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訪綱 | 中央社《中共百年專題》：統戰與宣傳

【苏晓康按：2001年，二十多年前有一次在法拉盛圖書館舉辦文革演講，聽眾提問時一個少年問：那會兒是誰在指揮紅衛兵？還有個女大學生模樣的侃侃而談：你們說得那麽具體幹嗎，怎麽沒有理論高度的分析？我才知道我們在談三十歲以下的人再也不懂的一件事情，是一樁在年齡上有不可逾越之界限的事件，而且他們不懂，描繪不清楚細節的歷史事件是沒有理論可以提煉的，我還講，中國文革至今未能如同猶太人的Holocaust，成為人類共同記憶（universal memory），原因很多，但等到這些暴虐細節被徹底遺忘幹凈之後，文革可能會以另外的解讀被重建起來，那時毛澤東就可以借屍還魂了。今天北京正在努力做這件事情。我們還能向下一代和外國人講清楚中共是一個什麽東西嗎？去年「七一」我努力向台北中央社講過一次，今天慌忙去硬盤裡找，居然找到了，趕緊再貼一次，好像多貼幾遍，它就不會被遺忘了似的。】

第一大項 統戰

1、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毛澤東以統戰方式拉攏左派人士與政敵，而獲得巨大的成功，並以此為契機持續壯大。老師認為當時毛澤東得以成功的關鍵因素是什麼，跟中國共產黨本身的體質或中國當時的社會結構有關係嗎？而毛澤東式的統戰手段又與當時世界上其他共產社會的手段有什麼樣的不同之處？

2. 為什麼統戰工作對於中共而言這麼重要？在不同的時期統戰在中共維持政權的角色上，有不同變化嗎？

3. 毛氏的傳統統戰手段大約在什麼時候停止或逐漸變換？往後在毛澤東時代，影響著中共統戰手段的外在因素有那些？

4. 日前老師曾提到，華僑與組織演著對中共外統戰的角色，關於這一方面，能否請老師再進一步說明詳細情形？這到目前為止都還是正在進行的嗎？

5. 中國經歷歷任領導人，也面對到不同的國際情勢。老師觀察，自毛澤東以來到習近平，各不同領導人的統戰風格、手腕有什麼不同。而此刻習近平與毛澤東差異最大的地方在哪裡？

1、 統戰的來源和作用

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被称为革命斗争的三大法宝，通俗解釋：黨權、軍權、權謀；在二次大戰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日，叫著「统一战线」，其實「國共合作」換個說法而已，然而我們知道「國共合作」從二十年代起，雙方都是一場爾虞我詐的陰謀，中共落敗才長征到邊緣的陝北。此後毛澤東在延安崛起，遂有三大法寶之說，其中「統戰」升級成為一種新的謀略：爭取（騙取）一切可以騙到的社會階層、力量，為中共服務，四九以後則是為國家服務。內戰、建國初期、災荒後、文革後、直到最近習政權穩住後，皆撕毀之前的統戰承諾，或大開殺戒或大肆整肅。毛鄧時期皆如此。

統戰手段，在六四屠殺後，由鄧小平翻新出一個新術「韜光養晦」，針對歐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獲全勝：

老布什与邓小平的博弈；

與克林頓，「笨蛋，是经济」中谁是笨蛋？

剥削廉价劳力、全球化；

2、 華僑在海外統戰中的作用

六四屠殺，令中共在僑界一夜之間崩潰，

傳統僑界是廣東人，忠於孫中山，反共，

江胡兩屆就是收復失地，花錢買通；

3、 習近平的統戰

放棄「韜光養晦」，大國崛起，跟西方徹底翻臉，又搞「戰狼」外交，無「統戰」可言，因為用腐敗、賄賂收買西方政客，不是傳統的統戰，現在也被美國識破，博明講的，主要是這一塊：

A、中共统战部门干部的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四倍。中国外交部负责与各国政府进行外事活动，统战部则在搜集他国情报，对海外居民施加影响。他们专门关注外国的精英阶层和机构。实际上，统战人员是集情报、宣传和心理诱导于一身的通才。【重點：盜竊美國技術，2018年底加拿大扣押华为孟晚舟、美国芯片技术核心人物张某（被中共收买）自杀，两事显示中共高科技及「工业2050」遭遇重大挫折；2020年春開始美国宣布对中兴公司禁令，禁止任何美国公司向中兴公司销售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长达七年。這家中國最大的通訊設備上市公司應聲"休克"，中國大陸輿論一片嘩然。對此習近平批示，「要加快在芯片技術上實現重大突破，實現彎道超車，勇攀世界半導體存儲科技高峰」。】

B、中共给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公民建立了数字档案。跟据上个月披露的材料，一个中国数据库中包含了超过 2 百40 万个外国公民资料，包括许多今天在线的各位听众，这说明中共将传统的列宁主义与强大的数字监控新工具相结合的宏大部署。 对我们公开和私下的数据进行收割建档的企业是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公司。据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称之为「攻心战」。根据公司网站披露，其产品的买家是中共国安系统。 振华汇编的人事档案几乎囊括了地球上每个国家。王室、议会、 法官、文职人员、科技专家、新兴企业家，海军上将、军舰水手、教授、智囊团成员、中央和地方官员， 不一而足。资料的使用一如既往， 用于施压、勒索、奖惩、威胁、恐吓、奉承、污蔑、分化和征服。

C、「大數據」。博明使用的「數位化列寧主義」這個概念，我在《鬼推磨》中已經使用了，它還有一個更形象的叫法：「雲極權」，乾脆是我的一個章節的小標題，中共从二〇〇〇年就开始建构「天网工程」，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整合所有个人资讯，在此基础上，又启动「雪亮工程」，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称为「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

2016 年中国共装有1.76亿个监控摄像头（其中由公安系统掌握的有2000万个），而到2020年将达到6.26亿个。这里的几个要素是：视频监控、联网、资源共享；效果是「事前预警」、「快速反应」；目的是「防范」「免疫」。这很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国家」以影像的采集和归档等技术手段，对民众和社会实施监控。数码影像技术和网络等「信息社会新技术」的突破，并非只普及「民主」「人权」，也使国家机器提升了监控的强度、效率和范围。

D、實際上，中共計劃2020年監控整個中國的戰略部署，已經不動聲色地擴展為監控整個西方和地球，這正是博明挑破的要害。

E、2017年秋，习的十九大报告，长达三个半小时。对于这个中共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西方根本没有人关注。习的计划有五个方面，称为「五步控制世界」：

第一，2025计划，掌控全球10个产业，其中3个产业，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

第二，一带一路，「一路」就是中国从丝绸之路开始扩张，把中亚那些重要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把伊斯兰教政治统一到一个市场中去，控制「世界岛」；「一带」，是在波斯湾、吉布提、南中国海，用海军、用港口控制世界岛屿，把沿途的主要港口都连接起来。

第三，5G网络；

第四，是金融技术；

第五，用人民币取代美元。

这个战略部署，是中国到2030或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去年初瘟疫氾濫全球，中國成眾矢之的，西方越来越认为，这是中共发动的一场生物战，所以开始追查武汉「病毒源头」。中共基本在窮途末路。

第二大項 宣傳

1、宣傳一直以來都是中共的一個核心工作，不論是對內或對外，並有中宣部負責相關工作。老師認為中共看中宣傳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什麼？這是共產黨本來的核心嗎？抑或是中共特別加強的一部分。

2、老師曾在《沙灘晚唱》一書中提及，年幼時曾住進被稱為中宣部大院的「北大紅樓」，並且穿梭於審片室等地方，接觸了不少當時正被審查的作品。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這段過往嗎？以及在老師當時的觀察，以及往後的經歷中，如何去解讀中共宣傳的政策。

3、老師的《河殤》當初應該也是經過審批後才得以以電視劇形式播出當時在與文化部或中宣部的互動之中，有遭遇過刁難或是一些特別的情形嗎？然而這部最後又被禁播，這是否代表宣傳或文化審批的標準是浮動的？

4、近年每每在重要時節、紀念日，中宣部都會發動大量的宣傳活動，不論是抗戰或抗美援朝主旋律電影，或是建黨百年的紅色旅遊與慶祝活動，這是否象徵宣傳手段與任務對於中共而言是越來越重要？

5、習近平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要求，要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提升中國「在重大問題的對外發聲能力」。有分析認為是在強調中共大外宣的戰術轉型，老師怎麼解讀近年中共對外宣傳政策的變化？

1、槍桿子筆桿子，地位極高，特點：

A、中共是列寧式政黨，其特點簡單講，就是領袖至上、意識形態封閉，從斯大林開始，又變成領袖個人獨裁、其個人思想直接成為意識形態，所以中國自四九後在毛時代十七年，宣傳的特點就是造神，因為意思形態的需要，這叫「奇理斯瑪」現象，結果毛一死，整個系統崩潰；

B、毛控制意思形態，靠兩個人：中宣部長陸定一，秘書胡喬木；

C、這種模式到文革發揮到極致：黨組織和政府全部摧毀，毛僅靠中央文革和社論（「两报一刊」）指挥全國達八年之久，這可以說是中共宣傳的奇觀；

D、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復出，他是一個沒有思想和理論的領袖，所以中共宣傳功能盡廢，陳雲反對鄧的改革，派鄧力群當中宣部長，宣傳左的政策，不得人心。

2、《河殤》的特例：鄧小平放棄意識形態，對外開放，趙紫陽時期停止對文藝作品的審查，黨放棄管媒體，中央電視台自負盈虧，因廣告需要收視效應，大搞電視劇、電視片，這是《河殤》出籠的背景；

