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馬：无望的时代，一个人的革命

鹿馬 Matters 20221016

“最近在看《时代革命电影访谈记录》，恰逢北京四通桥勇士挂横幅事件，再看看满屏的喜迎二十大的朋友圈，生出一些不成体系的感想和思考。

北京四通桥上的那个彭载舟勇士挂出抗议横幅的事情，在墙外的中文新闻和自媒体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认为这次事件的亮点有两个。第一，这次的抗议与六四以来的绝大多数抗议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横幅标语的内容来看，既指向具体的清零政策，更提出明确的“做公民，要选票”等政治诉求，同时直指现任领导人个人。而之前的抗议活动和群体性事件多是维权性质的，是出于个人或群体的切身权益做出的反应。第二，这次的抗议并不是因为愤怒而产生的冲动行为，而是经过思考和策划之后的结果，这一点从其伪装成施工人员避免引起注意的行为中可见一斑。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锁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然而，在墙外这件事人尽皆知，然而在墙内却注定没有人去相应他的号召——很多人把彭载舟称为孤勇者，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勇敢，还表达了对中国一般民众的失望。普通民众就算看见他的标语也是无动于衷，没有人会行动起来，这只是孤勇者一个人的革命。

我们到底差在哪儿？

最近在看《时代革命电影访谈记录》，恰逢北京四通桥勇士挂横幅事件，两相对比产生了一些感想。

这本书是同名纪录片电影《时代革命》中的人物的访谈记录，许多电影中没能囊括的访谈内容都记录在这部书中。访谈对象包括知识分子，社工，社工系学生，急救员，上班族，中学生，大学生等各个阶层。可以说是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反送中运动中抗议者一方的情况。

反送中运动的抗争并没有什么统一指挥的领导者，俗称“无大台”。看到这本书里面各个阶层的人对于自身遭遇的细节和内心世界的描写，让我更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这种全社会范围的抗议可以在香港形成？中国大陆为什么不会出现？为什么只会出现彭载舟这样的孤勇者？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说，这有啥奇怪的，很明显是因为香港没有共产党直接统治啊，没有那么多维稳手段啊，大家敢于站出来是因为当时大家还相信基本的法治啊，而在中国你要敢反抗立刻会让你消失。还有就是中国人大多数都被洗脑了啊，他们也心甘情愿被这样统治云云。

诚然，我并不反对上述观点，抗争成本之不可承受确实是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经常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现实是哪里有反抗哪里就会有更残酷的压迫，手握暴力机关的独裁者并不会在意你的意见。在愈发残酷的镇压之下，抗争的消亡是大概率事件，成功才是小概率事件。

然而，让我们退一步，假设没有那么残酷的镇压，中国人就真能响应这位勇士的号召吗？就真的能够像香港民众一样上百万人上街大游行吗？很遗憾，我认为大概率是不会发生的。其原因何在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香港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或称市民社会），在公民社会中我认为有两件东西至关重要，也是中国社会所不具备的：一个是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另一个则是公民自发形成的组织与社团。

香港之所以能够形成社会范围内的抗议运动，原因就在于有社会层面的共同理念和价值判断。同时，市民们并非一盘散沙而是有很强的自组织能力和行动力。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能够形成一个“理念市场”，对时事进行点评，提供观点，传播理念和价值；而市民们自发形成的社团则提供了将所认同的理念付诸于行动的实体。

当然并不是说每个抗议者都要属于某个社团，而是说在一个结社自由的社会里，不仅有社工、记者、律师、劳工等行业社团独立存在，就连一般市民的自组织能力也要比中国那种原子化社会要高得多。

在这场运动中，我看到了为了自由和法治理念而呼喊的知识分子；我看到了做现场控制警察情绪，防止其过度执法的社工们；我还看到了做现场急救员的中学生们；还有自发组织起来去营救倒下的年轻人的老伯们；还看到为抗议者提供车辆的调度管理者等等。他们也并不是因为其在冲突中才突然学会了组织起来，而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锻练并保存了这种能力，他们都是勇者，但他们并不孤单。

