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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7日星期三

宋国诚:习近平与中国悲剧的未来


世上从来没有英明伟大的领袖,

只有被神化且权力不受约束的野心家

2022年4月27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评估习近平的干涉和颠覆法"(Assessing Xi's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ct),英文缩写刚好是"AXIS Act",即《轴心法》。很凑巧,这个简称正好类比二战时期德义日(法西斯主义)"轴心国",也类似2002年1月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国情咨文中,以"邪恶轴心"(Axis of evil)指称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等"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伟哉!习近平将"冠名"登上美国法律,享有连二战时期受到世界"最高敌视"的希特勒都无法获得的政治待遇。然而,此一趋势绝非中国之福,而是中国悲剧的未来。

这种"中国悲剧",既非承包也非代工,而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也就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尽管法案须经参众两院通过并经总统拜登签署才生效,法案也以进行式的"评估"(assess)而非"反对"(anti)或"制裁"(sanction)为执行形式,重点亦在监视俄乌战争期间中国是否"偷助"俄罗斯,以致破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但以他国领导人"冠名"一项负面性法律,在美国法律史上实属罕见。由此可见,法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很强烈的个人针对性,也显示美国对中国已经"忍无可忍",中美关係将持续恶化、难以回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习近平!

2022年5月23日起,《新华社》推出了50集的微影片《足迹:一路走来的习近平》,内容跨越40多年习近平的从政经历,很显然,这是中共在20大以前对习近平的"造神运动"。据香港《明报》报道,习近平在19大获得"核心"的称号之后,将在20大获得"领袖"的尊称,也就是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位获得"领袖"称号的党国领导人。

毫无疑问,习近平被视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不仅强力统治中国,更想改变国际、称雄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政策演讲中,把习近平定义为"对内压迫、对外好斗"的独裁者。特别是习近平以"中国崛起"而断定"东升西降",断定专制必将战胜民主,进而敌视西方、对抗美国、压迫台湾,并且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侵略的俄罗斯,乃至与流氓政权(朝鲜、缅甸、伊朗、委内瑞拉、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结合,沆瀣一气,同流合污。

三个习近平,各个不相同

习近平有三个,一是福建时期,二是浙江时期,三是北京时期。三个时期,各不相同。福建时期以亲民著称,我在这一时期见过习近平,其人低调沉稳、城府很深,但也能轻鬆漫谈两岸关係与台商投资;浙江时期以勤政闻名,精于调研与查访;然而,北京时期则完全变样,以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而名扬世界;面对当前这位国家领导人,中国境内无人愿意劝说改变,无人斗胆说出逆耳忠言,人人揣摩上意、加码表忠。

一般预估,习近平将在2022年秋天顺利续任第三任期,未来五年或十年,习近平将决定并改变中国的命运。在一人独揽中国发展道路,一人凌驾法律之上体制下,中国未来的命运将是一场"零和游戏",一个"一人独尊"与"一无所有"之间的战争,一场自悬孤立、与世对决的生死对抗。

进入北京权力巅峰的习近平,对照于福建经验和浙江施政的习近平,判若两人。在北京,围绕在习近平身边的智囊或策士大约有三种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反美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纯粹武力的军事冒险主义者。这三种人合成了一种思想:习近平主义,一种"硬汉打铁",一种标举"唯我正确",一场号召民族复兴而称霸世界的梦幻组曲。

习近平的"新毛泽东主义"

习近平主义是一种"反邓小平的新毛泽东主义"。这里所谓"新",是指习近平将把毛的阶级斗争国际化,把毛的"反苏修"倒转为"联俄反美",把邓的"韬光养晦"倒转为"战狼外交",在经济上把邓的市场社会主义扭转为党国资本主义。

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主义,这种混和了大一统意识、专制威权政体、民族沙文主义、狂热爱国主义的大杂烩,一举扫清了邓小平以来主张市场开放、和谐世界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派,抛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理性外交,打击所有"妄议中央"的批评家,压迫"非汉"的少数民族,不断升高两岸军事紧张,豢养一群御用学者和五毛粉红,打击以马云为代表的创业资本家,坚持"清零"却清出了视百姓如刍狗的官僚嘴脸,造就了14亿"听党由命"的韭菜百姓,以及一个被视为世界公敌的新中国。