3、 王滬寧的意識形態特色，倒退回文革做法，大外宣的失敗，据报道，中国自2009年启动「大外宣计划」后，在全球形成一个庞大外宣体系，每年据估耗费上百亿美元。但是，大外宣效果不佳，就连也被视为属于大外宣体系的『多维』评论说：「可与高昂投入极不成比例的是，外宣的产出实在尴尬，常年饱受诟病，甚至被讥讽道尸位素餐。别说在国际上为中国崛起提供舆论助力，但是增进和改善海外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都不尽人意。」

4、戰狼外交，其實是重回毛泽东时期以意識形態為主的文革式外交，典型反映習近平內政外交皆無新術，只能返回毛澤東時代的倒退路線，徒然謾罵攻擊，也反噬其張揚的「大國地位」，流於可笑。

——苏晓康脸书

附：

宣傳工作奏起主旋律 筆桿子畫出建黨百年路

中央社記者吳柏緯 2021/06/28 10:10（15:29更新）

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同時被另一支名為「宣傳」的「筆桿子」支撐著。從建黨之初，一步一步藉由宣傳打造意識形態，為中共往後百年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時值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加上中國控制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有成，為著力宣傳黨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肩負宣傳重任的中共中宣部自然成了這波帶動主旋律的核心要角。

從黨為中心向外擴散，以至於在全中國掀起大規模學習黨史運動，並修訂、出版了全新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作為官方指定學習材料；此外，打造「建黨百年紅色旅遊百條精品線路」，藉由旅遊重回與中共黨史有關的故地，用歷史文化喚起中國人民忠黨愛國之心。

另一方面，超過10部，從方方面面讚頌中共「豐功偉業」的「主旋律」電影、電視劇將接力上映，其中更有多部定檔在中共建黨日7月1日，「為黨祝壽」意圖明顯。

這一連串的手段都再再展示出，在這歷史風尖浪頭的時刻，如何用手上的工具，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成了宣傳的主旋律。

流亡美國的30多年的中國作家蘇曉康接受中央社採訪時形容，宣傳系統在中共黨組織中的地位和軍事系統一樣重要。中共1949年建國初期，為了維持穩定，毛澤東極為仰賴「槍桿子」與「筆桿子」兩者。槍桿子是指軍隊，也就是國防部；筆桿子則是意識形態，當然就是中宣部。

談起中共的宣傳方式核心，蘇曉康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列寧式政黨，其中一個主要特點是藉由封閉的意識形態，確立集體共有的意識與價值。而在毛澤東手上，這套意識形態就等同於毛澤東的個人思想，藉由造神的手段打造領袖至上的威權統治，而所有的宣傳工作都圍繞著領袖的個人魅力、思想而展開。

蘇曉康指出，在當時的國際共產社會中，首先將領袖個人的思想化做意識形態並加以宣傳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史達林。毛澤東反而是在1949年之後，逐步學習史達林的這一個手段，並且「發揚光大」。

此外，在這樣的「大內宣」之下，自然會有許多的「標兵」成為牢固這套論述的配角，在當時時空之下被宣傳系統看上，最有名的一個莫過於是「雷鋒」。

1962年，年僅22歲的解放軍士兵雷鋒，在營區發生車禍事故而喪生。而據軍方發布，在雷鋒死後，他的日記被翻了出來，字裡行間滿是對毛澤東的崇敬與愛戴，言必稱毛主席，「學習毛主席」、「按毛主席指示辦事」，堪稱表率且令人「為之動容」。

1962年解放軍士兵雷鋒（前）作為特邀代表，出席瀋陽軍區首屆共青團代表大會。（圖取自維基共享資源，版權屬公有領域）

雷鋒的公祭不但辦得風光，雷鋒的故事也隨著宣傳系統滲入軍隊、教育及社會各階層。隔年3月5日，毛澤東親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更把雷鋒精神推向高潮，雷鋒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塑造成黨員革命象徵與模範。

只不過，在這樣集體造神的運動背後，雷鋒日記的真偽也在後世一直受到質疑與挑戰。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雷鋒只是一個被宣傳系統選上的棋子罷了。

蘇曉康認為，毛時代為意識形態宣傳奠下基礎，靠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以及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等人。

據他的觀察，中共對於毛澤東的宣傳就印證了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卡里斯瑪型權威（魅力型權威）即為「對某一個人神聖、英雄或出類拔萃之非凡特質，及其彰顯出的行為模式之遵從」，並建基於領袖「超凡的個人特質、神奇的洞見或成就，並吸引跟隨者盡忠和服從」的權力。

然而這樣的體系隨著極具個人魅力的毛澤東逝世後，出現了空缺，接替而上的人難以再次複製，這套毛氏建立的封閉型意識形態雖然仍以各式文宣存在中國的社會之中，但終究缺乏核心的精神。

只不過，在中共建黨百年以來對於意識形態的宣傳，倒也不是始終牢牢握在手中，在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後重新上台直至六四之前，蘇曉康認為這約莫10年的時間，是中共史上最為自由的一段時間。

蘇曉康指出，最大的原因在於鄧小平不像毛澤東一樣，可以建立一套強而有力的思想與論述，此外他在黨內面對陳雲等人的挑戰。

他說，那段時期鄧小平幾乎是放棄對於意識形態的控制，對外開放，於此同時，趙紫陽時期停止對文藝作品的審查，黨放寬對媒體的管制，中央電視台自負盈虧，因此許多過去與未來不可能播出的作品，也在那時候誕生。

流亡美國30多年的中國作家蘇曉康（圖）認為，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後重新上台直至六四之間的10年，是中共史上最為自由的一段時間。（蘇曉康提供）中央社 108年6月2日

蘇曉康以自己於1988年參與製作的央視紀錄片「河殤」為例，當時第一集「尋夢」的樣片出來時，他自己都嚇了一跳，「我當時也不認為這樣的內容會通過審查」，然而後來在審片會議上，這部受到了央視內的相關人員、文化界的巨擘支持，最後就在這樣的情況，「河殤」得以在央視播出。

然而好日子並未持續太久，這部作品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反而被貼上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革命」的標籤，開始受到大力的抨擊，並被禁播，蘇曉康與王魯湘兩名總撰搞人也被官方點名。後來在學運期間上街支持學生的蘇曉康流亡美國、王魯湘則遭判刑9個月。

「中國確實曾經有過這樣的時期，而且在當時的時空下，也才能有好的創作。」他說。

蘇曉康觀察，近年習近平上台之後，在整體宣傳手段上，又有一些回到過去的既視感。

他說，習近平的宣傳手段，在主管文宣系統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手下運作，除了持續握緊江澤民、胡錦濤以來的愛國論述與民族情緒，更將其推向一個高峰；此外，同樣是理論學者出身的王滬寧，有意學習陳伯達、胡喬木等人的手段，凝聚屬於習時代的意識形態。

只是，雖然從國內外的理論學說中尋求支撐，然而「連語言都很缺乏，有種為倒退回文革鋪路的樣子」。

除了大內宣之外，在國際上「說好中國故事」的大外宣體系，近年也接連遭遇挫敗。習近平日前要求，對外宣傳要塑造「可信、可愛、可敬」形象，隨後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也向中央政治局講解此議題，被解讀為中國「戰狼」外宣風格可能轉向。

蘇曉康說，張維為「獻策」多少透露出整體宣傳的方向與手段應該改變，然而若沒有建構一套新的意識形態，一樣只會失敗。

王丹：对港人将要面对流亡生涯的建议

RFA  20220630

各位听众朋友 ：

  本周，我来到洛杉矶，与当地流亡的香港年轻人进行了两场座谈，不仅表达我对港人争取民主运动的支持，也想借机针对他们将要面对的流亡生涯，分享我的一些经验，供他们参考。以下是我对他们的建议的部分内容，跟各位分享：

  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在香港本土几乎已经不再有任何从事民主运动的空间，因此，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的反抗者，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了香港，来到了到海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流亡的生涯。

  作为香港民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结合中国海外政治流亡群体和海外民运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我有一些或许"逆耳"的"忠言"，希望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首先，历史上看，政治流亡是一条非常艰苦的路，这不仅是会面临生活的挑战，更主要的还在于，要如何维持运动的动能，始终不放弃理想，在一个漫长的时段内还能始终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就此而言，具备宗教信仰的流亡团体，例如藏人，例如法轮功群体，都能很好地克服这个挑战。但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内心的支撑，而不仅仅是靠政治理念，政治理念往往会被现实困境打倒，令人转为犬儒主义，但宗教的力量涉及生死关，远远大于理念的力量；另一个是宗教团体，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如尊者达赖喇嘛，如法轮功的李洪志。这样的领袖不需要选举，且因为宗教原因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有这样的领袖存在，流亡群体就会有凝聚力。

  而政治流亡群体不仅没有这样天然的领袖人物，反而往往会因为政治领袖的竞逐而产生矛盾。不仅中国海外民运，其他各国的政治流亡团体都有这样的问题。说到底，政治本身就会存在权力斗争的问题，这其实是正常的。但也因为如此，政治流亡群体的长期团结，其实是很难做到的，这将是香港流亡团体很快就会面临的问题，应当现在就思考建立一套机制，争取能够妥善处理维持政治凝聚力的问题。否则，一旦流亡群体四分五裂，甚至相互攻击，流亡群体的公信力就会下降。

