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輪流轉，一度轉到威權這一邊
民主是脆弱的，但又極堅韌。這樣兩種完全不同的稟性同時集于民主一身，構成民主的內在矛盾。這註定了對於民主的盲目樂觀和對於民主的輕狂倨傲都是沒有理由的。
低估民主的脆弱，對民主盲目樂觀，往往見於民主信念尚處青春期的一些人身上。他們的幼稚和狂熱，註定了他們很難經得起複雜命運的考驗，很容易從遍地乾柴的虛假希望，一步跨到徹底幻滅、對民主徹底喪失信心的虛假絕望。過去十多年中，這種從虛假希望一步跨到虛假絕望的幼稚之徒，多如過江之鯽。但他們往往身處邊緣，話語權遠遠不夠，很難影響主流社會，其進退實際上無關大局，沒有多少談論的價值。
其民主認知對歷史進程影響最大的，是那些威權國家的領導人。他們是過去十多年全球性專制回潮的主要推動者和受益者。他們看到了民主的脆弱，看到了民主的老化和退化，不失時機地充分利用民主的脆弱尤其民主的老化和退化，最大限度挫敗民主和壯大威權。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功，威權崛起一度此起彼伏。甚至一些民主國家如公認的民主大國印度，都開始某種威權化。而且威權統治者彼此惺惺相惜，開始結成威權神聖同盟。
早已經破產的全能政治的神話，就這樣有所復興。過去認為全能政治不可能破解的難題，現在據說因為大資料1984，因為似乎無限的財政收入，都可以迎刃而解。統制經濟、統制政治、統制思想、統制文化……總之人間上帝開創萬物，普天之下莫非我土，這全能政治的通天塔，也就沒有建不成的理由。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第三波民主化高潮，尤其蘇東之變時，威權統治者該是何等的心虛氣短。沒想到真的僅僅三十年過去，風水輪流轉，似乎又轉到威權這一邊。威權統治者因而更自信，堅信命運的天平在朝自己傾斜，堅信自己屬於天命所歸。
就有了東升西降之說，有了時與勢在我一邊的新論，一時語驚全球。而這絕非僅僅個人心聲，實際上屬於威權神聖同盟的共識。全球性回潮的威權與似乎越來越過氣的民主的競爭，就這樣全面展開。威權神聖同盟眾志成城，志在必得。普京為什麼不滿足於僅僅搶佔克裡米亞和烏東，而敢於發動對於烏克蘭全境的侵略戰爭，這種面對民主的輕狂倨傲，這種舍我其誰的強烈自信，無疑是其重要的心理支撐。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俄烏戰爭的實際進程表明，普京仍然打錯了算盤。烏克蘭之役成為普京個人政治生命中的滑鐵盧，普京及普京主義、普京模式不僅在俄國破產，而且全球性威權回潮隨之衰退，這一切不難預見，不會有任何懸念。
兩大致命短板令民主深陷泥沼
但無論結局如何，平心而論，我們必須承認，普京等威權統治者對民主的短板的洞察，並沒有大錯。民主的脆弱尤其民主的老化和退化，是彰明較著的事實。
民主政體必須內嵌強大的自我防衛機制，必須長牙齒，否則不可能持久。但民主最大的短板恰恰在此。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古老的格言，同樣適用于民主。一如南宋之溺於歌舞昇平，民主國家也差點死於安樂。七十年承平尤其冷戰的勝利平讓他們忘乎所以，讓他們喪失警惕，以為這就是歷史的常態，民主國家不再有實質性的外部威脅。本應內嵌的自我防衛機制，長期處於休眠狀態。
這首先表現於國防上。很多歐洲國家幾乎不設防，幾乎沒有真正的軍備，以致於北約幾乎散架。其次表現於政治上，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都未曾波及本土的美國，其內政卻在和平年代屢遭外力操縱，包括大選在內的美國政治制度的基礎設施，遭到外力公然破壞，幾乎動搖國本。至於言論和思想學術領域，民主國家之不設防尤為驚人，以致威權國家代理人往往長驅直入，通過贖買和其他手段大規模滲透。總之，不長牙齒的民主給了威權統治者絕好的機會，使之可以反過來和平演變民主國家，利用民主挫敗民主、利用自由壓制自由，從而在民主與專制的競爭中佔據主動地位。