习近平主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以西方的语言来说,习近平主义又叫"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最大的两个特徵是:独裁与好战。意大利哲学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95年在《纽约书评》发表《永在的法西斯主义》(Ur-Fascism)一文,指出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包括把异议视为叛国、反对外来者、对传统的狂热崇拜与拒绝现代思想、排斥多元与差异、用阴谋论让追随者产生危机感、男性沙文主义、喜欢展示武器的英雄崇拜、领袖主导的民粹主义、以教条压制独立的批判性思想等等。

所谓"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是指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如下徵状:以"反腐"为名而肃清政敌和打击敌对派系的政治斗争;解构"集体领导"改以"习核心"为最高领导的一人领导制;不容分享权力、不许批评,只能"众星捧月"的共产党专政;崇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英雄主义;高举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领袖崇拜;强力压制并把异议知识分子定为"叛国者";以"东升西降"为口号的反西方路线;建立"世界一流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扩张政策;以强调集体服从、漠视个人生命价值的高压"维稳";以非证据和非针对性的"泛-反恐"为名,在新疆镇压维吾尔族人的"国家恐怖主义";以"社会信用"为名,广佈街头监视器辨识人脸的社会管控;坚持病毒"清零"的粗暴防疫与践踏人权;网络监控、删号、屏蔽、封锁真相、压制反对意见、罗织公民记者的数位极权主义;编造一个"历史虚无主义"名词,打击一切"与党不合"的学术争鸣;以"说好中国故事"为名,实则制造假信息、假故事,试图解构西方价值观念的"大外宣";载入教科书,人人背诵"习思想"的个人崇拜。换言之,习近平主义完全符合安伯托.艾可所述的"法西斯主义"内涵,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习近平为何仇视西方?

尽管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受到了毛泽东极不公平的待遇,包括政治上"反党"的诬陷以及游街示众的羞辱,但习近平依然对毛泽东抱有"斯德哥尔摩效应"的人格崇拜,凡事求"过硬"与"大全",重视权力与控制,坚持"反美帝",具有强烈的"唯意志论"色彩,其对防疫"清零"的坚持,犹如当年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顽固。基于一种党国领导人绝不可批评的思想,在19大六中全会第三个历史决议中,颠覆了党史上对毛泽东错误的评价,采取了文过饰非的立场。

作为"红黑兼具"的政二代,习近平不是常人,而是一个"党人"(partisan),性格上具有很强的控制欲、虚荣心与排外性;在其所有谈话与政策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控":防控、监控、管控、严控等等,即使例如青少年每天应该花多少时间玩电玩游戏,他要管一管,男性艺人是否过于女性化,也要管一管;在这种"全面管控"之下,中国已成为"14亿国民,一种习近平思想"的一言堂社会!

习近平认为,党性、党权、党纪、党风、党魂,应该超越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个人的价值必须附随或绑定在党的辉煌之上,个人在党的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也就是"党性高于人性"、"党权高于人权";他对人民"对党绝对忠诚"的要求,已经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慾望,因为这是所有极权统治不可或缺的人性材料。而所谓"党性",没有别的,就是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无条件听命于党中央。西方社会所谓普世价值、言论自由、人权保障、多元主义,习近平一律视为"反党思想",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中国不需要西方人权"教师爷",就是一句仇视西方的陝西土话!

所谓"西方",就是反华

习近平并非不读书,但读的只是例如"联共党史教程"、"毛泽东选集"、"习仲勋传"等等,鲜少涉猎西方经典名著,知识框架停留在文革时代"唱红歌"、"样板戏"的工农兵水平,以"延安窑洞"看世界,以苏联解体的经验治党、管党,以"井冈山经验"治国理政,以"长征思想"、"抗美援朝"塑造爱国主义。习近平缺乏西学素养,对西方社会的正面性认识不足,不谙民主科学,缺乏对西方价值的基本尊重,因而养成了一种系统的"西方敌对论"。在习近平眼中,"西方"是一个19世纪观点,西方就是境外反华势力,是一个堕落世界、敌对领域、反华阵营,是欺侮中国人的帝国主义凶手,是阻碍当今中国发展的顽固仇家。在中国积弱不振之时,中国被迫学习西方、屈就西方,但在中国强大以后,中国就必须反制西方、对抗西方。在习近平脑中,充满超英赶美、世界大国、东升西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词彙,甚至以为有了14亿隻爱国应声虫,外加血脉贲张的"五毛",就可以击败美国、称霸世界。