  其次，我相信香港流亡群体已经有心理准备，只要中共不倒，离开香港容易，回去就很难了。在这方面，切不可有过分乐观的看法。中国海外民运在1989年的时候，很多人判断很快就可以回国，但现在三十二年了，我们仍在海外。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要做好长期流亡的策略上的准备，这也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香港普遍同情，对于流亡的香港人给予高度关注，这当然令人鼓舞。但从过去的经验上看，西方国家对抗中共，更在意的还是本土力量和在本土发生的事情，对于流亡群体，一开始当然会给予最大的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热情是会逐渐降低的。坦率地讲，流亡群体不要对于所在国的支持寄予太大的希望，那样的支持会持续，但会停留在道义层次上，实际的支持会逐渐减少。这当然不是抱怨，因为局势随时在变化，新的热点不断出现，哪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长期地聚焦在单一议题上，何况，西方国家的政治也是瞬息万变。因此，我会建议香港流亡团体必须做好准备，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在海外长期生存和奋斗，而近二三十年来早就已经移民海外的港人社区，才是真正需要流亡群体去争取的力量。港人的事情，还是港人会最关心。所谓"国际线"，其实是有时效效应的，不可作为长期的依靠。

  第二， 作为流亡的政治群体，维持海外的反对运动，其难度之一就在于财务问题。时间久了之后，人毕竟还是要先解决生存问题。如果目前的几个主要的流亡群体不能长期支付工作人员的薪水，甚至是解决领导群体自己的个人生存问题，"光復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到底能够打多久，是令人担心的。我的经验和建议是：在流亡的初始阶段，筹款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应当趁目前政治捐款还有一定空间的机会，把筹到的款项用合适的方式进行作长远的规划，例如可以买下房产，不仅作为流亡群体的基地，房产本身也可以增值。政治捐款只会是一时的，未来的路还很长，没有资金的支持，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的。

  我的第三个建言，是希望香港年轻世代要从政治理念出发，建立广泛的联盟网络，而不要用人群来进行划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我在海外二十几年的经验来看，儘管不同的流亡群体针对的矛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的独裁专制；但不同流亡群体之间，往往会存在相互排斥现象。

  以香港为例，我知道有一部分香港年轻世代，尤其是香港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对于香港人和中国人的区分十分在意。在他们看来，香港就是香港，中国就是中国，各管各的事情，没有必要搅和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和"你们"的心理区隔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香港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但即使有部分的人有这样的心态，我认为也是不利于长期的流亡抗争事业的。因为，今天在海外的华人世界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佔绝大多数，其中当然很多人头脑中依旧有中共宣传的遗毒，抱持大一统思想，但不可否认，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对于中共是不满的—否则他们也不会移民出来，因此对于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反共活动是很想积极支持的，他们是庞大的潜在的支持力量和群众观基础。如果把独立诉求演绎成对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的排斥，最后圈子只能越来越小，同温层只能越来越薄。

  在这方面，我认为流亡藏人群体在处理与汉族人之间的关係上，堪称典范。尊者达赖喇嘛一向主张争取汉人对于藏人诉求的支持，海外中国流亡群体与藏人流亡群体的联络非常多，互动非常热络，藏人流亡政府还设置了专门与海外汉人联络的专属机构和负责人，每年都邀请汉人代表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去参观访问，交换意见。我认为这裡彰显了达赖喇嘛的政治智慧。藏人流亡力量能够在几十年的漫长时间中始终保持政治能量，与这样的政治智慧是分不开的。港人，是否也思考和借鉴一下尊者达赖喇嘛的政治策略呢？

  最后，我接触到的香港流亡的年轻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情比较沮丧，不知道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在哪裡，不知道流亡的生活何时才能结束。对于他们，我想说的是：

  流亡有被动的，也可以有主动的。作为主动选择的流亡，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自我完善。当你面临暴政危及你的生命的时候，流亡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生命是宝贵的，不应当轻易放弃；当你如此热爱自由的生活，而你的祖国让你感到心理上无法呼吸的时候，流亡，其实是追求自由的努力的一种延续。就此而言，流亡或许会带来种种的不便，流亡当然也要为之付出代价，但是，因为流亡其实已经成为自我成就的一部分，相比起来，这些代价就是如此的值得。因此，流亡作为一种状态，其实取决于你把它放置在你的人生中的什么位置上。

保守派的司法戰與立法戰：分析美國最高法院達伯斯判決

文：官曉薇  / 思想坦克 2022 年 6 月 29 日

2022年6月24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票數，宣判推翻1973年作成的「露訴威德判決」以及1992年再次確認憲法保障墮胎權的「凱西判決」，認為憲法上並不存在保障女性選擇人工流產的權利，並明白表示人工流產應如何限制的議題，應回到「人民以及人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事實上，這份「達伯斯訴傑克森婦女健康組織判決」（以下簡稱達伯斯判決）在五月初時即於媒體全文曝光，判決宣判本是美國上下都可預期的結果，判決內容的討論也已經持續了近兩個月。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已承認的憲法權利被收回，後果非常嚴重

支持墮胎陣營原本期盼主筆阿立托大法官因外界壓力，會修改草稿朝向更溫和的立場，或是期待偏中間立場的羅伯斯首席大法官會發揮更重要的影響力將判決帶離極端，但令人驚訝的是，宣判的判決全文經比對後與曝光的草稿幾乎沒有差異，自由派陣營因而大失所望。這是美國司法史上首次將已承認的憲法權利收回，美國保守的反墮胎陣營因近五十年來的努力如願以償，在各州大舉歡騰。相反的，自由派陣營則在各地進行抗議活動。

從近五十年前最高法院承認憲法保障女性墮胎權到如今以判決收回，美國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呢？回顧1973年露訴威德判決作成時，也同樣造成反墮胎陣營的譁然，他們旋即重整旗鼓調整原本以各州政治遊說的反墮胎立法運動，納入了推翻露訴威德判決的司法戰目標。

保守派培植法界人才點滴穿石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保守陣營首先從培育保守派法律人才做起，他們在偏自由派的法學院廣設「聯邦人社」（Federalist Society），成立學生支部、律師支部以及學者支部，吸引保守思想的法律人加入並長期培養。已過世的保守派史卡利亞大法官是聯邦人社的精神領袖，領導著在文化議題（如反墮胎、反同婚、反槍枝管制）上有使命感的法律學生，服膺史卡利亞倡議一輩子的憲法原旨主義，相信憲法解釋只能回到制憲者當時的原義，探究制憲時的法治和社會狀態，不得僭越制憲者原始的立憲意旨。

達伯斯判決即是典型以原旨主義為立論核心的一份憲法判決，認為法院並未明文保障女性的墮胎權，且在立憲當時各州普遍以刑罰處罰墮胎，並認為處罰胎動之後的墮胎是普通法的傳統，該判決從法制史的觀點切入，認為憲法並不保障墮胎權。多數判決並附有兩份文件詳列各州在1868年的墮胎法，作為前述立論的佐證。

有了人才，下一步是將他們送上法官的職位。在美國的法官任命程序中，州法官由州長提名，聯邦法官由總統提名，因此反墮胎團體在州長及總統選舉就要確保自己支持的共和黨人選在墮胎議題上採取反墮胎的立場，共和黨的候選人上任後，則要確保州長或總統提名保守派法官。這環環相扣的司法戰爭，使得選舉以及隨後而來的法官任名，成為兩邊陣營的政治攻防，一步都不可失。

例如在2016年希拉蕊大戰川普的總統選舉中，希拉蕊就表示：「2016年選舉結果會決定最高法院的未來」，川普也說：「如果希拉蕊當選並提名大法官，美國就會變委內瑞拉」。自1982年聯邦人社成立以來，這批保守派「司法大軍」透過共和黨總統和州長的法官提名任命程序，已經大舉進入司法界擔任法官。

在川普任內，因為大法官辭世或辭職的偶然因素下，一共任命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使得保守派大法官不但過了五比四的多數門檻來到六人。而如今簽署達伯斯判決的多數意見的六位大法官中，每一位都是聯邦人社的成員，這揭示了保守派長期以來的司法戰準備已經完全到位。無怪乎三位撰寫不同意見書的法官會提及，最高法院五十年來不斷確認墮胎權判決先例，並遵從判決先例遵守原則，忠實地遵守露訴威德判決和凱西判決，卻在達伯斯判決中一舉推翻判決先例，他們感嘆，其理由根本不是因為洋洋灑灑一百零八頁的多數意見多麼具有說服力，而是「一個原因，而且只有一個原因：因為本法院的組成已經改變」。

各州的反墮胎立法從未休止

這些司法大軍的準備，並不意味著反墮胎運動就放棄了政治行動，儘管這些反墮胎立法戰通常不會得到國際的關注，各州的立法戰卻是美國反墮胎運動的主軸。在露訴威德判決確認女性有墮胎權之後，並未使墮胎立法行動止息。反墮胎運動在各州近五十年來前仆後繼地進行各種類型的人工流產限制，包括禁止醫療扶助給付、父母同意權、配偶同意權、特定人工流產施術方式之禁止、施術前強制思考期、以及如本案密西西比州在孕期特定週數後全面禁止墮胎的各種限制規範。

在達伯斯判決作成的此時，已有十三個州採取除保障婦女生命安全之外全面禁止的嚴格限制，只是這些法規在通過時都附有「本法案於露訴威德判決遭最高法院推翻後生效」的啟動條件（trigger law），換句話說，立法行動已在這些州議會大獲全勝，萬事具備只欠最高法院這道東風。如今露訴威德判決的推翻將立即啟動這些州的法規。某些州如加州、伊利諾州和紐澤西州的最高法院曾經確認州憲法保障墮胎權，這些州短時間不太可能走回頭路，然除此之外，其他州的立法戰則如同門洞大開而預料將有更嚴格的走向。如今反墮胎運動的司法大戰達成了階段性成果，在排除了憲法層次的障礙之後，其立法行動將如添柴火般氣焰更勝，反觀支持墮胎權的陣營少了憲法權利之支持，在州立法之戰將較過去困難許多。

