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敗者回憶錄》：香港文化界的墓碑新誌

作者：李怡（失敗者回憶錄0706）

倪匡和幾位文化界朋友走了。傷痛中，想到早前陶傑兄曾指我這回憶錄會是香港文化界的集體墓誌銘。若是，那麼這墓碑上也應該刻上那幾個名字吧！

倪匡7月3日離世。前一天是導演及編劇羅啟銳逝世。一週前的6月23日，是舞台劇演員和編導古天農猝逝。兩人終年都是69歲。再早幾天的6月20日，是曾任《信報》總編輯的邱翔鐘在倫敦病逝，終年84歲。較早的3月6日，是前助理廣播處長、《頭條新聞》始創人之一施永遠離世，終年66歲。

連續的不幸消息，雖說生死有命，卻像是意味著文化界不同領域的花果飄零。

最近在1983年的電影《半邊人》（修復版）中見到古天農第一次當電影演員。那是我初認識他時的青澀容貌，當時他還是學生，參加校際戲劇演出。後來他成為香港舞台劇中的標誌性人物。我看過他的劇作《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及《南海十三郎》。

邱翔鐘大半生在英國BBC工作，來香港《信報》任總編輯的時間只有四年。2016年我去英國曾到他家作客。他一直關心香港的狀況。

所有在香港電台電視部工作過的編導或監製，對施永遠都交口稱道。無論是在張敏儀時代的開創性節目，或是在2015年退休前那幾年頂住上級壓力的堅持，施永遠對言論自由的維護都功不可沒。

網上談倪匡的人很多。在眾多引述他生前談話的視頻中，被分享最多的是六四後他在電視節目「今夜不設防」的談話。他以非常焦慮的語氣講到離九七還有2944天，日子會過很快，為了避免慘劇發生，他認為香港人應該立即去南美洲買一個島，大量人口遷徙過去。黃霑顯然不認同，他提出留在香港的人該如何自處。倪匡說，如果留在香港繼續爭取自由民主，是很危險的。北京學運從頭到尾，沒有叫過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只說要自由，要民主，反貪污，反官倒，這樣都被指為反革命暴亂，那香港百萬人遊行，還不是反革命行為？

他還說，中國地方大，資訊封閉，人民順從。翻查人類歷史，一個地方的民主自由，從來不是靠遊行、請願可以得到的，只有靠革命才可以改變。清朝那麼腐敗，軍力薄弱，孫中山也要靠革命，而且失敗了不知多少次才成功。相對來說，中共的組織力和暴力機器強大多了。

大約基於對中共極權統治的認識，他「買一個島」的設想又得不到響應，於是他在1992年移民美國去了。在那裡15年，到2007年才搬回香港。他說是太太不習慣在美國的生活。而我相信是因為香港儘管政治、社會在倒退，但司法獨立維持，市民仍有法律權利的保障。在香港過日子，仍然安心和較能適應。

我們有時在飯局碰頭。他有一段時間在《蘋果》副刊寫稿，文章依然生動，且一貫地反共，後來他擱筆了，說自己一生寫作的配額已經用完。

後來聽說他身體不好，走路不太方便，他太太也患了腦退化症。我們最後一次茶敘是2018年四月在他家附近茶樓，黃毓民作東邀約，同席還有陶傑和蘇賡哲。大家難得見面，於是東南西北，無所不談。

倪匡腦筋靈敏，妙語如珠。他說，中共有些提法很奇怪。比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究竟指復興到甚麼時代？因為「復」就是「回復」「恢復」，是復興到唐、宋呢，還是復興到國民黨時代？

他又說，「中國夢」的說法也很奇怪。因為「夢」通常是形容現實做不到的事，「做夢去吧」「做什麼白日夢」，做夢的意思就是不會實現。我說，這可能是偷取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的演詞而來。不過，金的演詞是作為受壓迫的族群，向掌權者爭取黑人人權，意思是：這本來是憲法賦予的權利，現在變成現實不存在的夢想了，由此給主流社會壓力。作為國家領導人叫全民去做夢，確實是很奇怪的事。

倪匡提到「國歌法」，他說中國現在的國歌，是抗日歌曲，歌詞內容跟現在大陸主旋律的宣傳，完全相反。叫人不要做奴隸，但現在要人民七不講，不得「妄議中央」，不就是要做奴隸？而習近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怎麼會是國歌裡「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呢？叫奴隸們「起來」，不就是要顛覆政權嗎？

最後一次見倪匡，是2019年8月。那時一個還在念中學的倪匡粉絲，求我找倪匡在他的書上簽名。我帶她去了。倪匡見到年輕人很開心，說他支持年輕人的所有行動。他重複過去說過的話：「人類之所以有進步，是因為下一代不聽上一代的話。年輕人不要聽『老頭』的話，『老頭』的話不用理，你要去找尋自己的想法。」

那時正是反送中熱潮。「當年若有100萬人上街，英國就不會輕易放棄香港」這段話，就是那時候他跟我說的。

我跟羅啟銳不算很熟。但我欣賞他和他的妻子導演張婉婷的電影作品，尤其是《秋天的童話》和《歲月神偷》。《秋天的童話》（台灣片名是《流氓大亨》）講香港人在外國相濡以沫的故事，在三十多年後大量香港人移居國外的今天，特別值得回味。

2010年的《歲月神偷》講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底層故事。殖民地時代的「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也可以說是「偷得浮生」的「偷來的歲月」。那時香港人勇於面對困難的精神，左鄰右舍如一家人的社會風貌，人與人相互包容的溫馨情懷。

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香港人有了自己的身份認同，也產生了所謂香港精神。什麼是香港精神？它就是在法治自由的保障下，立足香港，不怕困難、不求掌權者恩賜而自立自強的精神。

電影取景在一條老街。而隨著城市發展，這條老街也面臨所有老房子都要拆卸重建的命運。許多香港人懷念舊物，呼籲政府保留一些舊區，毋寧說是懷念那個時代的香港精神。影片既反映、也引導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

在香港文化界的墓誌中，記下抗共意識與本土意識的合流。（169）

圖，2018年與陶傑、蘇賡哲、倪匡、黃毓民茶聚。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