去不知道胡适为何人的人，现在也知道了。"为此，他不跟风，用沉默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1955年，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由反胡风发展而成的肃反运动开始，各单位都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布置成立一个"五人小组"领导运动。曾彦修又担任了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的组长。可是曾彦修是怎样做的呢？他"绝不是为了整人而忙，相反地，几乎全是为了脱人于难或脱人于困而忙"。
这里以他对于戴文葆的历史问题的处理一事为例。在肃反运动开始后，戴文葆是上面戴帽下来的"特嫌"：在几个月以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就已经向王子野、又向曾彦修两次提出了戴文葆的"特嫌"问题，戴文葆当然成了一个必须重点审查的对象。曾彦修找戴本人深谈了三次，心中有了底，知道他的这个所谓"特嫌"问题并不能成立。开始必须找出证据来，证实自己的判断。于是他一再派人出去调查，终于找到了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过硬铁证。曾彦修在书中自豪地说："人民出版社内部肃反中（即未公开动员，未号召检举自首等）最突出的一个成绩，就是在强烈压力下，我们仍然十分肯定地为一个出版界的杰出人物——戴文葆做出了完全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非常肯定的结论。"
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五人小组，有这样的五人小组组长，在肃反运动中恐怕应该说是一个异数。当其他部门纷纷汇报肃反运动成果的时候，曾彦修所领导的肃反"五人小组"做到了"这次'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是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曾彦修的风骨，由此可见。
1964—1965年，曾彦修在上海一个大中型印刷厂参加"四清"运动。《平生六记》记叙了他参加了四清工作队的经历，尤其详细记叙了他经办的十个案例，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有着各种"问题"的人是怎样在屈辱和恐惧中捱日子的。而他们的所谓"问题"，又简直是颠倒是非的无端陷害。
曾彦修在这里负责清查了三十来个人的问题，他脑子里没有那时人们已经绷紧的"阶级斗争"那根弦，而是从良心出发，不但不在本来毫无问题的人身上"清"出问题来，而且对于没有问题却在以往被诬陷为有问题的人，他努力为他们脱罪，为他们洗白。像查明一个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的人其实仅仅是同名同姓；查明一个被认为汉奸的人其实是我们指定的两面村长；查明一个戴着双重反动帽子的"反革命资本家"的人原来是一个舍命掩护过地下党员的人……他就都是这样办的。书中说："问题弄清楚后，这三十来个人的结论全是我一人起草的。正因为我参与了每一个人的全部审查过程，因此基本内容我至今仍然记得。奇怪的是全部被认为或被怀疑为有大小政治问题的三十来个人，最后都一一弄得清清楚楚，一个人也没有称得上问题的问题。"。
1964—1965年，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已经呼之欲出，指鹿为马的大批判已经开始。在指鹿为马的年代，仅仅做到指鹿为鹿，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曾彦修做到了这一点。
把自己划为右派
我初次认识曾彦修时，杜导正老就跟我说，1957年反右时，曾彦修为了保全人民出版社，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把自己划为右派来凑"百分比"。这确实不同寻常。
从历史上说，曾彦修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根红；从反右时他的是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来说，他是组织者、领导者，单位的"反右"动员报告都是他在作，"右派"名单也要经他之手上报。那时节，自保是正常的，但为让别人凑"百分比"也是正常的。可是曾彦修却自己去凑那个"百分比"，无论如何是我难以想象的。当时，我就对曾彦修肃然起敬。此后，在与曾彦修闲聊时，我常常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到到反右派上来，但曾老并不接茬。他似乎对反右时自己的作为讳莫如深。
《平生六记》"前记"里，曾彦修说："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1957年我划右派一字。此事，除了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等知道外，其余在社会上确无一人知道任何东西。因此我就一直不说，因为说了也无人相信。" 现在之所以写出来，他说，是因为2012年10月出版的人民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戴文葆先生的纪念册《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里，有老同志殷国秀的文章提到了此事。
曾彦修在《平生六记》中写道："上面催要'右派'名单了。五人小组急急议了几次很难拟定。倒不是大家要划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报'右派'，其余四人不大同意。我拟的'右派'名单大约共三个或四个，其中有我。五人小组讨论更困难了，几次定不下来，无一人对我列入'右派'表示赞成。但上面催名单很紧。可王子野、陈原、周保昌、谭吐四人（引者按：他们是五人小组成员）仍久不表态。因为平时关系好，哪里'反革命'要来就来呢！我说，事情摆在这里，上报得用五人小组全体的名义。久无动静是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拖进去。这里，除陈原同志外都是老'运动员'，亲身经历很多。全国轰轰烈烈，我们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点单位，这预示着什么？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啊！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经我详说之后，算是说服了五人小组，谭吐说，那就照彦修说的办理罢，不然，未来确是可能更严重。这样，五人小组就算通过了曾起草包括曾某在内的三四个'右派'名单的报告。"
这样的五人小组组长，这样的右派分子，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曾彦修就这样成了一名右派分子。
曾彦修的一条最引人注目的右派言论，是他在人民出版社内部的黑板报上发表答黑板报记者问里，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次座谈会上，都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一联诗来说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时候容易受到腐蚀的意见，据黄秋耘说，"康生对'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曾彦修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专文批判他的时候就正是抓住这一点做文章。
