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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6日星期一

專訪普立茲得主、攝影師劉香成:「如果你對人類,抱存一种潜在的希望」




直到登上6月8日由北京返港的航班,劉香成才稍稍放鬆下來。與他坐在同一飛機上的還有李卓人,不久前,李帶着香港市民捐款到北京聲援學生,遭當局扣留,簽署了悔過書、被沒收捐款後才獲得釋放。劉香成累得顧不上和李卓人說話,他插上耳機,Tracy Chapman的音樂傳來,聲音苦美而充滿力量。

那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剛剛過去五天。作為美聯社駐北京攝影師,劉香成連續多日投入高強度的攝影、發稿、調配記者等工作,他成功和同事Jeff Widener配合、把「坦克人」的照片從北京發布向全球,也拍下渾身鮮血躺在板車上的學生,此刻坐在飛機上,他身心累透,已經無法思考。

「我的心情很沉重,畢竟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到了6月7日、8日的時候,我看見電視機上他們把民運份子全部戴上手扣那時候,我覺得,我在這裏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他顧不上詢問東家的意見,直接買了一張頭等機票返港。

30年後,劉香成早已一頭銀髮,68歲的他架一副玳瑁色眼鏡,說話與步伐一樣不徐不疾。一個微雨的清晨,他緩步走過香港跑馬地的斜坡,來到咖啡廳與記者交談。曾任職美聯社記者以及美國《時代》雜誌駐京首席攝影師,劉香成見證過上世紀最後20多年一系列重要歷史事件——毛澤東逝世、八九民運、蘇聯解體、蘇聯阿富汗戰爭;他拍下戈巴契夫辭職擲下講稿一刻的獨家照片,讓他在1992年奪得普立茲獎突發新聞攝影獎,令他成為第一位獲得這個殊榮的華人攝影師。

1989年6月4日,受傷學生從天安門廣場趕往北京協和醫院。

主持美聯社採訪工作

1989年4月15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學生在北京天安門舉行悼念活動,逐漸轉變成學生靜坐、絕食乃至全國性示威,高峰期天安門廣場聚集數十萬名示威者。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於5月20日宣佈北京戒嚴,調動解放軍前往北京,不同派別的學生組織就撤離或留守廣場出現嚴重分岐。

對於外國媒體,當時中國的控制已愈來愈嚴,大部分外國通訊社攝影師紛紛於5月尾、6月初離開北京,劉香成決定留下。他看到民眾在西單民主牆將運送解放軍進城的公交車攔截,將武器都拋上車頂;看到天安門廣場上聳立的民主女神像,與城樓上的毛澤東肖像遙遙對望,他說,當時自己縱使沒有預感會發生甚麼大事,但經驗和直覺告訴自己,眼前事情「許多時不會有很好的結果」。

「這個情況不會捱很久的,你們不要走。」他對同行說,可惜沒有多少人聽他的忠告。事後一批攝影師再想回去北京已沒可能,只能後悔郁悶。當時連他的上司也離開了,美聯社便對他說:「劉香成你來主持工作。」他一心只想拍照,起初拒絕要求,但公司卻說:「你要拍照,也是你來主持工作。」

「坦克人」照片由他發稿

北京高度戒備,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大量學生和群眾,整個城市蔓延著膠著的氣氛,連續好幾天,劉香成幾乎沒有睡覺,每天把民運的照片傳回總部。「那時候長途電話每分鐘9元人民幣,我們有兩條電話線從來不掛上的」,因為一旦掛上,再難以取回線路,「美聯社不知道花了多少錢」。

6月5日清晨,解放軍在前一晚控制了天安門廣場一帶,北京市街頭顯得一片平靜,美聯社紐約總部對劉香成說,希望要天亮之後天安門現場的照片。劉當時忙着發稿,匆忙中吩咐從曼谷前來幫忙採訪的同事、攝影師Jeff Widener說:「你去吧。」劉知道從北京飯店的陽台可以看到天安門,便叫Widener帶備400mm長鏡頭以及2x增距鏡(相等於800mm)出發。

大概在早上10時,Widener從北京飯店致電給他:「我不知道這張照片是否清晰,但我拍到一個人站在一列坦克車前面。」劉香成叫他先把菲林捲起來收起,將底片和相機分開,人留在酒店,底片交給留學生運送出來,「事後證明這個建議也不錯,因為許多人下來(酒店)時,菲林都被公安沒收了。」

