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3周年临近，像每年一样，曾经的89学运领袖之一，现居住在美国，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王军涛先生都要组织和参加各种纪念活动，2日他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谈今年各地的六四纪念活动，谈他对六四与当下中国时局关联的看法及对年轻世代的意义。王军涛说，有媒体问他是否感到六四纪念规模会越来越小，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说，"当黑暗中你擎着一束光，四周愈黑暗，说明你的光的意义越大，就会越感到一种光荣"。
以下是对王军涛先生的专访。
六四33周年,首先介绍一下您所在的美国，今年都有哪些纪念活动？
王军涛：实际上从上个星期开始，到六月四号，我们在纽约所在地有一个叫磐石教会的基督教会，他们在法拉盛图书馆举办图片展，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华人聚集地之一，那我们的党员也参与做他们的义工；我们民主党正式的活动是在六月三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在下午两点后会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前有一个集会抗议，33年前的屠杀，纪念死难同胞，活动完了之后，接着我们的车队会到纽约的各个地标景点，比如大都会博物馆、自由女神、华尔街等地进行"快闪"，想告诉美国人民不要忘记33年前共产党的那场屠杀，共产党并没有改变其本质，现在美国媒体已经看到了，他们将对台湾还有对整个世界采取类似的方式，来解决与他们不一样的意见和人。到天黑的时候，我们会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一个烛光守灵的仪式，一个简短的仪式。
六月四号，我们会到华盛顿去，在那里王丹先生他们的六四特展，你知道王丹先生要做一个六四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因为还没有开始破土动工，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向他们捐了很多物品（事件当年的物品），所以他们 今年在受难者基金会的支持下，在华盛顿举行特殊展览，那么我们准备在六月四号去，两点到四点在那里做一些活动，四点到六点的时候，是魏京生先生会主持在华盛顿中国领事馆前的一场纪念活动，我们也会去参加，我们中国民主党也是协办单位之一。六月5号就会到西岸，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在那里有一个雕塑，就是中共病毒2.0版本雕塑的揭幕仪式。你知道去年搞过一个中共病毒雕塑，后来叫共产党指使人给烧了，前一段时间美国司法部起诉的5个人三个案子，其中一个案子的三人就是烧雕塑的，现在他们被美国政府抓捕起诉。现在陈维明先生又加速搞了2.0版本。当时中共烧这个病毒雕塑是让一个美国人，他原来是切尼副总统（老布什总统时的国防部长）的保镖，这个人当时中共给了他一百万到三百万美元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让陈维明先生更加感到让这个被烧毁的雕塑重新制作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大体上就是这样，那当然我们还有在旧金山、在其他一些地方都有活动。
年年六四，世界各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以往影响和规模最大，最受关注的香港，标志性的维园烛光已经连续第三年被禁，人们把传承的希望投向了台湾，台湾的各种纪念活动，包括台北的中正纪念堂的悼念晚会、重制港大的国殇之柱等都很受关注，您怎样看这一状况？
王军涛：对，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你知道台湾在走向民主化之后，因为本岛的精英、知识界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确实在历史上大陆的极权威权政治对台湾人民在心理上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台湾同胞对六四、当然在六四刚发生时进行过很大的声援，但随着其民主化的深化，在台湾的内部也有很强的声音，希望和大陆剥离，所以对大陆的一切事情采取一种不关心的态度。但是我现在很高兴，台湾的年轻人起来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更争取台湾人民的权利，特别时免于遭到大陆暴政侵害的权利和尊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关心这方面的事情。
我自己到台湾的时候，正好也碰到台湾太阳花运动的一些年轻领袖，他们也是和我们非常热情地讨论中国的问题、台湾的问题、两岸关系的问题等等，我记得当时他们还问过我一个问题，说我们这些主张台独的年轻人干什么要关心发生在北京的这场屠杀？我说，当你们要追求台湾的独立时，你们其实是非常希望美国的青年能为你们提供保护，但是你们让美国的青年跨国一个太平洋来保卫你们，你们凭的什么？不就是这里有一个人间的道义吗？假如你们对发生在北京的大屠杀不关心，你们有什么道义资格要求美国人民去关心你们的权利？他们当时在场的两百多人给我鼓掌。我觉得现在很多台湾的年轻人，他们是年轻的一代，他们确实对普世价值从开始成长起就接受这个教育，所以他们现在对于大陆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的关注，我觉得会慢慢增加。
六四对于很多人是悲伤的日子，尤其是那些不断老去依然坚持的天安门母亲，33年来已有64名六四难属去世，在悼念的同时，有学者说，64正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去反思中国不断恶化的时局，对于当下中国的疫情政策，对于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你认为与33年前的六四有关联吗？