中国梦:21世纪的中国噩梦

以贷款协助他国基建为名,实则在世界各地制造"债务陷阱"(debt traps),谋夺他国稀有资源和战略位置的"一带一路";以替世界未来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为口号,实则对美国势力边陲地区进行迂迴包抄战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中国倡议并由中国"做庄",充当中国殖民主义"传销产业"的"亚投行",以"再教育"之名关押势单力薄的维吾尔人进行思想改造,以国安之名对香港民主运动进行粗暴镇压和秋后算帐,以主权之名对台湾"全年无休"的军机骚扰。这些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中国梦",结果都是出乎意料、适得其反!

"一带一路"使受援国深受环境破坏、资源掠夺与中国血汗企业剥削的痛苦,以致各国重新反思中国种种不公正契约带来的新殖民主义(当前斯里兰卡濒临政府破产就是一例);"亚投行"在面临债务风险之际,效益不彰、无利可图;对维吾尔族人的所谓"再教育营",引起世界各国的反对与制裁,对欧洲国家的滥施反制裁导致中欧贸易协议与政治关係陷入冰点,新疆"种族灭绝"罪名成为世界看待中国的"关键词";镇压香港使"一国两制"入土为安,昔日荣景一去不返,外国资本逃之夭夭,也使中国对台政策失去一个可能选项;至于天天光临台湾的军机骚扰,则使台湾强化国安意识和战备提升,更使美国加码对台军售,"抗中保台"政策逐步战略清晰化。

以香港来说,只说一点就已足够。5月30日习近平在北京接见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说道: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毫无疑问,习近平是一个以人民灾难而自我感动的人!

再说新疆问题,习近平有什麽权力可以决定1162万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习近平有什麽资格决定台湾2300万人的命运?

地方治理与中央领导,完全两个样

然而,习近平并非没有政绩。梁家河插队落户时期,粗茶淡饭、苦守寒窑,与农民相处良好,这段劳改经验,所谓"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养成了习近平"农民能吃苦、国家也能吃苦"的"农民治国意识",塑造其"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超人神话,喜欢用陝西土话、文革术语来定义当下世界局势。

福建时期,习近平在打击干部特权、发展山区经济和招商引资方面颇具成效。福建多山,习近平提出了"山海联动发展",把资金、技术、物资、劳力等资源在沿海发达区与山区腹地间进行优化配置,使山区企业直接进入沿海市场,推上对外开放的前沿位置,缩短与沿海的经济距离。习近平2002年离开福建时,福建的GDP由1985年全国排名第17,上升至第10,占全国GDP比重也由2.22%上升到3.71%,福建并因此确立为"外贸大省"的地位。

浙江时期,在城市发展方面颇为著称。习近平提出了"八八战略",连接上海"长三角"发展区域经济,提出"学沪苏之长,北接上海,东引台资,参与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所谓"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其每夜书写的"之江新语"记录了浙江施政新蓝图。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浙江的GDP稳居全国第4位,其占全国GDP比重从2002年的6.65%,上升到2007年的7.06%。

然而,到了北京的习近平除了完成一个"(假)脱贫"之外,性格与政策完全变了调、走了样,过往的成绩不足以弥补今日的失误。坐上权力高位的习近平,日趋封闭和偏听,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身边幕僚尽是"窝囊"的智囊,官方媒体尽是"学舌鹦鹉"的传声筒,底下尽是揣摩上意的样板官僚,这种"侍从政治"(client politics),让习近平变了脸、换了脑袋,走上偏执独断和对抗世界的错误之路。毁了改革、误了中国。

清零,21世纪的"中国愚昧"