不久,一位金頭髮、紮辮子的外國留學生拿着美聯社信封將底片送來,劉香成立即叫同事、日本攝影師Sadayuki Mikami沖洗菲林,「我看到是有幾張照片是虛的,有一張可用,我第一時間將那張照片發出去。」

1989年6月5日,一對年輕情侶建國門橋等待上方坦克經過。


坦克橋下的年輕情侶

剛發完照片,他便接到多倫多《環球郵報》女記者黃明珍的電話:「劉,坦克向你的方向開。」他馬上開車趕往建國門外的外交公寓,跑上一幢樓房天台,天台大門緊鎖,他用力把門撞開,「還在喘氣的時候,我看見坦克正轉過來,剛好橋下面有對年輕的情侶在那裏。」

劉馬上舉起相機,照片中有一對年輕情侶坐在單車上於建國門橋底張望,載着兩名士兵的坦克車於橋上駛過,軍民形成強烈對比。照片令劉香成奪得了美國密蘇里大學《年度圖片大獎》(POYi)及同年美聯社最佳攝影師殊榮。劉香成和Widener的照片,一直一橫,佔據第二天世界各地報章的頭版。

在那歷史性的一天,拍到「坦克人」瞬間的還有幾位攝影師,分別是Magnum圖片社的Stuart Franklin、《新聞週刊》的Charlie Cole、路透社的曾顯華、香港攝影記者冼偉強。不過,部分攝影師當時只配備了較短焦距的鏡頭,拍出來的「坦克人」只佔原畫面一小部分,事後需要大幅度剪裁影響了畫質,又加上美聯社發稿時間較快,因此Jeff Widener版本傳播得最快最廣。

作為八九民運的見證者,劉香成說,即使是文革也要待毛逝世後才得到平反,六四的平反不會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對一個普通的、稍有知識的人,你也知道每一件事情,到底你是站在歷史對的一面,還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面。」

童年在福州生活,對中國產生興趣

劉香成1951年於香港出生,10歲前在福建福州度過,那是極看重人的出身和家庭成分的年代。劉香成生於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是位左派報人,一位母系親戚曾於清朝當官,獲皇帝賜地,就因為這樣的歷史淵源,母親被劃為「官僚階級和平地主」。

雖說是「和平地主」,但不管是甚麼種類的地主,作為「黑五類」後代,無論劉香成怎樣積極參與拍烏蠅、除四害活動,每學期成績報告書一發下來,政治表現欄目永遠不過「丙」等,像是「全紅入面一點黑」。

劉香成認為,中國大陸是他生活過的地方中最政治化的,就連前蘇聯也及不上,「這一點毛澤東本人也經常強調,要『政治掛帥』,他對其他中共幹部最嚴厲的觀察或判斷就是:『某某人不懂政治』。」他想了一想,說:「福州童年對我的影響,是對中國產生興趣。」這種政治和生活緊扣在一起、政治直接干預到人們日常活動的情況,讓他後來讀書時唸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對中國、政治和國際關係特別著迷。

1981年,北京,毛澤東肖像被卸下。

攝影是光圈和快門結合的語言

劉香成在16歲時留學美國,就讀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當時中美還未建交,尼克遜仍未訪華,他對政治和國際關係感到興趣,每星期也會到大學圖書館觀看《中國新聞分析》。在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旁邊的一間圖書館,劉香成看到Magnum攝影師馬克呂布(Marc Riboud)《中國的三面紅旗》攝影集,又時常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CP)觀看不同的紀實攝影展覽,開始感受到影像的力量。

大學最後一年,他選修由《生活》雜誌(LIFE)著名攝影師Gjon Mili教授的攝影課,期間劉香成拍攝街頭無家可歸的老太太,又到紐約州一間為智障學生而設的猶太學校拍攝圖片故事。Mili看到照片,邀請劉香成畢業後當其助理。在紐約洛克斐勒中心的辦公室,他時常遇上《生活》雜誌其他著名攝影師,如Nina Leen、John Loengard,Alfred Eisenstaedt等,對年輕的他有莫大鼓舞。