儘管達伯斯判決多數意見信誓旦旦特別聲明，本判決僅關乎墮胎權，不及於其他權利。然而本判決論理的原旨主義和推翻判決先例的檢驗方法，卻預示了其他承認個人自主選擇權的判決先例，例如避孕權、同性間性行為自由、以及婚姻平權等判決，將岌岌可危。

保守派大法官湯瑪斯在本判決的協同意見，已經揭示了保守派接下來的司法藍圖，目標就是推翻這些「明顯錯誤」的判決。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因此憂心忡忡在不同意見書表達：「沒有人會那麼有自信以為多數意見就只做到這樣而已」（No one should be confident that this majority is done with its work）。美國法律史學會在達伯斯案的法庭之友意見書指出，其實不論在露訴威德判決之前或之後，墮胎議題即具有高度政治爭議性，兩極化爭議的源頭來自人工流產議題的政黨化。

這次司法大戰的結果，正好給自由進步派人士一個警鐘，原來即使曾在司法大戰大獲全勝取得憲法認證的權利，也能在一夜之間失去。因此，只要極化政治存在的一天，司法成果不等於終局勝利，基層紮實的政治行動仍舊是社會改革不可或缺的根基。

未普：這些緩和跡象說明甚麼？

RFA 20220629

進入2022年以來，中國政局一直處於剪不斷理還亂的困局中，但最近似乎出現一些和緩跡象。大陸政治學者吳強先生最近在接受明鏡CEO何頻先生的專訪中表示，中共內部出現了明顯的和解信號。

我也認為，大陸在某些方面，的確出現了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似乎和緩的信號。比如，習近平的三名臭名昭著的幹將退居閒職，西方對中國在新疆、香港和俄羅斯問題上的強烈不滿，因而略微釋懷；中國的戰狼外交似乎正在收斂，中國和美歐的關係似趨於和緩；紅二代中有人被重用，可能預示著習近平和紅二代之間的緊張關係會緩解。

習近平的幹將，包括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新疆書記陳全國和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都是習近平的忠臣，都在任上使勁渾身解數，向習表忠討好。樂玉成就是在普京二月訪華時，道出中俄關係「上不封頂」的名句，這肯定代表了習近平當時的心聲而頗獲官媒好評。但此時非彼時，近來中俄關係的不尷不尬，讓習近平心生煩惱，於是，這個自1986年起就搞外交的樂玉成，順理成章地成了替罪羊，被發配去搞甚麼廣播電視的勞什子。陳全國，在新疆使出非人權的霹靂手段，把上百萬新疆人關進所謂的「再教育營」，引發西方國家的集體聲討。他去年年底被調離新疆，現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至於張曉明，此公在港澳幹了36年，本來沒甚麼大本事，只因一貫戮力推動極左政策，為習近平提早收復香港，斷送香港「一國兩制」立下大功。張在國際上成了過街老鼠，最近被任命為中國政協副秘書長。有人說，此舉是對張的貶斥！香港作家顏純鈎嘲諷說，這三個部級高官，在外交﹑民族﹑港澳三個層面，以極左面目張狂多時，本以為可以邀寵升官，未料習近平的極左政策面臨「收皮」，三個極左馬前卒被「祭旗」，意味著中共的大國策，正處在全面反省檢討的前夕。

中共是不是真的在「全面反省檢討」，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知道的是，西方國家已經體會到中國官方試圖傳遞的和解信號。最近，中國派歐洲事務特別代表吳紅波走訪比利時、塞浦路斯、捷克、法國、匈牙利、德國和意大利等國，據了解內情的人說，吳紅波所到之處都放軟身段，承認中國「犯了錯誤」，從處理新冠疫情、實施「戰狼」外交，再到經濟管理不善等，「中國明白他們走得太遠了。」

美中兩國之間也出現了些許緩和的蛛絲馬跡。6月13日，楊潔篪同沙利文在盧森堡會談進行了四個半小時，雙方分別用「坦誠、實質性、富有成效」和「坦誠、深入、建設性」總結這次會面。就連美中兩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和魏鳳和6月10日在新加坡舉行的會晤上，雙方指著鼻子罵對方是台海地區的威脅，也被《華爾街日報》神秘地解讀為，雙方大放狠話，「實則是在緩和局勢」。

再有，紅二代潘岳近日被委任為民委主任，有人說，他可能會用美國的大熔爐理念處理新疆問題，有人還得出紅二代被重用的結論。或許他會用不同於陳全國的方式治理新疆，但很難就此說紅二代被重用。同是紅二代，羅點點給馬曉力最近披露的公開信，就直指習近平清零政策的荒誕。儘管馬曉力和習近平的私交曾經不錯，在習近平初上台之際，曾率眾多紅二代鼎立相挺，但羅馬二人絕無可能被重用。

那麼，這些緩和或試圖緩和的跡象說明了甚麼？依我之見，說明習近平在讓步。向黨內不滿他的力量讓步，向歐美國家讓步，向紅二代中原本支持他但現在不支持他的力量讓步。為甚麼讓步呢？因為經濟太糟，不讓步，中國經濟就有可能崩盤；中國經濟崩盤，習近平依賴的財源就有可能枯竭，社會就有可能陷於動亂；黨內不穩，社會動蕩，經濟凋敝，三者連結而來，習近平根本無法招架，連任就可能破局。所以說，習近平必須讓步，不讓步，大家一起完蛋！這是沒有選擇的。

根據習近平的心胸、認知、野心及政策的走向和執政的軌跡，他在此時此刻玩點讓步的把戲，搞點權宜之計，可能性很大。他這樣做十有八九是為了助自己度過難關。一旦過了難關，只怕他會向認定的極權方向大步邁進。

蘇暁康：地蠻天荒緣此日

原題：『亡天下』之後——讀余英時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中國是地蠻天荒了的一個世界——不管你稱它現代化﹑社會主義還是專制，在文化上，它已歷盡變窮，墜入非驢非馬之境，而在這「蠻荒」之後的我們，似乎再不能跨越那道「蠻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無文化的「文化癖」。說斷裂鴻溝壕塹都可以，問題是你如何逃得出這道惟幕？都說讀書大概可以。但我讀了一本書之後才知道已不可能——隔在「蠻荒」這邊的我們，在語言上同那邊的人已經無法溝通，你認識的那幾個中國字也未必幫得上忙。

這本書是『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盡管作者余英時教授進在咫尺，可我讀到這本書卻繞了很大一個彎子。整個1994年里，我每周帶妻子去紐約城里作三次針灸，停車在曼哈頓街頭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罰單，在診所裡安頓好她，我就回到車里來守著。在那摩天摟群的峽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漸漸靜下心來讀書。當時的心境與世隔絕，看不進報刊雜志和閑書，仿佛是為了同那「後現代」的曼哈頓風景作對，我下意識偏偏只願讀中國古詩詞，於是一本俞陛雲的『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便同妻子的各種藥物一起隨身攜帶。其實我能讀出點味道的，只有從小偏愛的東坡稼軒兩位，但讀來讀去就受不了東坡式的空豪放，更覺出稼軒的沉重和絕望，心境也隨之墜入「更舊恨新愁相間」。那么遙遠的南宋式的興亡感懷，此時令我心動者，或在個人不幸，和某種漸漸襲上心來、先前未曾感覺到的流亡真實。

忽一日，偶然看到「詩文」兩字便拿了這本『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上路。坐在車里讀起來，驟然被一個「文化遺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懾。說實話，以我膚淺的古詩詞閱讀能力，對此書深義的理解只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懾」者，是陳寅恪在他晚年詩文中設置的一套暗碼系統，無疑是一道用來抗拒「蠻荒」的屏障，恰好對我們也形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一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活在地變天荒之後，因「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若非余英時的破解，將任隨歪曲，無人知曉﹔而這個罕見的學貫中西的讀書人，在中國文化「歷盡變窮」最後二十年里的文化感知和心靈苦難，也將永遠煙沒。這又正好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現代中國會繁殖著如我輩「反傳統」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來直到毛澤東鑄成鄙視讀書人的一種「新傳統」，教「蠻荒」以後的我們，從來就把中國知識分子視為「無脊梁骨的」的一群。對我們來說，支持這種成見的最有力證據，正好是1949年以後中國大部份大知識分子對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從郭沫若﹑馮友蘭﹑茅盾﹑范文瀾，到「文革」中被逼自殺的老舍﹑吳唅，還有科技界的錢學森等，仿佛代表著整個人類文明的死去。這場「改衰翁為奼女」中的例外，過去我們僅知儲安平和馬寅初二位，但後來我看到的資料顯示，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對新王朝頗唱贊歌的，後來到人口政策上才犯顏直諫；而較早就犯了龍顏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卻終身不再啃氣。這好象都不涉及知識和學養的問題，也并非人們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問題。大陸人常說，如果魯迅活到49年後一定是個大右派，我卻覺得未必。這好象關設到一種文化精神——讀書人（或稱知識分子）對文明的最後底線。讀了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我才知道這底線是什么。

中國發生地變天荒之際，讀書人所預感的棟梁摧折﹑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最後界限，在此前後大多「乘桴浮於海」了。留下來的人面對的「當世之巨變」，不只是財產剝奪﹑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腦換心的一套閹割手術，陳寅恪稱之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當時的史料，你會驚訝的發現，其實毛澤東並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取勝了。這原因就是陳寅恪詩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為奼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竟是群體性的向馬克思主義一邊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過洋的學者教授作家。中共這個暴力集團徵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識界的自動繳械，并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毛澤東把他的假馬克思主義立為國教，雖然所有人後來都未能逃脫重重劫難。