由于仇视西方,一切"以党挂帅",习近平既不重视经济,也缺乏西方科学与现代经济学知识。最近热传所谓"李升习降",特别是5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紧急召开10万人参加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之后,被外界视为"习李分裂"的徵兆。但实际上这只是李克强取回早被习近平夺走的经济治理权,以"救火队"的身分,挽救习近平不顾经济后果、无视封城之下人民生计的清零后遗症。

虽然"清零"并非病毒防疫不可采行的选项,但中国的"清零"政策,没有人道的考量与尊重,不是依据科学事实与公卫知识,没有区分病毒变种的不同型态与轻重之别,只是一味采取"文革式防疫",一种不惜代价的蛮干。这种"只有隔离,没有治疗"的粗暴防疫,习近平却一再宣称,中国取得了比西方更优异的抗疫成就,认为二个月的武汉封城,证明中国是世界唯一清零成功的国家,认为"打好武汉保卫战",也能"打好上海保卫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防疫既要看数字,也要看成本,更要依循科学规律。当清零所产生的"次生性灾难"和经济损失远大于清零的效果时,清零政策就本身是不可持续的(unsustainable)。当全世界都开始采取与病毒共存,让经济生产正常运行之际,只有中国逆风而行,其目的只有一个:以清零证明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

2022年5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宣称"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再次强调坚持严格的防疫政策,并要"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尽管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党的什麽性质和党的什麽宗旨,决定了中国的防疫政策,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习近平性质"所决定的。

习近平一声令下,中国陷入严厉封城的灾难之中。据说不封城可能造成更多人的死亡,但封城肯定使经济陷入一摊死水。中国疫情的症结在于:一场公共卫生与流行病问题,变成了政治斗争问题!习近平宣称:"清零是科学而有效的",不知习近平所说的"科学"是哪门子的科学?中国国产的疫苗质量不佳,防护力不足,老人接种率低下,同时又不愿进口西方防疫力较高的mRNA疫苗,以致中国的集体防疫覆盖面十分低落。令人疑惑的是,既然接种率不足,为何宁可天天检测、反覆筛检却不顺便打疫苗?另外,以公安和志工为主体的防疫人员素质低落、极端无知,不懂病毒只会人传人,不会物传人,乃至发生扑杀猫狗、销毁物品、乱扔盆栽等等无厘头防疫,似乎只要穿上白色防护衣,就拥有侵门踏户、出言恐吓的权力。然而,中共宣传机器却以"北京静默""郑州休息""全域静态管理""原地相对静止"等等文青浪漫语言,以中共惯用的文字游戏和宣传魔术,掩饰严酷的封城事实。似乎,除了粉饰,无法太平,人类医学积累的科学事实远远比不上习近平一人的政治决断。

面对新冠病毒,习近平采取的是一种"运动式治理"、"法律武器化"和"官僚独断化",这就是毛泽东主义的重现,延续中共统治的内在惯性和路径依赖。而所谓"治理",实质上就是"控制"。在这种"疫情政治化"之下,充分暴露习近平对社会控制与政绩夸耀的兴趣,远大于进口和接种更好的疫苗。实际上,清零清除不了病毒,却清死了经济,也清出了中共的体制暴力。

在上海"清零"中,居然有防疫警察手持来福枪来回巡逻,号称所谓"防疫维稳",居然有防疫警察用挂带利刃的铁刺网将社区层层包覆,居然有"一人得阳,全楼拉走"的极端作为,居然出现防疫人员破门或翻窗"入户消杀"的盗匪行径;而所谓"消杀",竟然是打开居民家中的冰箱,直接喷洒大量的消毒水,乃至电击棒伺候,连拉带拖,把居民强制带往隔离! 如此景象,宛如重演文革"武斗",再现"红卫兵抄家"。

由于足不出户,清明假期上海没人祭坟,而是关在家里躲病毒。微博一帖"封城诗"写道:

清零时节泪纷纷,核酸出阳欲断魂,
借问物资何处有,大白遥指没一村。

有一个上海人在微博上留言:只要不是死于新冠,怎麽死的都可以!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一个被称为"史诗级对话"的视频显示,一群防疫警察(又称"白卫兵")闯入民宅,要把一对核酸阴性的年轻夫妇强行拉走隔离,在遭到拒绝后竟出口威胁"你要是不走会受到行政处罚,影响你三代",年轻的小伙子冷静地回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这是一句哀莫大于心死的回话,不惜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对如此暴力防疫表达悲凉的反抗。这意味中国年轻世代准备以"断子绝孙",一种早已不对未来抱持任何希望的厌世态度,来表达对党国"绝我后代"的抗议!