「Mili經常說,『你要是跟畫家一樣,一筆一筆的去畫,你畫不過畫家。而攝影師能夠捕捉到的東西,是畫家畫不出來的。』」他明白老師的意思,是要發揮攝影的獨特性,「這麼多種藝術媒體和手法,是什麼令到攝影獨特?我覺得一個是快門,一個是光圈。這兩種東西的結合,使攝影創立了它一種獨特的語言。」

後來,一位教授介紹時代集團總裁與劉香成見面。時代集團辦公室也在相同大廈,他從28樓跑到34樓去面試。一個不算高大的美國人、拿着一支大雪茄,一上來就開門見山:「年輕人,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想做甚麼?」

「我想去中國。」劉香成也很爽快。兩個星期後,他就得到了第一份到中國的差使,開始《時代》雜誌特派記者的生涯,那年他25歲。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戈爾巴喬夫合上他剛剛在全國轉播的演講稿,宣佈辭去職位。


用1/30秒拍攝蘇聯解體,23秒拍攝中國好學青年

直至今天,他仍然相信Mili的見解站得住腳。1991年,前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宣布辭職,象徵蘇聯正式解體,當時美聯社派駐莫斯科的劉香成混進了克里姆林宮,在全球進行新聞聯播禁止攝影的現場,躲在錄影機背後靜待時機。

當戈巴契夫演講完畢後將講稿擲在桌上的一刻,劉香成馬上按下快門,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見狀向劉香成揮來一記重拳,劉香成也顧不了這麼多,馬上奔跑離開回去黑房沖照片。同行看見他從房間跑出來,知道他拍到獨家新聞,氣得牙癢癢,齊向他叫「Fxxk You!」

劉香成清楚記得,他將快門調校1/30秒,只拍攝了一格,他形容:「如果他(整個人)動的話,這張照片就不成立,但是很幸運,他就很清晰,那張紙在動」他補充道:「如果不能將這張紙的瞬間(動感)表現出來,會和一般新聞發布會(的相片)沒有什麼區別。」

另一張他於1981年,拍攝夜裏在天安門廣場爭取燈光閱讀的青年,就用了23秒的快門。因為青年後方還有其他人群、街燈和人民英雄紀念碑,「你想想,如沒有f/22(光圈)的景深,體現不出天安門的情況。」他笑道,由於現場環境昏暗,測光錶也無法準確量度,於是他把相機放在地上,「我自己數,一、二、三……」憑感覺用23秒時間來曝光。

1981年,北京,廣場華燈下學習的中國青年。學生在考試中交白卷並且自稱反智運動英雄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高考於1977年恢復。

從百姓細微表情捕捉《毛以後的中國》

1976年9月,劉香成在巴黎正要採訪新上任的法國總理Raymond Barre,一天早上,經過報攤看見所有報紙都刊登毛澤東的照片,才知道毛逝世的消息。劉香成取得了採訪毛澤東追悼會的差使,可惜來到廣東後,因簽證限制,只能留在廣州而無法前往北京。

在廣州期間,市民的姿體語言令他有很大的啟發:「人的面部語言、眼神都有種放鬆,我過去從來沒有見過大陸人是這樣的。我覺得在毛澤東之後,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改變。」劉拍攝在公園耍太極的男子,臂上帶有悼念的黑紗,面部表情卻是放鬆的,從平民百姓一個細微的舉動,他看到時代變化的縮影。

其後他曾在不同時間採訪中國,拍攝在故宮拿着可口可樂面露笑容的男子、三名看起來一模一樣穿戴黑超的時髦男孩、在毛澤東像下玩滑輪的年輕人等,「如果我小時候未在福州生活過,我想我對中國人姿體語言的感覺,不會有很深的印象。」相比起拍攝大人物和國家政要,他認為平民生活更可反映時代的特質。

1980年,雲南西雙版納景洪縣,三個帶黑超的時髦男孩。


成為西方人觀看中國的眼睛

有一段時間,劉香成的照片成了西方人觀看中國的窗口。1978至1980年,他是北京唯一外國派駐中國的新聞攝影師;曾有一位外交部新聞官員告訴他,他們調查發現在1979至1981年間西方媒體發表有關中國的照片,有65%是劉香成作品。