但是，對中國讀書人的這段恥辱史，作純粹政治性指責和道德非難，不是一個有欠公允的問題，而是回避了更本質的東西，即他們的作為將如何面對他們信奉的知識﹑價值系統及其背後支撐著的人類文明，這就是底線。而這個底線，并非只設在中國傳統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讀書人能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便是一種文化的操節。這段歷史里，有一個不幸羈留大陸，以至「看盡興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學阿世，樹新義以負如來，「支撐衰病軀，不作蒜頭搗……獨依一枝藤，茫茫任蒼昊」。我讀余英時詮釋的晚年陳寅恪，從他悲愴的詩文里透出的這種節操，並非民間一般的忠義氣節，而是一個讀書人對知識﹑學問﹑終極價值，總而言之，對一種文明的承偌。這種承偌，更悲劇性地表現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別是對隋唐歷史空前絕後的研究，轉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兩部巨著，也是他個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舉國皆沉醉」之際，孤獨地到歷史中重新發掘這種文化精神。

這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載體的中國人當中，不幸只有一種人還視為己任，即余英時在書中多次花費筆墨，「從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之辯，到陳先生論王國維之死」，反複向深陷於保守與激進兩極對立中的現代人解釋的、一個屬於中國的古典群落﹕文化遺民。陳寅恪是不是最後一個？這引起我對中國之「文化遺民」的由來和沿革的興趣，繼而是對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觀和亂世感受的興趣，於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遺民」方以智的有關書籍來讀，再受震懾。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那篇著名的『挽詞序』，也許要算這個文化群落的「絕唱」﹕『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同命而共盡』，是一種殉情境界，唯有視此一文化為最高理想者才能達致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文化」是一個生命體，而不止是信仰、知識、規距。這是一種文化的貴族精神——希臘文化中有一種知識的貴族精神——王國維和陳寅恪，都是中國現代少有的「舊學邃密，新知深沉」而沒有世俗名聲的大師級人物，學養上深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對古今中西不持籠統之見、極端之說，並已打通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隔閡，本來，中國學界是有希望在他們的引領下走出文化困境的，然而他們卻被荒唐地當作「遺老」「遺少」而拋棄。這才是中國的無可救藥。

讀余英時教授一二十年前寫的這本書，才知道他一開始在香港，偶然讀到從文革中的大陸流傳過來陳寅恪的舊體詩，就已經窺見這位大師萬分追悔當初沒有「乘桴浮於海」。所幸還有他這位中西古今「實證」和「詮釋」參伍之真功底者，以剝蕉見心的方式箋釋前人，得以穿越最後一位「文化遺民」的神秘暗碼，將那文化精神捧還於人間。這樁學術奇案，神奇地以一個「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淺盞低唱，展示了中國文化的消沉歇絕，像極了一部希臘悲劇，卻又因其發生在中國淪入蠻荒之境，尤其在近代激進化思潮以細微之沫漸成「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可御遏」之後，其文化上的意義，才無以倫比。

1995年九月于普林斯頓

——作者脸书

漢學家白夏談香港回歸25年之變遷

法广 作者：艾玛 20220628

今年的7月1號是香港主權回歸中國25周年紀念日，距離中英聯合聲明中規定的"50年不變"還剩下一半的時間，但香港已經發生了巨變，民主自由在國安法的威力下蕩然無存，中英聯合聲明早已成立北京眼中的歷史文件，"一國兩制"也已名存實亡。

長期研究中國歷史和社會的法國巴黎政治學院的名譽教授白夏（Jean-Philippe Béjà) 先生接受l了法廣專訪，談談香港回歸有關的話題。

法廣：從25年發生的巨變看，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答應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是一個錯誤決定嗎？英國人相信了"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是否過於天真？

白夏：香港回歸的那天我也在香港，當時已經在香港住了四年時間。我觀察香港的民主化過程就是從八四年開始的，實際上當時也有很多爭論，一些人認為"一國兩制"不會成功，比如《遠東評論》雜誌發出"香港會不會被上海化？"的疑問，有人認為香港很快就會變成和所有的中國城市一樣，但另外有一批人認為不會這樣，因為中國需要香港，所以也會真正實現"一國兩制"——當然過程不會太順利，但是基本上中共的利益在於香港與大陸有不一樣的兩個制度。 

我當時也更接近後一種看法，因為那時我覺得對中共來講，如果香港完全大陸化了，那香港就沒有什麼用了。那以後我也一直都在觀察，不過現在有人說必然會這樣或那樣，我也根本不這樣認為，因為香港發生了這樣的變化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後果。但是總體上可以說，回歸後的前23年香港走的路還比較順，當然雖然沒有一個完全民主的社會，但是越來越超民主化走。雖然2007年中共拒絕一個真正的普選，但是答應可以安排一個特首普選，2014年的改革方案又讓很多人非常不滿意。 

如果看前23年的發展，可以說香港的基本自由和基本特色都得到了保障，比如，還是維持多黨制制度、公民社會相當活躍、每年的也只有在香港可以紀念"六四"、在出版和報刊問題上香港也都非常自由，香港的生活方式跟中國大陸也不一樣。所以前23年的發展是比較積極的。 

為什麼一下子就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呢？ 當然有很多的因素，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習近平上台，因為對習近平而言，經濟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主權，另外也要控制社會。他在大陸是這樣做的，在新疆更是這樣，後來輪到香港。似乎如果香港擁有真正的自製能力，他就很會難受。

當然，80年代的共產黨曾希望大陸越來越開放，當時他們覺得香港可以幫助大陸更加開放。

事實上，現在很多人說英國人當時太天真了，但是我並不認同這一點，雖然我也認為英國人犯了很多錯誤，特別是他們沒有能讓香港人自由表達自己。但是如果回到1984年來看的話，那時候時中共的總書記是胡耀邦，總理是趙紫陽，後面有鄧小平。當時的中共是走向開放的路。1986年也是非常開放的時期，一直到89年。所以不可以說當時簽了聯合聲明就不行，這一種想法是有點過分的。因為當時的中共也希望香港會推動中共的開放過程，所以我並不同意八四年的時候，英國背叛了香港這種說法。從八四年到九七年香港人的政治覺悟也在不斷的發展中。八九年對香港非常重要，對中國也非常重要——八九民運開了一條很好的路，也可能讓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因為"六四"就沒有辦法繼續下去……在香港八九年也非常重要的，比如宣布戒嚴的時候就有50萬人上街遊行，認為"香港北京的今天就是香港的明天"，香港人開始了解和發現自己的認同不一樣，他們覺得如果沒有民主化，肯定不能抵抗中共的暴力。所以八九年六四的時候也有一個大型的示威，組織這些示威的就是後來變成民主黨派的領導，包括司徒華、李卓人、何俊仁等。但是當時參加遊行的也有好多《文匯報》的人，甚至有一些後來建制派的（前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等人，他們都去參加了遊行示威，那時他們覺得香港應該保護自己的認同和體制。 

所以每次中共要限制香港人的自由，或者要改變香港人的制度，包括司法獨立的時候都會有很多人上街遊行。所以可以說香港不是民主制度，雖然民主勢力每次選舉都可以得到六成以上的選票——儘管如此，他們一直在立法院都沒有得到多數，這是一個非常委屈的狀況——但他們也可以限制北京的干涉。一直到2019年，香港的政治群體一直都在繼續發展，其認同和中共不一樣。因為在中共領導的腦子裡愛國就是愛黨，所以中共說這是不愛國，但是可能那些香港人，包括李卓人、司徒華等都是愛國的，他們不愛黨，他們愛的是民主的祖國，一直對祖都有非常深刻的感情，比方說他們也都反對殖民主義…… 

九七年以後,由於中共的干涉香港的制度，很多年輕人對中共越來越反感，最近有一個調查指出，18歲到29歲的香港人只有2%有中國人的認同感。中共本來以為回歸以後培養了年輕人，培養年輕的一代，但事實上完全相反，因為他們的表現讓大多數的香港年輕人對中共非常反感，所以他們也有一部分對中國感到反感，這是之前不存在的現象，這完全是中共自己創造出來的！ 

法廣：從研究中國歷史的角度看，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歷史時期？是歷史倒退到文革時期嗎？ 

白夏：我覺得習近平更斯大林，不像毛澤東，毛有的時候很"勇敢"，他號召群眾反對黨，反對官僚主義——當然他是在操縱這些人——但他敢這樣做。習近平完全不是這樣，他是利用公安警察中紀委或黨的其他機構來控制社會，他不會號召群眾來反對腐敗，他要組織一個反腐敗的運動，通過中紀委來領導。另外他鎮壓公民社會也是利用公安的勢力，不用群眾。所以有很多人說，習近平是回到文化大革命，但我覺得這是一個誤會，我認為他更像斯大林，因為斯大林就是用黨的機構來控制黨，用警察來控制社會，所以我認為習近平更寫進斯大林。 

法廣：現在把香港搞成這樣，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對中國自身的金融和經濟也會造成影響？

 白夏：我覺得對中共的利益非常不好。一方面很多屬於中共統治階層的人的錢都在香港，所以這些人中有很多人也認為這是局面非常不好。另外對中國而言，如果香港變成了非金融中心就是一個悲劇。所以如果從中國的意義來看，香港的變化是非常壞的一個現象，但是從習近平的角度來看大概不一樣。 

法廣：7.1馬上就要到了，據報習近平可能會到香港，能否做一下預測，他會利用這個機會說什麼呢？

 白夏：一些所謂的香港進步主義總是說，現在是香港的"第二次回歸"，這才是真正的"回歸"，但是這種"回歸"會讓胡耀邦趙紫陽和鄧小平這些人很不滿意。所以在這方面習近平肯定說，現在"一國兩制"實現地非常好、愛國人士統治香港、香港非常繁榮、在整個大灣區發揮更大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今年不會像20周年時的7月1號，他要在下午一點就離開香港，因為當時有一個很大的遊行示威，包括公民社會的人士參加。但這次肯定沒有，所以他可以在香港和李家超共同吃晚飯都沒有問題，但是他可能害怕疫情，也不會這樣做……

