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新賦一曲《戈爾巴喬夫挽辭》：
『解體蘇維埃，鎩羽共產黨。俊傑貴在識時務，拍案變天一反掌。柏林高墻應聲倒，鐵幕摒除天宇朗。歐陸干戈化玉帛，東漸西潮勢浩蕩。惜哉厥功虧一簣，詎料帝俄屍未僵。彼得陰魂鬱不散，列寧陵墓猶紅場。戈翁多壽復多辱，忍看兄弟鬩於墻。靜靜頓河漲血濤，普京狼子正猖狂。天下群情共憤日，慶豐難弟助紂忙。野心趁火欲打劫，自負男兒也磨槍。』
『今上好掉書袋，蘇聯變天，彼曾譏諷戈翁及蘇共曰：「竟無一個是男兒。」語出後蜀花蕊夫人宮詞：君王城頭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卸甲，竟無一個是男兒。 布爾什維克孽種以妾婦自居，一笑！』
戈翁變天之舉，功虧一簣，其實是共產黨極權「改革」後贏得多少壽數的問題。這個問題，我曾請教過余英時先生，2006年秋天他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訪問歸來，我們在電話上聊起大陸暴富風景，他說他對民主制度在中國，短期內已不做預想，我估計他的失望也包括近來台灣的亂局，那麽我問他，難道中共就此穩坐下去了？他說：
「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蘇聯，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則看不到了……。」
余英時從來不相信中共的所謂「改革」，雖然八九後我們一眾「大陸改革精英」，被他收留在普大高談闊論，他卻從未駁過我們的面子。遲至他為法國陳彥作序，才系統地闡述他的看法，他首先給了一個「党天下」的概念，然後分析它的「調整」伎倆，最後總結：
『总之，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大陆便开始步入「党天下」解体的历史过程，邓所领导的「党」则依靠「经济放松，政治加紧」的大战略来阻止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六•四」结束了第一阶段，但在九十年代开始的第二阶段中，「党天下」体制仍然在同一战略下勉强挣扎。 「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似乎正是这一战略在现阶段的写照。』（參見《余英时：试说「党天下」的解体过程——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代序：经济放松与政治加紧》）https://ipkmedia.com/137433/
中西方咸信中共這個體制「改革」會變好，識破它改革只是為了「存活」，我猜天下只有余英時一個人。
接下來，北京發生「薄案」，我又跟余先生聊。我推測胡溫可能追究谷開來而從輕發落薄熙來，當時情形胡溫尚未擺平周永康，坊間謠言紛起，倘若薄獲解脫，則習接班成悬案，這個政權分裂，十八大開不成了，倒是好事。但是余英時說：
「這是不可能的，中共要整人就整死，從來沒有你說的從輕發落的做法，尤其薄案事關習近平的接班，非同小可。」
他真是料事如神！
今天看來，中共亦非舊日毛鄧的結構和模式，尤以「太子黨」最為叵測，無人知其盤根錯節和染指軍權的深度，這次它擺平「兄弟鬩牆」，坊間則一派對「少東家王朝」的戲弄，无论红二代、知识界、权贵、中产阶级，皆视習近平为一个「初中水平」、「找死」、「加速灭亡」的二蛋……
但是，有幾人識破，這個制度完成了「打天下一代」走完了以後的繼承危機，俄羅斯也是如此，未來將出現普京（大俄羅斯主義）習近平（大一統）一代靠民族主義稱霸、耍橫、對抗民主陣營的後集權形態？
最重要的是，共產黨用民族主義取代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上完成了更新換代。
『本民族文化的理性成分若不成为现代认同的一个资源，就可能提供强烈的「原教旨主义」』，當時余英时就提出的一个看法，他将一般用以界定伊斯兰教的「原教旨论」另译为「返本论」，以描述今天中国出现的官方向传统要「合法性」资源和民间的「东方神秘主义」浪潮。
中国一派认同新危机的亢奋和迷乱。一座文化废墟所能提供的认同资源，往往是那些未经脱魅而极具「非我族类」意识的神秘主义、「左道旁门」，所以会呈现《周易》、气功热与「痞子」文化「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景观；而这样的文化废墟，又最能诱发「人们操纵历史记忆的需要和思古的情绪，其结果是对历史的建构流入随心所欲而且往往出人意表的境地，思想的自由竟变成了不负责任的恣纵，人们在旧神话的残骸上又编织了新神话」（余英时语）。
这使我再次想起当初『河殇』所描述的「现代化后来者的焦虑」。「返本」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初瀾，当起于八十年代开放后的全国性浮躁，从「女排狂热」、「足球耻辱」直到同外国人争夺黄河「首漂权」，以及官方有意将这种情绪引向「振兴中华」的政治层面，充分喂养了民族主义。「龙」的崇拜和「龙的传人」意识的浮现，都可视为外来意识形态（马列新名教）破产后涌起的「寻根」和认同冲动。
余先生已經走了。2020年秋天，康正果曾告訴我一事，至今印象很深，他發傳真給余府「問候中秋」，余先生回了一個簡短的電話，並稱：
「我現在不聽不看不問不寫任何關於中國的事情！」
言辭決絕，令人震驚，一個人寫了一輩子無數關於中國的文字而且高壽至九十之際，最後竟出此言，便可知他的失望乃至絕望，而此際大勢則是中美對決、瘟疫驟至、西方潰不成軍……
余先生暮年痛苦。以他可以穿越歷史千年的感知，何能不曉日後中國和中華文明之淒慘？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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