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們跟家祺、高皋住得近在咫尺，若非光傳媒的王安娜相告，怎會知道家祺信主的喜訊？中國政治學家嚴家祺流亡三十年，磨難重重，風燭殘年，扶助病妻，更形影相吊；但是家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真大丈夫也！今天他終於將自己託付出去，我由衷地替他欣慰，那條路我還在黑燈瞎火地摸索，一言難盡，分享一點私人體驗……。】
『苏晓康曾努力尝试皈依基督信仰，却终于放弃，他的故事跟他的同伴们在现代中国的遭遇很相似。他是《河殇》的总撰稿人，电视片大部分出自于他；同样的，他的个人经历富于冲突。我到他在普林斯顿的家中采访他。他坐在电脑前面。我们谈话的时侯，他的妻子傅莉，六年前重创于一场车祸，曾柱着拐杖，艰难地从卧室去厨房。
上述文字，摘自英文《起于天安门广场的朝圣之旅》（The Pilgrimage from Tiananmen Square）, 1999年4月11日《纽约时报》周末版杂志，作者白汝莫（Ian Buruma）。他是荷兰人，我还记得，前一个冬天由普林斯顿东亚系林培瑞教授领他来我家，他说他很感兴趣，为什么《河殇》的作者在流亡后，有的成为基督徒，有的则没有？这当然是一个只有西方人才会产生的问题，但我却很难跟他解释得清楚。后来又派了一位摄影师来拍照。
此文大半篇幅是写远志明、谢选骏二人如何皈依了基督，关于我的文字不多，放在后面，几笔勾勒了我的消沉。配文的那张照片，也是愁绪万端的一副模样，我托腮的侧影，背景里的那个小潭，恰逢冬季干枯得只剩底水，凄凉颇配合文字里我的诉说。作者直书我车祸后深陷哀伤，也跟随传道人读过《圣经》，却终于皈依不了基督。他记录我所说：「自从文革后我们从毛泽东崇拜中挣脱出来，我感觉整个信仰的根基被斩断了。这让我再也不可能崇拜任何宗教，或者任何意识形态。」他也写到我对文革和六四皆感负罪。这至少是他采访我的印象，准确吗？我不知道。
其实依照《圣经》，承认自己有罪，便迈出了皈依基督的第一步，而大部分中国人绝对否认自己有罪；但是我的内疚、悔恨，无法轻易就靠信主而获得赦免，不像那些「属了灵」而瞬间获救的幸运者们，所以我是「此恨绵绵无尽期」。不过，我不知道白汝莫发现没有，他对我的采访，其实已经从信仰话题，转变成一个心理学的话题——到底《纽约时报》影响大，这个长篇报導刊登后，不少朋友的问候纷然而至：
「把你写得惨兮兮！」
「傅莉坚强，晓康太软弱。」
「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告诉我，我能怎么帮你？」
「吃药吧，美国的忧郁症药很管用的。」
……
我对许多关怀我的朋友说，这条路只有我自己去走，黑灯瞎火也好，万丈深渊也好，我唯有孤零零走下去。好在是陪着傅莉一道走，她的命魂是一点烛光，只能照亮前面几寸远，这也够了。
话分两头说。我对白汝莫提到读《圣经》，乃是在普林斯顿大向学生传福音的一位叫保罗的传道人，每周一次来跟我读《约翰福音》。他是由宾州「基督使者协会」介绍给我们的，车祸后我们曾去过那里的福音营两次。保罗很诚实，对我数月读下来信仰仍无从产生，视为平常，一点都不逼我，只是默默来读。谈起通灵和神迹，他说他从来没见过，但他从心里信，很踏实。他的诚恳令我有些触动。
车祸后，我极渴望神秘的外在力量。我是多么希望傅莉能信主，把自己托付出去，托付给那唯一能接受她的主，或许心里就不再存留那么多的恨。恨是只有到上帝那里才能倒掉的东西。与恨共舞的，还有恐惧和怀疑，对外界的拒绝、排斥。一切都在被重估，从怀疑和自我保护去掂量，于是外界都成陌生、不测，这种境地也是只有找上帝才有救的。我深陷悔恨，因为吞咽不下厄运、不幸、倒霉，以致坠入哀伤深渊，无力自拔，宁愿呆在阴影里咀嚼这哀伤。这大概就是我被忧郁症攫住的原因。
其实外面都是阳光，我们却有被灼烫的恐惧。沟通的困难无形地累积着。困难并不是语言，而是没有信任，也懒得解释。我们在关门，外界的朋友们似乎也无奈地放弃着，没人对我们有一丝的勉强，大家都觉得不能再做什么，只好听其自然。这里的煎熬对我而言还有两样：灵感的枯竭和宽恕的挣扎，两样都只能来自博大平静的心灵。我自流亡以来，就陷入「文字休克」状态，不能写任何流畅的东西。文字若是一种「生命」的话，由于失去一种向内领悟的能力，我大概就把它丢掉了。父亲说的「灭顶」，更在此情。
中国早有一句俗语：世上哪有后悔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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