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印度裔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在紐約一個文學節講座，被一名恐怖分子上台持刀襲擊重傷，成為自安倍遇刺後另一國際觸目的遇刺事件。
魯西迪曾經以為，伊朗對他下達的全球追殺令已經三十年。他匿居長達十年，以為時間可以沖淡伊朗極端政權的仇恨，但顯然失算。
伊朗方面，也對魯西迪之遇襲，發出戰狼式的歡呼。伊朗國內一份總編輯由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委任的報紙 Kayhan 發表社論：攻擊邪惡的異教徒魯西迪，我們對那個勇敢而有責任感的英雄，發出一千次歡呼。
雖然，伊朗政府對此並無正式的官方反應。
2019 年，哈梅內伊曾在推特宣佈：「對魯西迪的追殺令，是堅實而不可徹回的。」（Solid and irrevocable）。伊朗的媒體也不斷警告：「復仇之戰」，遲早有一日會命中目標。
但是，伊朗國內也有極端的反美勢力聲稱，魯西迪的遇襲是陰謀，是伊朗的敵人實施的苦肉計。
伊朗核計劃的一名顧問馬蘭迪，在社交媒體聲稱：「雖然我不會對魯西迪流半滴同情之淚，但在我國重啟核談判的時候，為何有此巧合事件？為甚麼魯西迪被刺之際，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均被傳出有人懸賞暗殺的新聞？」
這類戰狼式的仇恨言論，與如間諜小說的陰謀論解讀，你是否覺得很面善？
在極權國家，仇恨的記憶很長，特別是獨裁者。極權統治者需要很好的記憶，或者他們天生就有，將仇恨銘烙在腦海，成為武器，必要時由記憶的儲藏庫中，將仇恨的槍枝，發給其統治的民眾。
但相反，極權統治的國家的人民，對於許多事情的記憶力卻很短。記憶成為一種政治武器：極權統治者需要不相稱地擁有此一武器，或對記憶壟斷。
或許伊朗下一代的年輕人也忘記了魯西迪其人，但哈梅內伊 2019 年在推特的宣告，很婉轉地喚醒此一記憶。伊朗由政府控制的傳媒，當然也決定了甚麼事情應該長期記住，甚麼不應該。
我沒有去過伊朗，不知道伊朗的中小學教科書如何編寫。伊朗對西方文明的仇恨，會不會由三千年前希臘亞歷山大遠征波斯帝國，那一場著名的戰爭因希臘取得勝利，而會被今日伊朗的極權政府用來向下一代灌輸：「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不死」。三千年前帝國主義祖宗希臘，就曾經對偉大的波斯人民侵略，造成了伊朗最早的國恥，而且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對伊朗犯罪的最早證據，雖然那時的波斯帝國與今日的伊斯蘭文化完全無關。
記憶是非常凌厲的武器，只准我擁有，不准你分享。奇怪的是，魯西迪身為知識分子，理應清楚記得三十年前的全球追殺令，他也應該知道此一命令偶然在推特還會被提起。
而推特竟然一度容許哈梅內伊擁有賬戶，而且在美國公然用英文散播此仇恨呼籲，雖然在哈梅內伊發言後，賬戶馬上被限制，也足夠顯示西方自由主義那種「包容」之虛偽和可笑。魯西迪一定遲至 2019 年都知道，哈梅內伊在推特的警告。為何他還以為此事在三十年前，到今日應該被淡忘？
對於西方許多商人和知識分子，1989 年的六四，在布殊與鄧小平通了電話之後，經歷克林頓、奧巴馬、拜登，也都已經淡忘。
魯西迪的慘劇證明，記憶的不對等，過度的寬容，加上精英知識分子那份 Feel Good 的傲慢，最終令自己成為悲劇。
附：
遇刺作家魯西迪，真的仇恨伊斯蘭教嗎？
小說「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日前不幸遇刺，震驚國際文壇。魯西迪小說被指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1989 年被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下達追殺令。有學者卻分析指，來自印度穆斯林家庭的魯西迪，其實頗為熟識和尊敬伊斯蘭教；霍梅尼則利用追殺令，以挽救自身的政治聲望，事隔 33 年釀成這宗慘劇。