不仅如此,习近平既要坚持清零,导致经济活动关厂停摆,又要下令今年的GDP必须超过美国,这种"既要鸡生蛋又不给鸡吃饭"的矛盾主张,不知如何实现与达成?

实际上,姑且采信中国的统计数字,中国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的死亡总人数,远低于因病或意外死亡的总人数,对比之下,为了降低新冠死亡人数而坚持清零,意义何在?这种清零思维,岂不等同于被蚊子叮咬就开刀动手术?真实的情况是,习近平的目标不在于清除病毒,而是把清零当作"个人政绩"与"连任筹码"。比起习近平的连任之路,底层人民的生命与财产,不过就是"韭菜命",怎能与习近平20大之后的"英明领袖"相提并论?

阶级斗争的国际化

"新毛泽东主义"的要素之一就是把阶级斗争国际化,把国际关係视为国家斗争关係,把国际组织是为国家争权的工具,把外交记者会办成吵架大会,所谓"战狼外交"就是由此而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普遍反感与反制,战狼外交功不可没!

习近平2019年曾经亲笔下条子,要求外交官面对中美关係恶化等国际挑战,必须立场强硬,展现"斗争精神"。于是外交斗争执行官外交部长王毅,就带领一批战狼外交官在世界各地衝锋陷阵。王毅在一次论坛中高姿态的表明中国的"对美政策":"要对话可以,但应当平等;要合作欢迎,但应当互惠;要竞争无妨,但应当良性;要对抗不惧,将奉陪到底"。不到三个月,美国国安会印太协调人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做出回应,表明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终结,美国对中政策改变的核心因素就是习近平本人。坎贝尔指出,习近平对经济不感兴趣,非常讲意识形态,同时寡情薄义。实际上,战狼外交无法建立国际友谊,完全无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只有树敌,没有朋友。

中国的"数位集权主义"

许多人把中国称为"牆国"(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因为中国建立禁止其人民登入境外网络和获取信息的防火牆-"网络长城",并且通过严密的网络审查,封锁和删除一切官方看不顺眼的言论,甚至利用手机应用程式、生物数据收集系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数位科技,监控和追踪人民,以便牢牢控制中国人民的大脑与行动。

在习近平鼓励并推动网络监控之下,中国已成为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小说《1984》里的"老大哥国家"。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提出警告:"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在2015年12月浙江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中,习近平提出了"网络主权"的概念,也就是中国要依据自身的利益,建立中国式网络政策与战略,把网络作为"超限战"-认知作战-的强大武器之一。

最新并深入个人的监控手段就是手机上的"健康码"。这项技术可以根据地理位置、旅行史、核酸检测结果和其他健康数据,生成特定用户的档案。当局依据健康码显示的绿、黄、红三种颜色,决定居民所有行动的许可或禁止。健康码还可用来追踪政治异议份子,反对者一有不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立刻找上门来,扣你头上。

牵手俄罗斯,自找孤立与自绝世界

自近代以来,俄罗斯先后通过《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塔城界约》《伊犁条约》《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界约》、唆使唐努乌梁海独立、占领黑瞎子岛、唆使外蒙独立,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从此脱离中国,乃至中共执政之后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等等,截至1945年止,俄罗斯总共谋夺了中国领土总共588万3千8百平方公里!对于这个真正侵略中国的最大帝国主义者,习近平竟与之签订"中俄联合声明"。只读"党史"却不读中国近代史的习近平,宣称中俄两国友好关係"没有止境",宣称普京是他"最知心的好朋友"!