这才是一个有机的，活生生的社会。

他注定是一个孤勇者

对照香港人的抗争，让我们看看中国的公民自组织和知识分子的现状吧。

中国政府最怕的就是民众自己组织起来，这个社会一切的社团都必须由党领导，包括各种行业协会，社工团体，甚至私营公司里面都有党支部。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根本没有什么自发的组织，所有组织都要隶属于党组织——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长时间以来，“组织”这个词默认地指党组织。虽然改革开放后有所放松，但是仍然极力打压民间自由结社。

再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毛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几乎被消灭殆尽（很多还是肉体消灭）。虽然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产生了一批启蒙者，但是六四之后政治改革的停滞和一切“向钱看”的风潮下，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和变异。

首先我要说明，这里指的知识分子是指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并关心社会公共议题，在公共舆论市场中提供专业观点和批评的人。这并不完全等同于所谓“高知”和学者。

有的人说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个观点我大体是同意的，之所以说是大体同意，是因为中国还是存在少部分有良心的关心社会议题的人，他们或被消声，或被迫出走他国，或被消失，或为了自保而噤若寒蝉。

之所以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几乎不存在，是因为我认为中国社会和学校里，到处充斥着虚假的知识分子。要么揣着明白装糊涂，迫于形势被收编，要么是被国家制造出来的虚假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他们只是组成宣传和洗脑机器的细胞，是一个个小号的戈培尔。有思想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被赶尽杀绝，洗脑机器的细胞确在源源不断地被创造，这些人进入大学，进入公共舆论，进入大众媒体和畅销书架，可想而知中国的“理念市场”都会提供怎样的理念。虚假知识分子充斥社会的方方面，导致社会议题出现也无法凝聚社会集体意志进行反思和批判。

就这样，人们反抗暴政的动机和能力同时被消弭。大多数人被驯化，偶尔出现的勇士，也只能孤身一人承担所有风险，而其他的人呢？还是充满热忱地满屏在刷关于二十大的朋友圈。可悲，一百多来，科技进步了，却什么都没有变。

上面做啥都是对的

把精神头儿都用在给现状做合理化解释，却放弃了诚实的思考，这才是所谓知识分子们最要命的。

记得有一次我回国，我找到一个大学时候的老师聊天，他并不是那种学究气的老师，自己也有在经营事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有些了解，他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在寒暄过后，聊着聊着他就开始跟我说中国现在发展很好，现在是最好的时代，政治制度比国外稳定多啦（当时美国正值川普时期）云云。

当时正值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不久，既然聊到了政治，我就出于好奇问他：“老师，你对国家主席废除任期限制怎么看？”他有点迟疑，但还是回答说：”我觉得吧，一个有雄心做一番事业的领导人，只有十年任期还是太少了。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延长任期是有必要的。“然后，他就开始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他现在之所以把自己搞得那么忙，就是因为当年穷怕了，说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贫穷的年代，不知道现在这个时代有多不容易。

当时我并没有理解他后面这段话的意思。后来我仔细想想，或许他的本意是他觉得现在这个能闷声大发财的机会来之不易，只要能继续赚钱，其他就无所谓。作为党员的他，既要说服自己也要说服别人来接受这样的统治，这个理由就是大家可以办企业赚钱，其他的么，”唔好唸咁多“，交给有贤者云集的党去做就好了。

怎么说呢，作为一个普通人和前辈，我对他还是很尊敬的。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在课堂上滔滔不绝教育学生的老师，却让我很难尊敬得起来——一边觉得自己是精英，一边又觉得自己不用思考那么多；一边享受利益和尊敬，但却连思考的责任都不愿承担。当然，如果人家害怕我举报他，故意隐藏真实想法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不想反抗也不能反抗

现在想到当时与老师的这段对话，看看勇士的罢免宣言，再看看此时此人们对连任大会的普天同庆，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不知道在四通桥下路过的人们心里是保持冷漠还是在咒骂，是咒骂皇帝还是咒骂那个拉横幅的”神经病“；不知道当年想让”雄才大略“领导人多干几年的老师现在作何感想。

不知道此时此刻为二十大胜利召开摇旗呐喊的人们是否忘记了过去几年这个国家的伤痕，是否能够看到今后整个国家会走向何方。嗯，我想大概他们不会有什么怀疑和担心吧，毕竟在一个自由思想传播和人与人自由连结缺位的社会，他们不想反抗，也不能反抗。

但你不能至少不要为连任大会拍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