晚年反思这段历史，曾彦修说，自己把自己划为右派，这是他的幸事："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他又说："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依我看，这是曾彦修自谦的话。以他的个性，即使不自己把自己划为右派，他也不可能在高压下去昧着良心划别人。他在书中说："（运动高压下）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限，我一生未逾越过。"这才是他的本真。
后来，曾彦修在接受记着采访时，也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有胆量、有担当，不要害人。我承认我是特务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害任何一个人。我是右派我自己认，但我绝不说人家一个字。要人人检举，搞的人人不讲道德，还叫共产党？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很滑稽。"这也是他的本真。
曾彦修《平生六记》完成后，"时年109岁"的周有光先生为他题写了四个字 "良知未泯"。依靠"良心"做事，曾彦修的道德人格令人敬仰；而且"微觉此生未整人"，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种人格风范，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在政治运动不断的20世纪，实属罕见。
与胡乔木的争论
1979年"右派"问题"改正"后，曾彦修调回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此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作为老出版人，曾彦修认为，出版界要顺应思想解放的潮流，要放眼看世界，多出一点启发民智的开明书籍。
1980年3月25日，曾彦修致信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中央编译局局长王惠德、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建议由他们出面发起在全国译印此类书籍。
3月31日，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即复信表示赞同："惠德、光远同志早有此意，可惜多年来未曾开展此项工作。建议把此件送陈原同志一阅。我希望在七月开会。"
此后，曾彦修开始牵头进行筹备工作，成立由中联部七局、中联部苏东研究所、外交部东欧司、中央编译局、北京图书馆、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组成的选译与书目的工作小组，人民出版社也新成立了一个国际政治编辑室来专门承担此类事。
1980年7月，这份初选译书目录及其简介的油印本印好后，人社的国际政治编辑室即以本室名义，径自分送了两份给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总书记胡耀邦两位领导，征求意见。胡乔木处无反映，胡耀邦在收到第一批拟译书目及说明的三天后，即1980年7月21日直接复信与该编辑室："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的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个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胡耀邦在某些书名下划了红线，足证他确是全文看了的。这时，耀邦新任总书记不久，日理万机，但能收到此件后立即处理，并作了复信，可见他对打破闭关锁国状态的热情与重视。至于说"恐怕不行"，是指由一个单位的一个小部门来承担此重任"恐怕不行"，因此要人社再精选。
根据总书记的批示，曾彦修将很大精力投入到这套丛书来，从1980年到1983年，三年间出版了大批译介国外政治、经济、思想书目，总称为"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有"新黄皮书"之称，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在追溯八十年代的思想潮流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诸如"走向未来丛书"，其实这一套书才是源头。
到了1983年反精神污染的背景下，一直对这套书没有只言片语的胡乔木，忽然开始关注起这套书来。在1983年末、1984年1月两个月内，胡乔木隔一二日向人民出版社调集这类三十来本书的一二本去审阅。
2月15日，胡乔木在中宣部内部做了一次针对人民出版社的讲话，明确指责人民出版社这几年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出版社了。第二天或第三天，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召集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及其他部门处以上干部到中宣部开会，传达胡乔木对人民出版社批评的讲话。此时，曾彦修已经离休，中宣部没有叫他去听这个传达。但几天后，中宣部又通知人民出版社，要社领导去中宣部去直接听胡乔木的批评，并指明曾彦修必到3月16日下午，前总编辑及社长曾彦修、现总编辑张惠卿、顾问陈茂仪（曾接陈任社长）三人被召到中宣部。此会由胡乔木一人讲话，进行了约2—3小时。曾始终一言未发。
1984年4月，胡与邓力群向邓小平汇报思想界状况时，把出版这套书作为"思想状况严重自由化"九条当中的第一条。胡乔木认为这套书有三大项错误：反苏反共（反苏，甚至包括契尔年科也在内）；宣传托洛茨基派及托洛茨基主义；宣传国际修正主义。
直到此时，曾彦修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认为，胡乔木的批评是有片面性的。此后他收集资料，起草了一份两万多字的《关于不同意胡乔木同志1984年春两次对人民出版社的强烈指摘的申诉书》（另有八个证件性的影印附件），分送部分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同时致中纪委，请求调查并干预此事。
申诉书认为：必须继续执行耀邦同志的批复，坚持打破闭关锁国路线，坚持继续译印此类书籍。申诉书中说："耀邦同志的批复说：'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而乔木同志现在指摘我们翻译了南共、日共、挪威共的几本书。而且在我们当面读了耀邦同志这一批复之后，仍继续严厉指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历史将会证明，耀邦同志的这件批示是何等的正确，又是何等的重要，它是对各方面闭关锁国倾向的一个多么有力的批评！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并未解决。照有些同志的办法，实际上又是实行闭关锁国。"
一向平和的曾彦修，在这个问题倒是少有的刚毅。在2005年一个纪念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上，我与老人闲谈时，谈到这段历史，老人依旧忿忿然。他把这段争论口述给我，由我整理出一篇短文，发在11月的杂志上。同时，把争论过程中的一摞资料都给了我，希望将来我能为写写这段历史。
老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熟知曾彦修，他书赠于谦的一首诗给曾留念：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粹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对曾彦修的人格的肯定。
发布于 2022-10-23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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