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引此篇說好文章「须有大问题、大功夫、大智慧」，列舉史地大家譚其驤，黃河治理自然算大問題，但是四九以後，黃萬里硬是跟毛澤東共產黨說不清楚這大問題，要害是自然力量非人力可以抗拒，對於信奉「人定勝天」的唯物主義者乃對牛彈琴，而令中華民族千年恐懼洪水的黃河，竟然間歇性斷流，這種荒謬，也隨著中國崛起，而毀傷大好河山，江湖枯竭，海濱翻紅，霧霾蓋頂，森林消失，人民罹癌，大自然的報復冷酷無情，江山社稷一併陷落。我寫黃河時，讀到兩位「大智慧」，黃萬里、譚其驤。】
黃萬里嘗言，凡河流的上游必然遭沖刷，下游則出現淤積；「這是指一長段河流經過相當長的時程而言，分析用的是統計法。」這當然是水文科學。黃河之事，尤其泥沙與洪水的關係，非長程歷史說不清楚（「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史學家譚其驤以他的淵博，早在1962年就從史地角度論證了這一點。
譚其驤是史地大家，他循上游土地利用方式的思路，從畜牧、農耕對水土流失程度的區別，梳理鎖定山陝峽谷流域和涇渭北洛上游，對黃河下游水患最關緊要，並舉史料追述這兩個地區千年以來的「人類蹤跡」：戰國以前那裡是畜牧區，農業很微弱，主要是涉獵活動。「這兩個地區與其南鄰關中盆地、汾涑水流域在地理上的分界線，大致上就是當時的農牧分界線。」他透視歷史，可達致如此細節：晉西北在春秋時代，尚產名曰「屈產之乘」的駿馬；直至西漢，善射騎的名將多數出身那裡。秦漢兩朝為逐匈奴而「戍邊郡」，「募民徙塞下」，大規模移民的目標正是上述兩地區。「先為室屋，具田器」，漢族到哪里，農業就到那裡，而且那裡「地肥饒」，邊陲竟成「新秦中」。另外，秦漢還以「實關中」的政策，加強中央集權，關中盆地的邊緣「雲陽」「雲陵」，都在涇水上游。「此二地區從此以畜牧射獵為主變為以農耕為主，戶口數字大大增加，乍看起來，當然是件好事。但我們若從整個黃河流域來看問題，就可以發現這是件得不償失的事……，這一帶地區的大事開墾，結果必然會給下游帶來無窮的禍患。」漢武帝以後，黃河下游的決徙之患遂越鬧越凶。
東漢王莽重開變釁，漢家放棄緣邊八郡，匈奴「轉居塞內」，變農為牧。黃巾起義後，「百姓南奔」、「城邑皆空」，邊陲成清一色的羌胡世界，蔡文姬的《悲憤詩》稱西河故地「人似禽兮食臭腥」。東漢以降，「歷史上的魏晉十六國時代是一個政治最混亂、戰爭最頻繁的時代，而在黃河史上的魏晉十六國時代，卻偏偏是一個最平靜的時代。」從此，農牧分界線南移至黃河中游，大致東以雲中山、呂梁山，南以陝北高原南緣和涇水為界，東南是農區，西北是牧區。這條分界線，直到北魏後才打破。之前黃河有五百年安流。再加隋唐三百年，情形雖破碎而紛雜（隋末離亂、安史之亂前後），黃河算是基本安流，河患遠不如西漢。由此可見，漢家靖邊，則黃河多事；匈奴南下，則下游安流。農耕與遊牧的拉鋸，竟有如此非預期後果，天道實非人力可為。
譚其驤旨在「古為今用」，結論指出：「下游也不可能單單依靠三門峽水庫就獲得長治久安。因為三門峽水庫的容積不是無限的，中游的水土流失問題不解決，要不了一百年，泥沙就會把水庫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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