民主國家的另一個短板，是過於迷信市場和經濟發展。他們認為所謂績效合法性是威權國家的命脈所在，而所謂績效，主要就來源於市場和經濟發展。因此民主國家跟威權國家可以有共識，有合作。民主國家可以憑藉自己的優勢，在經濟技術上幫助威權國家，以之安撫、軟化乃至馴服威權統治者。他們太天真，太低估威權統治者的貪婪與狡獪——威權統治者實際是熊與魚掌都要，經濟發展和擴張勢力範圍一樣都不能少。而且比較而言，前者僅具工具意義，後者才是目的。但凡經濟發展有所成就，其擴張野心必同步膨脹，經濟發展就會武器化，服務於其擴張野心。所以，與民主國家的初衷相反，經濟技術上的全面合作非但不能置換和平，反而容易導致威權統治者對勢力範圍的更大追逐，導致對世界和平的更大挑戰。
民主國家還有許多其他短板。但即便在其他方面不犯錯誤，僅僅自我防衛缺位及與威權國家經濟合作這兩點，已足夠致命：這一方面是自廢武功，一方面是養癰遺患。如此雙管齊下，命運的天平不能不朝著有利威權國家的方向悄然逆轉，而令民主深陷泥沼。何以會有過去十多年全球性專制回潮和民主衰退，或可由此得到部分解釋。
普京的四大失策或四大嚴重低估
但是，這樣的民主之困，並非頭一次。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民主就曾遭遇全球性危機，而且可能更嚴峻——相比今天，那時的民主國家可能更脆弱，民主的敵人則可能更彪悍。但是又如何？民主並沒有倒下，反而浴火重生，鳳凰涅槃。
今天的民主之困，部分基於體制，可稱制度之困。部分基於人性，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體制之困可以通過體制的反覆運算逐步解決；人性之困，則沒有根本的解決辦法，總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所以民主之困某種程度上具有永恆性，總是週期性發作。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民主之困後，今天人類再度陷入民主之困，應該就是人性之困的週期律在起作用。
這種週期性的民主之困能否應對？我們知道專制走不出週期律，那麼民主能否走出自己的週期律？答案是肯定的。這也是民主與專制的一個重大分別。還是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民主之困為例，那時靠什麼打破週期律？靠的是危機倒逼——法西斯陣營的凱歌行進，把民主國家逼到牆角。在此之前，民主國家把該犯不該犯的錯誤，幾乎統統犯了不止一遍，比如自廢武功，比如苟且綏靖，比如勾心鬥角等等。實在到了生死存亡之際，實在退無可退，別無選擇，民主國家才不得不憤然雄起。但是，縱然之前怎樣窩囊，怎樣不爭氣，一旦雄起，自我防衛機制一旦啟動，民主的活力就會井噴般爆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直至徹底擊敗法西斯。
這就意味著，基於週期性的民主之困，民主需要天敵，需要外部強刺激，需要重大危機的倒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如此，今天也不會例外。所幸，今天的民主之困，不像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走得那麼遠，代價也就不致那麼慘烈。這很大程度上要感謝新沙皇普京的魯莽，感謝其彎道超車，提前引爆民主與威權的大對決。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法西斯陣營相比，今天的威權神聖同盟不僅綜合實力太遜，戰前準備也談不上周詳。命運的天平雖曾對威權神聖同盟有所傾斜，但還遠遠沒有到發生根本變化的那一刻。也就是說，新沙皇把大對決至少提前了半拍。
這致命的愚蠢，出乎世界上幾乎所有戰略分析師的意料之外。正因為如此，新沙皇普京的智力問題，成了今天國際媒體的一個熱門話題。美國一家主流媒體的評論，標題就把普京發動俄烏戰爭的決策稱作"智力上的災難"。這種對於威權神聖同盟不可挽回的智力災難，對於民主國家則是福音。最大福音是，一如當年法西斯陣營的倡狂進攻啟動民主國家的自我防衛機制，今天民主國家的自我防衛也被普京提前啟動，以致歐洲幾乎一夜之間重新武裝。可以斷言，不長牙齒的民主一去不復返。對此後果缺乏起碼的想像，嚴重低估民主國家危機應對的決斷和意志力，是新沙皇的第一個失策。