1983年他推出成名作《毛以後的中國》。攝影集出版前,他問一位國家社會科學院院長:「從1949年到現在,中國搞了幾多場政治運動?」那位院長數一數,說從1949年到82年,中國經歷了25場政治運動,幾乎一年多便有一場運動。

「是誰人能夠接受這麼多場政治運動?政治運動有大有小,每一次也有許多人遭殃,我說答案就是中國人。」劉香成在攝影集的前言寫道。

「我的人生觀是,這杯水永遠是半杯滿的,而不是半杯空的水。」他說,「如果你對人類,抱存一種潛在的希望,對人和事會有一種同情心,這種同情心很重要。」劉香成最近出版攝影集《紅海餘生》(A Life of a Sea of Red),書名借喻「苦海餘生」,展現他所拍攝的人民在中國和前蘇聯兩個紅色國度的生活。

1981年,北京紫禁城,一位年輕人在舉起可口可樂玻璃瓶。可口可樂公司剛在中國重新恢復生產。

好的照片有一種共識

劉香成相信,一張好的照片是有共識的。

他回想紀實攝影的黃金時代,報紙雜誌有足夠採訪資源,但在重大事情發生時,編輯們必定會觀看各大通訊社的照片才決定用相,不一定使用自己媒體攝影師的照片,「你看一些較大型的刊物:《生活》、《時代》、《新聞週刊》、《星期日泰晤士報》、《亮點》、《巴黎競賽畫報》等在重大事情上都使用同一張照片,因他們覺得:『這張是最好的,我就用這張』。」

他說,這種共識帶來傳播的力量,令許多攝影作品都成為西方的一種集體回憶。他不無惋惜地表示,現在這情況愈來愈少了,「我會記得越南戰爭什麼是經典的作品。但我問你,你記得伊拉克或者敘利亞的畫面嗎?除了敘利亞小童伏在沙灘上的那張照片外,近年你已看不到什麼經典了。」

劉香成提及,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曾在70年代接受《紐約時報》訪問說,「自己拍攝了50年,那些我看得起的照片,不會多於30、50張。」基本上一年多才拍到一張能讓人看上3、5秒的圖片。

「雖然每一個人的情感反應也不一樣,但一張好的圖片,會令你產生一種情感的共鳴,也更為耐看。」劉香成說。

1983年3月,北京,鄧小平(中)與趙紫陽(左)和胡耀邦(右)在奏國歌時肅立,紀念馬克思逝世。

1982年,前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在一班從杭州開往上海的火車上當侍應生。


一生推動中國攝影

20世紀最後25年,劉香成幾乎採訪過所有重要的歷史事件,多年來,他派駐過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蘇聯和阿富汗等多個動蕩的地區。自2000年起出任媒體集團高層,但他一生都離不開攝影創作或推動的工作,除了出版自己的作品集,劉也參與編輯幾本攝影書,例如《中國:一個國家的肖像》及《上海:1842-2010,一座偉大城市的肖像》。

除此之外,他也致力發掘中國攝影師。199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30周年,一位北京朋友對劉香成說,有位黑龍江攝影師的作品值得一看。朋友把他帶到哈爾濱,看到了攝影師李振盛拍攝的10萬張文革照片。「那時候我在香港辦M圖片社,Contact Press、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Outline等通訊社圖片的遠東代理都在我這裏。」於是他挑選了90多張作品,推薦給《時代》雜誌,最後成為《時代》封面故事,報道震驚中外。

2015年,劉香成創立上海攝影藝術中心,致力把國外的作品帶來中國,又將中國的作品帶到世界。他認為中國人特別喜歡攝影,近年中國攝影也進步得很快,年輕人模仿力好高,但對攝影的教育和視野始終有所侷限。「攝影,最好不要說那麼多,最好就給人去看。這是我的初衷,因此在上海建立一個ICP。」他期望讓中國年輕攝影師,也有機會像他當年一樣,在紐約ICP面前直接感受和體驗攝影。

1991年,愛沙尼亞塔林,一位士兵在服役前親吻女友。

軍人薪金難以維生,蘇聯士兵依靠家人提供食物。


撰文難分
攝影劉香成
策劃林振東

——端传媒 20190519,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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