法廣：對您來說，香港的現狀最遺憾的是什麼？

 白夏：是很多朋友受牢獄之災，所以我天天想李卓人和何俊仁等等這些朋友，這些人非常愛港和愛國，他們坐牢就是香港的悲劇，太多的悲劇在香港發生。我想大多數香港人，我們要記得22019年6月19號200萬人上街的大遊行，這些人我非常同情他們，我覺得他們現在會非常地不高興。 

非常感謝白夏教授接受法廣專訪。

梁京：習近平面臨歷史性抉擇——俄烏戰爭與中國危機（中）

普京的聰明誤與傻男兒習近平——俄烏戰爭與中國危機（上）

RFA 20220628

上篇評論的核心結論，就是普京侵烏戰爭的戰略失敗，讓習近平失去了打台灣的歷史性機會，但也給習近平創造了有積極意義的歷史性機會，這是習近平的傻人之福。但習近平會這麼看嗎？台灣國策研究院的執行長郭玉善認為，習近平不僅不這麼看，反而把俄烏戰爭視為他的一個新的「戰略機遇」，一方面，習近平利用普京的失敗對俄國反客為主，另一方面積極離間歐美關係，加緊拉攏和控制專制國家，更自覺地扮演反美、反民主的「全球霸主」角色。

我同意郭玉善先生的看法，尤其是在俄烏戰爭出現了持久化趨勢的情況下，普京雖然輸定了，卻有可能在習近平的支持下穩住權位，而習近平也不可能選擇在此時拋棄普京，因為這樣做無異於政治自殺。問題是，習近平為了支持普京、為了保住權位，與美國對抗能走多遠呢？他不怕這種虛張聲勢導致擦槍走火，甚至導致一場熱核大戰嗎？他真的相信自己還有武統台灣的機會嗎？他還堅持「東升西降」的妄想嗎？或者是，習近平已經下定決心像普京那樣，不惜與美國同歸於盡嗎？

我對習近平的理解是，他的所有作為都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不惜代價延長他留在最高權位的時間，也就是說，他不會做華國鋒，不會做赫魯曉夫，更不會做戈爾巴喬夫。為此，他應做盡做，當然很多是壞事，但我認為也不能排除他也想做好事。與毛澤東相比，他不會為了經濟大躍進事前就準備死幾千萬人，但為了保住權位，習也不會在乎結果會死幾億人。他本無毛澤東那樣的帝王野心和能力，但他意外得到這個權位，絕不放棄，因為他相信，放棄不僅是自取其辱，而且是自尋短見。你可以說習近平是一個極其自私的人而輕蔑他，但歷史把這樣的人放在這個位置，主要不是他的錯。

對關心天下大勢的人來說，真正的問題是，他這樣的人被放在這個位置，面對當前的形勢，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意味著甚麼樣的風險？會不會也意味著某種機會？如果普京完全得手，三天拿下烏克蘭，習近平打台灣的可能性會非常之大。現在普京慘敗，但還沒有被趕下台，習近平會做甚麼樣的選擇？

對中國和世界最有利的，當然就是習近平借著這個機會改弦更張，不僅給中國一個自救的機會，也可能讓整個世界避免一場浩劫。如果習近平做這個選擇，他確有可能遭遇很大的個人風險，但我相信，他也確有機會「萬古流芳」，成就他超越父親的「英雄夢」。即便他失敗了，他的歷史地位也將是正面大於負面。

不過，包括習近平自己在內，很多人都不認為他會做這樣的選擇，有些人認定他的品性決定了他不會這樣選擇，更多人則認為，根本不存在這樣選擇的客觀條件。還有一種邏輯就是，假定習近平可能做出良性的選擇，對正義的一方是不利的。

我的態度是，由於普京侵烏失敗，美國和世界正義的力量，除了準備普京習近平聯手與西方開戰，同時也不要排除另一種可能。也就是說，對最壞可能性做準備，不能代替對最好可能的努力。在這個前提下，假定習近平有可能做出有利和平的抉擇，雖然做出的努力也可能失敗，但在目前的大格局下，會帶來非常積極的結果，下篇將對此做討論。

譚慎格：美國的「政策」對中國的「原則」

◎譚慎格（John J. Tkacik）自由時報-星期専論 20220626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Ned Price）在「推特」（Twitter）平台上是屬於「名人／網紅」等級的影響力人士。他在全球擁有五十萬粉絲，主要是從事對外事務、情報和外交領域的專業人士。因此，雖然是在二○二二年五月廿日週五晚間的下班時間，當時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正準備陪同拜登總統展開上任後的首次亞洲訪問行程，普萊斯還是「推」了以下訊息，而且很有把握一定會引發迴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公開曲解美國的政策。美國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我們仍然致力遵循我們長期以來的、跨黨派的一個中國政策，此一政策是以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為準則。」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Ned Price）在「推特」（Twitter）平台上是屬於「名人／網紅」等級的影響力人士。他在全球擁有五十萬粉絲，主要是從事對外事務、情報和外交領域的專業人士。（取自推特）

普萊斯：中國曲解美國的政策

哇！「中國曲解美國的政策」！還有「美國不認同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這些都是爆炸性的聲明。更重要的是，這些聲明如此明確地拒絕中國聲稱對台灣擁有不容置疑的主權。

好吧，也許「明確」這個字眼不太恰當。雖然對於外行人來說，「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和「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在詞彙上的差異並不特別明顯，但對於中國專家來說，兩者在「一個中國」的脈絡下卻是截然相反的。

幾天後，拜登總統結束亞洲行程，普萊斯先生回到國務院，對著媒體鏡頭宣布，「我們的對台政策完全沒有改變。」他接著說，「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包括『我們對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承諾』，以及『我們根據台灣關係法承諾向台灣提供自我防衛的軍事手段。』」

然而，聽取普萊斯新聞簡報的一些記者表示困惑。「就在幾天前，你推文說，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曲解美國對『一個中國』的立場，」有人問道，「美國是否同意中方的詮釋？」

普萊斯深吸了一口氣。在場的人感覺到，就像過去五十年來國務院的許多發言人一樣，他本人並不完全瞭解這個議題。不過，他還是毅然決然地使用一套宛如俄羅斯娃娃（Matryoshka doll）的層疊引述繼續說下去：

「中方，」他解釋道，「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層官員經常試圖在簡報和聲明中曲解我們的政策。讓我給各位舉個例子。我們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蘇利文和楊潔篪在五月十八日通話，中國外交部公布通話內容的英文版本不正確地引述，美國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北京的—這很重要—『一個中國』原則與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並不一樣。在五月十二日的新聞簡報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人聲稱，我們已經做出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諾。這也是不對的。」

雖然沒有細述，但普萊斯鄭重表明：「我們致力於遵循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我再說一次，這項政策是以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為準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明試圖錯誤描述我們的立場和我們的政策。」

反對一中原則 核心就是台灣「主權」

在聽到普萊斯慷慨激昂的結語時，「同語反覆」（epizeuxis）這個字浮現在我的腦海。「我們長期以來的—長期的、跨黨派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這些是非常敏感的政策議題，我認為我們在措辭上非常謹慎和精確並無不當，我們敦促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對美國政策和美國高層官員聲明的錯誤描述。」

在場一位「破解密碼」的對話者，徒勞無功地試圖誘導他說明一個他不打算說明的問題：「嗯，我的問題是—你是對『原則』這個字取代『政策』很不以為然？」

普萊斯看了一下他的筆記，結結巴巴地說：「這個—它有不同的意思。」在你來我往的反覆交鋒後，一位資深外交記者問道：「那麼，你是怎麼理解一中『原則』和一中『政策』的差別？」

普萊斯這回被逼急了，又看了一下他的簡報筆記，「我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那裡得知，在他們說的一中『原則』下，有一些所謂的承諾，但這與我們的一中『政策』截然不同。」然後，他再翻了翻他的活頁資料夾，「我們奉行『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正如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這是一項以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為準則的政策。」

接下來的對話並未獲得結論。可是，普萊斯的慌亂回應，讓人想起十八年前的二○○四年四月廿一日的一次類似交鋒。當時，加州聯邦眾議員葛蕾絲‧納波里塔諾（Grace Napolitano）質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柯立金（James Kelly）：「台灣全面民主化的演變，以及台灣人認同感的顯現，是否能夠與『一個中國』原則融合在一起，還是彼此鮮明對立？」

對此，柯立金提出一個否定法的說明：「關於『一個中國』的定義，我們在這裡可能會花太多時間去討論。在我的證詞中，我提出了『我們的一個中國』的觀點，但我沒有真正做出定義，而且我也不確定我能夠非常輕易地做出定義。我可以告訴各位它不是什麼。它不是北京方面所說的『一中政策』或『一中原則』，也可能不是台灣某些人所認為的定義。不過，它確實傳達了台灣海峽兩岸人民某種一致的意思，這是我們長期以來的政策。」

這種「政策」對「原則」的辯論，取決於台灣的「未定」地位，但自從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慷慨承諾避免使用某些「敏感詞」以來，「未定」這個字眼在講漢語的社交場合變成一個禁忌。然而，事實就是事實，美國的「我們的一中政策」反對中國的「一中原則」，核心就是台灣的「主權」。美國的立場是，這是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並未明確解決的問題，直到今天也依然沒有解決。「未定」是上一世紀傑出的國際律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傑作，並被嵌入一九五一年「對日和平條約」（Japan Peace Treaty）的基礎架構之中。可想而知，台灣在舊金山和約裡「未定」的國際地位，是對北京「一中原則」的詛咒，而杜勒斯是率先反對北京的異端。