根據「可蘭經」記載，先知穆罕默德曾經反對阿拉伯多神教，質問民眾是否親眼目睹過異教神靈：「你可有見過阿拉特（al-Lat）和烏札（al-Uzza），還有第三位的瑪納特（Manat）嗎？」根據傳統解讀，穆罕默德這番話是真主直接的啟示，其後的經文更徹底否定異教傳統。
不過，依據早期的穆罕默德傳記，穆罕默德亦曾經採取折衷的辦法，向信眾暗示這些異教神靈是「崇高的鳥類」，意味著麥加人仍可通過它們向真主祈禱，但穆罕默德很快又收回言論，直接指控這些神靈是魔鬼。
已故英國伊斯蘭研究教授 David A. Kerr 指出，這段被收回的經文俗稱「撒旦詩篇」，正是魯西迪書名的出處。對穆斯林而言，事件顯示穆罕默德有辨別真假啟示的能力，再度證明「可蘭經」是來自真主話語；批判伊斯蘭教的論者卻反過來，諷刺穆罕默德所接收的啟示雜亂，甚至指控他傳達魔鬼話語。這種對穆罕默德的人格謀殺，持續存在於中世紀歐洲。
反原教旨不是反伊斯蘭
魯西迪以敏感的課題作書名，內容也同樣充滿爭議。書中第二章以奇幻方式描述一個偉大宗教誕生的過程，縱然用了託寓風格，但對穆斯林而言，內容明顯是影射「可蘭經」、穆罕默德、其妻子與同伴。例如故事中先知的名字，恰恰是中世紀歐洲對穆罕默德的貶稱「Mahound」，先知妻子在故事中被描繪成妓女，同伴也被描繪成流浪漢。
不得不提的是，魯西迪出身穆斯林家庭、劍橋大學修讀歷史，在早年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中，對伊斯蘭教表現可是相當尊敬。他讚揚伊斯蘭教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之一」，但就其創教歷史的真確性存疑。他形容，只要深入研究伊斯蘭教早期歷史，「你就會發現神聖文本和世俗文本之間、啟示文學和想像文學之間的衝突」。
不過，真正讓他有興趣探討的，是當人接收新思想時如何反應，以及人類的懷疑態度。他形容「懷疑」正是「20 世紀人類最核心狀態…… 偉大的現代主義藝術運動的基礎」。他堅持作品沒有反伊斯蘭意思，真正反對的是原教旨主義，即是那種不加批判地接受宗教權威的態度。
極端主義是相當晚近的東西，我在伊斯蘭文化長大，所以我很清楚。在我的家庭裡、在印度次大陸裡，大家都願意討論任何課題…… 這些人（原教旨主義者）的伊斯蘭教，不是唯一的伊斯蘭教。
霍梅尼沒讀過「撒旦詩篇」
不過，魯西迪這種自由主義開放態度，在伊斯蘭世界實在不是主流。伊斯蘭教的核心信仰，認定穆罕默德直接得到真主啟示，其話語也是真主的話語，伊斯蘭神學又堅守先知無罪原則，以致很多穆斯林即使沒有讀過作品，光是聽到主題就大感憤怒，各地都有抗議行動。但說到對作者下達追殺令，有不少穆斯林都認為是過猶不及。
遜尼派伊斯蘭教最高學府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的宗教學者指出，只有伊斯蘭法庭有權審判人是否褻瀆神明，被告可認罪或撤回言論，毫無悔意才會判處死刑。在英國，伊斯蘭促進宗教寬容協會領袖 Hesham el-Essawy 亦強調，只要求出版社附加註釋，說明正統穆斯林觀點，從來沒有要求禁止出版，更遑論是追殺作者。
說到底，霍梅尼下達追殺令的最大動機，根本不在魯西迪，反而是要鞏固自身在革命後伊朗的地位。1989 年恰恰是伊斯蘭革命 10 周年，伊朗卻經歷過持續 8 年的兩伊戰爭，不斷的政治運動導致經濟下滑，連統治階層核心的教士圈子亦有內訌 —— 霍梅尼欽點的接班人蒙塔澤里（Hussein-Ali Montazeri）公開抨擊，政府濫殺異見和無法兌現革命承諾。
在這場政治危機中，霍梅尼利用了魯西迪，鞏固自身在原教旨主義教士圈的地位。1988 年「撒旦詩篇」出版時，伊朗其實沒有反應，最早禁制出版反倒是印度，直到 1989 年 2 月巴基斯坦的抗議造成數人死亡後，霍梅尼才突然下達教令，追殺魯西迪及著作任何翻譯版的編輯和出版商。
諷刺的是，資深記者 Robin Wright 日前撰文透露，霍梅尼兒子接受訪問時向她坦白，如同大多數公開反魯西迪的穆斯林一樣，霍梅尼本人根本從未讀過「撒旦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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