与普京"哥俩好",除了摆出反美的虚张声势,被国际社会视为俄乌战争的"帮凶"之外,对中国无一是处!习近平以为俄罗斯必将"闪电攻佔乌克兰",那麽中国也可以"迅雷夺取台湾岛"。习近平的真实立场是:假挺俄、真反美。挺俄是战术表演,反美才是战略核心。直到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翻天覆地的制裁,看见俄罗斯在侵乌战争中一筹莫展之后,才惊觉苗头不对,才发觉站错边、押错宝,产生"今日制裁俄罗斯,明日惩罚中国"的危机感。但中国此刻已是过河卒子,即使想掉头转向也已为时已晚!

对中国战略定位的误判

习近平最大的偏失是对中国"国际角色"与"战略定位"的误判,此一误判导致他矢志颠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但实际上,中国力不从心、大梦难圆。

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习近平被视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规则破坏者"(rule breaker),破坏党内任期制度的规则、破坏科学防疫的规则、破坏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破坏普世价值与国际秩序的规则、破坏学术自由与知识分子地位的规则、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规则,破坏民族平等与族裔自治的规则,最后,破坏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信任。

从中国庶民的亲身体验来看,一场"清零"运动,清出了人民对共产党本质潜在的嫌恶与鄙视,清出了对党国暴力的体验与觉悟,破坏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当中国面临人口负成长的危机之际,年轻世代却以"不生不育"来终结自己被奴役的一生,乃至发出"后代不做中国人"的终极绝望之时,中国未来的悲剧不言自明、可想而知。

对两岸关係的严重误判

习近平不断强调以武力实现祖国统一,发动全年不打烊的军机扰台,紧贴台湾航空识别区却美其名为"常态巡航",使得曾经百花盛开的"两岸关係"变成"两岸没关係"。当然,习近平可以不在意两岸关係的荣枯,不在乎台湾民主体制的存废,但国际社会却时刻紧盯、高度关注。

习近平仅仅以"民进党执政=台独"的简化逻辑,以14亿民意大于2300万民意的大小对比,以"武统"做为对台政策的主轴,这是习近平对两岸情势"以对抗代替和谈"和"军事冒险主义"的严重误判,将原先可以通过和平交流、经贸互惠、理性沟通、制度学习、民间友好等等"友谊政策",实现两岸自然趋近、多元融合、相互理解,乃至可能的统一形式,一扫而光、化为乌有。习近平只看到解放军是否具备攻台能力,却看不见美国及其盟友保卫台海安全的意志;习近平坚决实现祖国统一的意志,却不知美国同样坚决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的力量。习近平只知"台湾问题"对中国非常敏感,却不知台湾问题对国际社会一样敏感!

习近平不知,台湾海峡不是中国的私人后花园,而是人来人往的交通要道。习近平不知,"一国两制"何以在台湾失去民意市场?习近平也不知,民进党为何可以不诉求政绩,只要喊出"抗中保台"就可以赢得执政?

俄乌战后,西方全力围堵中国

无论俄乌战争结果如何,牵手俄罗斯的中国必将成为"连坐制裁"的对象,承受来自美、加、英、欧、日、澳、纽、印"新八国联军"的围堵,面对"国际抗中统一战线"的围攻。美国连续作出数十个制裁中国的法案,欧盟与G7也连番以中国为敌,波罗的海三国采取"离中挺台"的外交政策,德国逐步采取与中国市场脱钩,"四方安全对话"(Quad)剑指中国,"英美澳安全协议"(AUKUS)旨在遏制中国军事扩张,"五眼联盟"则紧盯中国一举一动,国际资本与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连日本也关切台海安全而积极推动围堵中国的东亚安全战略。中国已经处于四面楚歌、八方为敌的困境之中。在日本政府前后两年(2021-2022)公布的《外交蓝皮书》中,日本批判中国对普世价值的蔑视和地缘政治的扩张,警告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冒险,宣称中俄联手是世界和平的乱源,直指中国是日本最大威胁。

习近平这种自找孤立、自找制裁、自绝世界的领导人,不是什麽"核心",也不是什麽"领袖",而是一场"大国悲剧"的编剧与导演。世界所有的人为灾难都是来自独裁者的野心。习近平脑中的"毛主义遗绪"和"世界第一的大国意识",是一切错误的总根源。直到今日,中国始终自欺之后而自信,依然看不到这个错误根源得到反思与纠错。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上報》分三次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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