中棄和統偽裝 美恢復台灣地位未定

自由時報和台北時報的讀者可能都很年輕，不會記得關於蘇聯勞動理論的那個老笑話：「他們假裝付薪水給我們，我們假裝工作。」同樣地，在過去的五十年裡，美中關係也是建立在類似的假象之上：「美國假裝有『一個中國政策』，而中國假裝有『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而且，只要中國假裝有「和平解決」政策，美國也會假裝有「一個中國政策」。可是，過去十年來，中國已經卸下所有「和平」統一的偽裝。後來，美國也恢復了「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的立場。

幾個月前，中國最高階的外交官、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透過視訊發表了十八分鐘的「悼詞」（elegy），紀念「上海公報」發表五十週年，但這個紀念日被美國國務院無視。

對於王部長來說，「上海公報」並不盡然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有關。正好相反，王毅堅稱，台灣才是重點。「台灣問題是上海公報的『核心』，『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基石。」

接著，王毅聲稱，一九四三年在開羅和一九四五年在波茨坦等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宣言，表明中國對台灣的領土主權不存在任何爭議，然後他將中國領土完整問題的「長期陷入政治對立」，歸咎於「中國內戰」和美國的「干涉」。不過，他解釋說，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美國「今後不會有任何台灣地位未定的言論」。

王毅很小心地沒有宣稱尼克森公開宣布放棄美國的政策，即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只說這位美國總統同意「美方今後不會有任何台灣地位未定的言論」。

王部長也向他的聽眾傳授了中方對美中三個聯合公報的獨特詮釋，其中美國「承認」（acknowledgments）中國對台灣的領土主權。可惜的是，王毅哀嘆道，儘管有了這些莊嚴的承諾，中美建交後不久，美國在一九七九年「出台了所謂『與台灣關係法』，之後又在一九八二年偷偷摸摸地拼湊出所謂的「對台六項保證」。王毅指控，這種行為不僅違背美國的承諾，也牴觸了「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他自以為是地聲稱，該決議在國際法上確立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此，王毅的結論是，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從一開始就是非法和無效的」，只是美國的「單方面」政策，「美國不能把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王毅甚至還在他的陳腔濫調中莫名其妙地使用奇愛博士式（Strangelovian）的隱喻，要求美國「停止虛化淘空一個中國原則。」

當然，在一九七九年，中國並未認真抱怨「台灣關係法」，沒有大吵大鬧。而在一九八二年，雷根總統將中國「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與美國「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直接建立關聯。事實上，雷根是將這種關聯性稱為「美國外交政策中一項恆久的必要條件」。

美中關係假象破滅 衝突恐在所難免

因此，拜登政府可能會感到意外，「上海公報」的「核心」居然是台灣；或者，「台灣關係法」（拜登總統在一九七九年以參議員身份投票贊成並強力支持的法案）和一九八二年隆納‧雷根總統對台灣的「六項保證」，「從一開始就是非法和無效的」。更刺耳的可能是，中國以其國內法聲稱對整個南海擁有主權，視國際法為無物，王毅居然還大言不慚地強調國際法高於國內法。

拜登政府可能也會對王部長隻字未提美國在每一份聯合公報中的一貫聲明感到失望，即「和平解決」中國與台灣的分歧始終為美國利益之所在。

令人不安的是，美中關係的假象正在破滅。隨著中國卸下「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的偽裝，美國也只能放棄「承認」中國將台灣視為中國一部分的立場。衝突恐怕在所難免。華盛頓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應該現在就卸下偽裝，還是等到情勢惡化？

（作者譚慎格/John J. Tkacik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蔡霞：中共百年，恐懼變成一種特殊的凝聚力

法广 20210720

2021年，中國共產黨舉全國之力，慶祝建黨一百周年。中共雖然不是世界上唯一有百年歷史的政黨，卻是極少數雖經曆數次帶來災難性後果的舉措，卻70多年來持續把握政權的政黨。中國實力的成長衝擊着二戰後的國際關係格局，不再韜光養晦的對外政策，打壓一切不同聲音的對內政策，尤其是任意關押大批維吾爾人、強力收緊香港自由空間的行為，更令西方世界感到了威脅。百年後的今天，有九千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靠什麼來凝聚力量？歷經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政治決策，這個黨如何得以持續執政？目前流亡美國的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女士對本台談了她的看法：

"恐懼變成一種特殊的凝聚力"

法廣：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共九千萬黨員靠什麼來凝聚？ 習近平上台以來一再強調不忘初心，但初心具體是什麼也很模糊……

蔡霞："兩條，第一是靠利益，畢竟這個黨控制了這個國家越來越多的資源，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制，公有制。公有制，誰代表"公"呢？"公"是什麼含義？這個"公"其實就是"黨有制"。而黨的資源在誰的手裡呢？集中在一個人手裡。搞個人崇拜、實際上的廢除集體領導制度，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全國黨政軍最高權力都集中在習的手裡，他就對別人擁有了生殺大權。從常規來說，當把人們所有的生存資源，即可以改善自己生活、爭取更多收入的資源都掌握在一個人手裡的時候，人們要活下去該怎麼辦？就不得不去依附那一個人。你想，他動不動就可以剝奪別人的工作權利，像剝奪許章潤教授的工作權利，使許章潤教授的文章沒有地方可以發表，沒有任何一個單位可以僱傭許章潤，那不就是要讓人家活活餓死嗎？！而且如果有些民營企業家想幫助這些陷入困境的人，包括異見者，他就把民營企業家先收拾掉……他斷人家的生路！這是一種威脅。所以，他首先是集中了所有資源，用資源誘惑，讓你依附於他。一旦依附於他，就等於你脖子上套了一個絞索，對聽話的，他可以賞賜很多。你看國內那些睜着眼睛說瞎話的所謂專家學者，一年能拿多少錢！而真正說實話的人，就會被迫害。所謂的凝聚，其實是靠利益來誘惑。"

"第二，一旦你入黨，他就會給你套上一個套子：永不叛黨。然後拿滅了顧順章全家來恐嚇你。也就是利益誘惑加上高壓恐怖。恐懼變成一種特殊的凝聚力。他沒收護照，把國門一關，換句話說，就是這船要沉的話大家一起沉，不許跳船……永不叛黨就是這個意思。"

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緩解了黨與社會各界的關係

法廣：中共執政70多年。期間經歷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而且這些運動經常伴隨着災難性後果。怎麼理解這個政黨能夠繼續執政呢？蔡霞女士表示，戰爭年代，相當一部分人願意為國家、為民族犧牲自己，他們有熱血，有責任感，願意奉獻。建政之後環境很快改變。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政治運動欺騙了一大批人。但文革打碎了這個夢想：

蔡霞："文革打碎了這個夢想，十年浩劫終於讓大家看到了這個意識形態的徹底破產。我覺得，文革之前這麼多運動，它都能過來，這和環境，和人們比較單純的一種信任有關。"

"毛去世以後，中國共產黨其實那時是有機會去徹底思考，反思這些問題，改變自己，改變這個國家。但是他們錯失了機會。文革結束後，把江青他們抓起來，馬上提出搞經濟建設。搞經濟建設必須另找新路，這就有了改革開放。一方面，恢復經濟建設，讓大家能夠活下去。"

"第二個方面，胡耀邦當時平反冤假錯案，不僅僅是把中共自己的老幹部解放出來了，還有所謂的右派，也就是被迫害的知識分子，還有國民黨撤退時留用的舊政府人員，還有民族企業家，還有農村裡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等等，（他們的罪名）基本上都拿掉了。就是說，胡耀邦的平反改變了過去中國社會存在的相當數量的政治賤民這個群體，給予他們一個社會身份的承認，就是說，政治賤民這個群體的問題，在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過程當中，解決了。"

"其實胡耀邦為中國共產黨做了一件大好事，他緩解了中國共產黨與社會各界的關係。這是一個政治關係大調整的過程，可以說是建立了一個讓共產黨得以繼續執政的新的社會心理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開放，市場因素逐漸生長，也就是給人們部分的經濟自由，人們覺得生活有盼頭了。這是共產黨在危機當中能活下來，很重要的一點。我一直認為中共對胡耀邦是很不公平的。 客觀上胡耀邦為中國民眾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也為中共做了一件大好事。"

經濟增長增加了中國共產黨對西方的欺騙性

"1980年代是中國思想解放的年代。現在回過頭來看，那也許是1978年以後到現在最好的年代。但是，相對於極權制度，這僅僅是一個局部鬆動的年代。鬆動並不等於極權制度改變。（這段時期）思想解凍，社會關係等各方面鬆動，僅僅是鬆動而已。1989年六四事件以後，就又收緊了。按道理講，蘇聯和東歐的政治巨變對中國是一次巨大衝擊。他怎麼還是扛住了？按照江澤民當時的走法，中國共產黨一定沒了活路。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承認鄧小平在政治盤算上，比江澤民高明（高一截子）。1989年六四開槍以後，中國和美國、和歐洲的關係一下子緊張起來，（中國）外部環境很不好。（鄧小平）一方面要表示自己很強硬，決不低頭；另一方面，說是西方的黑手造成了中國的動亂，把開槍的責任推到了西方。"

"第三點，鄧小平看到，如果不繼續對西方開放，不繼續市場經濟，中國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他趕緊南巡，強調一定要搞經濟。因為搞經濟才能把大家的注意力從政治矛盾，轉移到賺錢，由此轉移對自己的壓力，轉移國內和國際對中國人權問題上的壓力。同時，中共需要時間來增強國力。中國剛剛有一點點鬆動，馬上又收緊了，經濟還沒有能真正升長起來，它需要外部環境，需要時間，需要利用各個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和他們來中國投資的機會，這樣才能讓中國共產黨手裡有錢，經濟實力才能長起來。因此他並不完全是真的改革開放，而是出於利用的需要。所以江澤民1992年在中共14大上宣布，要中國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90年代給了大家更多的市場空間，外國企業、跨國公司進入，而中國民間一直就有很大潛力，所以經濟得以生長起來。但經濟的增長又使共產黨對西方增加了欺騙性。按照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理論，經濟上有了自由，自然就會朝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方向發展。大家以為中國開始有市場經濟元素了，開放了，加入世貿組織了，就不是極權主義制度了，大家以為他是可以向民主政治發展的…… 所以，我覺得西方國家的願望良好，但是，太單純。"

