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五周年的祭日。像往年一样，活跃在海外的各方民主志士在迎来此一纪念日之际，云集在一起，悼念这位为人权、自由及民主而献身的杰出人物。全球各地祭奠刘晓波的活动分别于7月13日这一天在纽约、柏林、伦敦、港台和日本展开。我们在此一活动举办的前夕，连线到伦敦会场的主持人之一、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请她来向我们介绍一下祭奠刘晓波的现实意义以及相关话题。
法广：刘晓波逝世整整五年。五年来，中国又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刘晓波及他所主导的零八宪章依旧为禁忌话题。首先请您谈谈，年年纪念刘晓波的意义？
廖天琪：每个国家民族，每个社会都有一些固定的纪念日，这是集体记忆的表征。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些重要的日子是这个政权刻意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的，比如：「六四」，这是刻在人们心中的日子，也是令政权心惊胆战的一个日期。刘晓波于2017年7月13日死于中共暴政之手，不但他突然病入膏肓，突然死去的原因至今是一个未解之谜，而且他死后亦不准入土安葬，只能将骨灰沉入海底，让他在中国大地上没有墓碑，人们无处可以去祭奠他。如您所说，不仅他这个人，还有他的著作和最能代表他理念的「零八宪章」在中国也都被禁，可见刘晓波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和历史上的一个符号，一个标志，一个能让极权政府发抖恐惧的心病。我们每年在7月13日纪念刘晓波，就是要提醒中共政权，你犯下的罪行不会被遗忘，不会被原谅，刘晓波是一个当代所有活着的中国人心中的偶像，他代表正义、勇敢、人道关怀和理想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二十世纪中国有许多人们必须记住的日子，特别是中共执政之后，历年来犯下的弥天大罪，造成千万人头落地，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国家濒临破产的绝境，如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还有一些值得人们追忆的如四五天安门事件、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三月十日西藏抗暴日等。当中国有一天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时，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历史的补遗，把这些日子定为纪念日。
法广：去年的此时，在香港，尽管国安法已经开始实施，但仍有人继续坚持公开举办悼念活动。而在一年后的今天，这种可能几乎全无。您对此作何感想？
廖天琪：提到香港真是令人心痛。以往每年的六四，那数十万人参加的维园烛光晚会多么震撼人心，感动全世界！刘晓波的冤死也使得香港人对他难以忘怀， 在他的祭日人们会到海边摆上祭坛来悼念他的亡灵。2007年香港回归第十年，刘晓波写了一篇文章谈他的感想，他说：「北京政权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蚕食着香港的自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香港的新闻自由。在金钱收买和政治威慑的双重压力下，香港媒体的自律已经相当普遍。」他还说：「北京政权不是不想打碎『一国两制』的构架，从他接受香港的第一天起，就利用经济收卖和政治施压的双管齐下，不断尝试将自己的权力意志强加于香港。」刘晓波预言式的表述，现在不但成为事实，而且变本加厉。看看今天的香港，温水变成滚烫的开水浇在香港这朵自由民主之花上，习近平政权明目张胆地把香港变成内地的城市，国安法两年前落地以来，各个媒体封的封，编辑记者抓的抓，民主人士关的关，有些人被收押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走法律程序，没有法庭审判，不明不白地待在狱中。香港的选举法也按照北京意旨修改了。现在的港督李家超更是警察出身，唯北京马首是瞻。
我们不得不佩服刘晓波前瞻性的分析，在上述的文章里，他也提到中共在港的统治策略是以「爱国主义」的大帽子压人，「宣扬爱国才是爱港的独裁爱国主义」。我们看到今年7月1日习近平赴港参加回归25年庆典，发表谈话就提出「爱国者治港」，这完全违背了当初所答应的「港人治港」的承诺。
凡此种种，真令人有沧海桑田、今夕何夕的感慨，香港的沉沦已是既定的事实，这更加令人怀念先知者的刘晓波。
法广：中国共产党将在今年秋季迎来二十大会议，这次会议能否为中国的民主化带来些许希望？
廖天琪：俄罗斯普丁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不仅突破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底线，也造成全球经济紊乱、供应链中断、能源粮食的双重危机，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架构都被普丁的「大俄罗斯主义」的野心給破坏了。而跟他同步起舞，甚至比他更早就在作强国梦的习近平，几年前就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不过中国人的勤劳好强在短短数十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为习近平民粹主义的「民族复兴」做了更好的铺垫。这两个独裁者在许多地方相濡以沫，彼此学习。普丁用移花接木手法，让梅德韦杰夫客串一届国家主席，然后华丽转身再度登场，当上了俄罗斯万年领袖的宝座，如果不死，直到2036年都会坐在俄罗斯权力巅峰上。习近平也玩弄同样手法，早早修宪，将于今秋二十大上，就任第三届的国家主席之位。
中共铁了心要永远霸占住统治中国的金交椅，一切反对的力量和声音都被扼杀在萌芽中。众所周知，媒体的作用不仅是传递信息，让人们有知情权，它也是监督政府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没有新闻自由，那么海外的媒体和海外的民主力量就可以扮演监督政府的角色。我们汇集世界各地反专制的民主力量，经常集会，相互交流，进行脑力激荡，对中国现况提出批评，为中国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不敢说能有什么贡献，但是至少是黑暗中的一点亮光，能带给人们一丝安慰和希望。
法广：最后请您介绍一下本次伦敦会议的大致情况。
廖天琪：以往几年我们都在德国举行追思仪式，虽然刘晓波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基督教感到非常亲近，而且认同教义中的博爱、谦卑和赎罪的哲学。因此我们同德国的牧师朋友Roland Kühne每年都在教堂中举行纪念活动。这次原来想在伦敦的西敏寺申請許可，举行七一三的纪念，可惜沒有成功。英国的教会很謹慎，不愿意跟「政治」议题沾上关系，怕得罪中共当局，这是我们被某些教堂拒绝的原因，很令我吃惊，深感不悦。西方教会在战争时期往往对暴力和权力缩头缩脑，不敢保护受到迫害的平民，因此备受诟病。现在是承平时期，居然畏惧极权中国，不愿我们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举行追思活动。经过多方努力，才在Picccadilly Circle 皮卡迪利区的圣雅各St. James教堂爭取到許可。这是个建于18世纪的古老圣公会教堂，庄严美丽，位于伦敦中心，常举办各种音乐会和社区活动，被称为是「自由主义」的教堂。
这次的纪念活动既是现场的，也同时在网上有实况转播，邀请到的有民运界的人士如魏京生、王丹、王军涛、胡平等和台湾駐德国大使谢志伟，他们是在网上发言；现场的有国际笔会亚洲部负责人、乌克兰笔会的代表、英国笔会成员、香港社团代表、藏人駐伦敦代表和伦敦的民主人士如黄华、王冠儒、Steven Tseng等。
正如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律师Shirin Ebadi所说，刘晓波是世界的英雄，他永远会被世界人民所铭记。Ebadi女士这一天刚好不在伦敦，否则她一定会来参加这个纪念活动。
在St. James教堂内的仪式长达70分钟，有众人的演讲、短视频和祝祷等，之后我们邀请与会者一同步行到伦敦中国使馆前去示威抗议，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和因言获罪的良心犯。为香港的自由和台湾的安全呼吁，为维护西藏和维吾尔及南蒙古的语言文化宗教不受侵犯而警示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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