王军涛：当然有关联，因为其实说到底，我们今天老百姓所遭受的不幸，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倒行逆施都源于在六四时的十字路口，中国没有没有像其它国家一样选择第三波民主化，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现在在政权上是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受到了北部共产主义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实际上是前苏联进行地缘政治扩张时，用共产主义渗透中国政治建立的政权；还有一个就是在东部中华民国被打败之后。现在我们看在第三波民主时候，东部的台湾和北部的前苏联，当然现在他们已经垮掉了，但是中共现在仍然还在坚持今天的这个做法，所以我觉得今天设想1989年假如我们像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那么中国就可能可以避免像今天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以防疫来说，像今天这样搞得鸡飞狗跳、一地鸡毛的政策，实际上习近平所坚持的这个政策，与全世界的专业做法作对、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这种做法只有一个独裁者在专制社会才能做到。如果民主化多年能够成功、建立民主政权，它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对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64虽然被深埋，但永远都不会被遗忘，但对于现代的年轻人，应该如何传承？传承89精神对于现实有怎样的意义？
王军涛：我自己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都受到过共产党的洗脑教育，比现在年轻人所受到的洗脑教育还要完整、还要透彻深入骨髓。在这样的一个教育过程中，我们也相信过共产党，我们知道有反右，但不知道右派当时真正在说什么，我们把很多的当时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而被共产党镇压的人当成自己的敌人，而把共产党看成是我们的救星。但是当我们经历了一种比如共产党的这种罪恶、让我们开始觉醒的时候， 我们会反过来寻找我们的历史传承，这时候我们会重新思索历史上这些事件的意义。 所以我在想，今天的年轻人虽然在共产党的洗脑教育下，他们不知道有六四，他们有的人甚至还相信六四是境外势力的勾结、是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操纵的一个反华事件。但是一旦他们开始受到共产党压迫，他们就会觉醒开始反抗暴政的时候，他们会又想起六四，会再反过来找他们的历史传承，像我们一样。
所以我相信六四不死，六四精神不死，其实很大程度上不是在于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坚持把六四的薪火一定要传下去、一定要把当时的记忆保留下来，而在于共产党的暴政会在不断的复制出像六四时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当人们经历这些新的事件，那些年轻人会在这些新的事件里像我们当年一样觉醒，像我们当年一样会发现：我们其实是一回事，用中国的一个土话，叫做"一根绳上的蚂蚱"。其实各方面看，共产党现在确实很强大，而且六四已经很久远，而且共产党已经强大到现在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力量不认真对待它了，它不像六四时那么虚弱，但另一方面我也确实看到了曙光，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强大的同时，它的骄横、霸道以及它的无礼野蛮也开始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我们知道专制是源于权力的没有节制，它在真正虚弱的时候，它有时还小心一点，就像1989年镇压刚完了的时候，他们对国际社会采取的还是比较谦卑的态度，今天他们的这种骄横不可一世，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力量逼到它的对立面，从内到外，都在逼到对立面，我想它的灭亡的日子不远了，到那一天的时候，我觉得六四和89又会重新被中国人能够去讨论、去记忆、去尊重。
在本次访谈的最后，王军涛先生谈到他日前接受的一个采访，更多袒露了自己内心纪念六四的感受
王军涛：昨天台湾的一个主持人问我，他说，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每年六四纪念的规模会越来越小？我说，那当然了，我说1989年的时候我们到美国来，或者到西方国家，只要说"我来自天安门广场"，马上各国的那些参议员、众议员、甚至总统府、意见领袖或者大媒体都会来找你，蜂拥而至，他们对你很尊重，现在就是把全球六四的幸存者和领袖们召集齐开个会，也不会有什么政要来，我说当然我们能够感受的到这个，但是这又怎么样呢？我说，其实当黑暗中你擎一束光的时候，如果周围越黑暗，说明你的光的意义越大，你就会越感到一种光荣，我说你如果只看到了黑暗，你就感受不到这个光荣，而其实这就是意义所在，而且我说，在任何一场伟大的事件，都会经历艰辛和波折，它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昨天他还问我，你觉得对下一代的奋斗者有什么忠告吗？我说，我就是下一代。我说，我要告诉他们说，你要觉得对，就跟着我走，你要是觉得我不好，就踩着我再往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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