2018年修憲是中國外部環境改變的轉折點

法廣：那麼如何看這個百年政黨領導下的國家的前景呢？蔡霞女士認為，很難預測短期內中共政權的走勢前景。但她認為2018年的修憲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蔡霞："其實中國外部環境改變的一個轉折點在哪裡？是2018年修憲。2013年以後，西方國家不是沒有看到中國國內政治的倒退，但是他們採取了綏靖政策的態度：這是中國國內的事情，我們不管。問題是，當習近平要改變國家主席任期，事實上要搞終身制的時候，修憲引起了西方國家普遍關注，因為這意味着中國走回個人集權，而不是走向民主政治，就是說社會基本趨勢走向發生了重大改變。我覺得這次修憲是讓中國外部環境馬上緊張起來的因素。如果沒有修憲，我個人感覺，美國特朗普政府也不會馬上同中國打起貿易戰。"

法廣：但是香港最近幾年所發生的一切，是否也讓西方具體意識到了危險呢？

蔡霞："對，我想說的就是，其實西方國家，西方社會，西方政治家，包括學界、企業界精英，他們認識中國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從2018年修憲開始，然後從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到2020年的國安法，他徹底把一個經濟繁榮，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香港毀了。他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毀掉了香港。這使全世界看到了這個政權是多麼嚴酷。除了專制政治，相信暴力鎮壓，他不講任何道理。然後，2020年的武漢病毒全球蔓延，所有國家都深受其害。"

"我個人認為，現在全世界都在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是處在一個逐漸開始意識到了（的階段），但意識多深，到什麼程度？我覺得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有一個很大的不同，西方社會經歷上千年的契約精神和民主政治幾百年的發展後，很多東西已經成為文化基因，成為人們的一種基本思維方式，他們想不到中國共產黨的極權制度有多麼的邪惡，這種邪惡超出了西方國家一些善良、正直的人們的想象力。"

越是困難，越是要尋找敵人，以緩解自身壓力

法廣：但是西方的蘇醒也好，覺醒好，它還是要考慮經濟利益。這是否也就註定了這種蘇醒或覺醒也是有限的 ……

蔡霞："西方是在覺醒，但人就是人，都有人性弱點。中國共產黨特別善於利用人性的弱點，會拿利益來誘惑，再用各種謊言欺騙你。西方人的契約意識成文化基因，成為每個人的基本思維和修養要求，誰撒謊誰就自己毀壞自己的生存條件。而一個政府、一個國家對外從來沒有一句真話，對外說的全是假話，居然拿政府信譽做賭博，這是西方國家很難理解的事情。西方現在處於一個蘇醒的過程當中。這就要取決於未來人們對這個政權和這個制度本質的認識達到一個什麼深度。"

"第二，取決於西方國家怎麼看待利益：是就這樣與這個極權專制政權維持下去，以為可以保證賺錢、可以平安？還是覺得只有徹底改變這種制度，全世界人們才能夠真正做到和平和安寧，才能有人類的安全？這都取決於西方國家自己，我無法預測。外部環境是有可變性的因素的，更何況民主國家每隔幾年要選舉。而選舉中，中國共產黨一定會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滲透、去影響選舉，儘可能地把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政治家勝選。所以我覺得外部環境是有可變因數的。"

"中國國內呢，我們可以看到，經濟越是衰退，越是困難，就越要把政治調門唱得特別高。這是極權統治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說，越是經濟困難，越是要強調階級鬥爭，越要強調敵人在我身邊，越要把大家的注意力轉移到鬥爭這根弦上。那就要在內部找敵人，所以就要恐嚇大家：誰要是叛黨，誰就是敵人。現在不正在國內尋找企業家和大學教授當作鬥爭對象嗎！我相信，如果我在中國國內，而不是在美國，那我可能就是中央黨校第一個被鬥爭的對象。他在內部尋找敵人，在外部難道不尋找敵人嗎？他也尋找。只有尋找敵人，才能掩蓋內部矛盾，將矛盾轉移到外部，緩解他自身的壓力。"

"這種內部的高壓，加上精緻的高科技監控，加上恐懼，很難講這個政權是否會在近期內突然垮塌。但是，現在中共的新極權統治體制是僵硬的，如果壓力大到連自己都承受不了，統治的成本高到無法承受的話，它或許就是有朝一日突然坍塌。但是只要它還有錢，還能承受高成本，或許還能苟延殘喘下去。所以，中國的變數很大，很難講未來的走勢是繼續維持下去，還是會突然垮台，或者處於一種崩而不潰、緩慢衰敗的狀態？都很難講。"

顏純鈎：中共國策正在醞釀大調整

最近中共一輪新的人事調整引起外間注意。我向來不太重視這些人事上的浮沉，誰上誰下，都是中共自家的事，中共一日不放棄專制統治，中國的命運也不會有太大改變。

中共每每在大挫敗之後都會有一番大調整，這是中共惡貫滿盈，至今仍能苟延殘喘的原因。中共是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者，不講道義，只講利弊，有時明知倒自己米，但又死不回頭，不回頭不是沒有人明白，而是高層沒有共識。高層要取得共識，必經過長時間爭吵較量，到最後有了共識和定論，才會作出大調整。

大躍進造成大饑荒，高層一早就知道苗頭不對，五九年廬山會議本來要糾偏，但彭德懷上萬言書，會議主旨變成反右傾機會主義，大躍進的糾偏又拖了幾年，直到普遍餓死人，老毛才罷手，老毛罷手，政策才調整。

文革引致的經濟崩潰，老毛也死不認錯，要等到老毛死後，鄧小平執政，才有改革開放大調整。改革開放四十年，韜光養晦足夠了，中共又不安於室，對外擴張對內收緊，直至內政外交潰不成軍，面臨巨大執政危機，於是又面臨新的調整。

最近高層的人事調整，包括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新疆書記陳全國和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三個人都從要害機構被調到閒職。樂玉成是親俄派，現在中俄打得火熱，按理新政府正需要他去「玉成」中俄牢固的同盟關係，不料卻冰火二重天，一下子被打入冷宮。

若樂玉成升任外交部長，他的親俄立場深入人心，萬一中共要與普京拉開距離，呢支歌仔就不好唱。反之，沒有樂玉成，親俄不親俄，換誰來做都沒有扞挌，樂玉成打入冷宮，日後調整仇美親俄外交政策，便留有餘地，可進可退。

陳全國為新疆集中營始作俑者，臭名昭著，雖然有功，但目標太大。新疆的種族滅絕政策已成中共最沉重的罪惡包袱，若再提拔陳全國，擺明了與文明世界對抗到底，最後無彎可轉。反之，冷處理陳全國，日後可借陳全國人頭一用，以顧全大局。

至於張曉明，多年執行極左港澳政策，把香港搞成一個反共基地，證明工作能力很差。反送中一役，逼中共以國安法解構香港舊有體制優勢，在國際上成了過街老鼠，和統台灣更無望。誤了主子大事本該清算，但因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不熟港澳，只好留用張曉明以作過渡，今日塵埃落定，張曉明「行人止步」，也不算意外。

三個部級高官，在外交﹑民族﹑港澳三個層面，以極左面目張狂多時，本打算邀寵升官，豈料習近平的極左政策面臨「收皮」，三個極左馬前卒被「祭旗」，意味著中共的大國策，正處在全面反省檢討的前夕。

最近習近平派遣特使吳紅波訪問歐洲，外電報道，吳紅波一路低調行事，承認北京在很多事情上「犯下錯誤」，從處理 COVID-19 疫情到戰狼外交，再到經濟管理不善。如此低姿態，可謂破天荒，令人揣想這一番破冰之旅別有來頭。

習近平的內政外交政策，並非自把自為，而是背後一眾政治老人的共識。吳紅波向歐洲示弱，等於先行放一個汽球，試探一下對方的反應，預估日後政策大轉彎的效用。中共從來沒有預先認錯的習慣，即使改弦易轍，也會諉過於人，或輕描談寫一筆帶過。局勢惡化積重難返，若要大調整，唯有用大力氣，能否湊效尚未可知，但不用大力氣，勢不可大調整。

日前有消息，稱香港中聯辦約見駐港外商，討教如何恢復香港經濟，這也是近期政治異動的苗頭。中共是否在轉換跑道，從泛政治倒行逆施，再轉回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基本國策，中聯辦這個動作或可作為註解。

美國與西方國家被中共騙了四十年，玩了四十年，自己傷筋動骨，還無端白事把一個敵人養得肥肥壯壯，這樣的虧本生意，當然不可做完又做。再一次包容中共，再一次把他養熟，再一次讓他反噬自己，西方國家領袖大概不至於蠢到咁交關吧。

實際上，中共對與西方修好，也不可能抱什麼樂觀期待，雙方交惡勢成水火，現在你說要改弦易轍，鬼才相信。但內外交困到這種地步，唔認衰已沒有其他出路，死馬當活馬醫，唯有如此了。

二十大後內政外交會有大變，這是大概率的事。習近平連任機會不高，但會升上神枱，換什麼人上來，政策如何轉彎，西方受不受落，都有好戲看，但中共走上覆滅之路，這一點不會有任何改變。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