新沙皇普京的第二個失策或者說第二個嚴重低估，是嚴重低估正義的力量。林肯說過："讓我們相信，正義會帶來力量"。但深信叢林哲學的普京不吃這一套，他只相信拳頭，只相信弱肉強食。他怎麼都想不到烏克蘭人民會那樣頑強抵抗，想不到國際援助會那樣洶湧澎湃，而這些無疑主要基於正義。對正義、良知和勇氣的低估，讓普京吃盡苦頭。如果說第一個失策屬於智力層面，第二個失策則屬於價值觀層面。可見陳腐的價值觀不僅反人類，而且對深陷其中的當事人，也具有強大的後座力——但凡在價值觀上逆潮流而動，都不會沒有代價。
新沙皇普京的第三個失策或者說第三個嚴重低估，是嚴重低估了民主國家團結的力量。他只看到承平時期民主國家如何勾心鬥角，萬想不到危機倒逼之下，民主國家竟能一夜之間捐棄前嫌，空前抱團。這種空前抱團使民主國家蔚為主流，展現出驚人的號召力和組織力，最大限度孤立了普京，令其徹底淪為國際賤民。
新沙皇普京的最後一個失策或者說最後一個嚴重低估，是嚴重低估整個社會、整個生態的智慧。懂王性格是大獨裁者的標配，註定其唯我獨尊，自大自戀，閉目塞聽，導致體制性弱智。居然入侵烏克蘭，提前與民主國家大對決，就是體制性弱智的經典案例。與之相反，民主國家天然具有開放性、分散式、多中心等優勢，易於激蕩和凝聚整個社會、整個生態的智慧，導向最優化決策。這一點鮮明體現於今天的俄烏戰爭。俄烏戰爭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人對整個社會的戰爭，即普京個人對整個烏克蘭乃至整個國際主流社會的戰爭。以整個生態對壘一個垂垂老矣、體制性弱智的獨夫，這種智力上的代差，可能比軍事上的代差更可怕。僅此一端，即已註定新沙皇普京的末日。今天問題已經不在於普京的統治是否終結，問題僅僅在於多大代價、怎樣的方式、什麼時間終結。
俄烏之戰成民主與威權競爭的拐點
俄烏之戰誠然可以多角度解讀，但無論多少角度，都不能否認其為民主與威權的大對決。過去十多年全球性專制回潮導致威權統治者自我膨脹，過度放大民主的問題，過高估計自己，以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發動了一場錯誤的戰爭。其初衷本來是要羞辱和擊敗民主，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恰恰扮演了推動民主迭代的反向推手。主要三種推動：其一是徹底啟動民主國家的自我防衛機制，民主開始告別天真，重新武裝起來。其二是促進民主國家大團結，去年美國舉辦世界民主峰會，旨在組建世界民主聯盟，苦於沒有抓手。俄烏戰爭剛好提供了抓手，世界民主聯盟從此做實。其三是世界民主聯盟做實的同時，威權神聖同盟開始崩解，尤其俄羅斯後院的哈薩克一馬當先，不失時機地啟動蔣經國式的民主改革，以此為契機，世界範圍的民主轉型可能重上正軌。最後兩點實際奠定了國際新秩序的基礎，戰後國際政治之激蕩、國際秩序之鼎革已呼之欲出。
受益於種種反向推動，俄烏之戰成為歷史的拐點，尤其是民主與威權長程競爭的拐點，已不難斷言。過去十多年全球性專制回潮，大概率告一段落。民主與專制孰優孰劣？這個古老的問題，至此也有了一份初步的答卷。民主誠然很多缺點，很多問題，但民主再多缺點和問題，都不能自動證明專制的優勢。如前所述，民主的開放性、分散式、多中心等特點，註定了民主在智力上沒有天花板，可以生生不息，有著無限的可能性。民主可以憑藉整個生態的智慧，不斷反覆運算，民主的缺點或問題，都可以通過反覆運算來逐步解決。專制相反，其體制優勢再多，都不能抵消其體制性弱智這一致命制約—— 一個人的智力就是整個國家的天花板，絕對不可逾越。無論這個人原本怎樣英明神武，專斷和封閉都會註定其無知的不歸路，註定其對變動不居的世界沒有理解力，沒有自我進化的可能，最終淪為史前怪獸，不適合現代文明的整個生態。這智力上的天花板太低，跟民主國家沒有任何競爭力可言。
民主跟專制的另一個鮮明對比，是危機應對的高下。專制外強中乾，堅硬其表而脆弱其裡——看起來強大無比，鐵桶般的政治社會控制似乎牢不可破。實際上總是生於承平，而死於憂患，抗風險能力極低。一次對外戰爭失敗，或一次經濟危機，或一次接班人鬥爭，都可能導致總崩潰。甚至如前蘇聯，無任何徵兆就一夜暴斃。民主不然，往往脆弱其表而韌性其裡。民主的脆弱如前所述，往往表現為自廢武功、養癰遺患等種種安樂病，而有民主的全球性衰退。但民主的衰退是有底線的。一旦上升到了總危機的程度，一旦被逼到牆角，退無可退，民主一定會觸底反彈，其自我防衛機制會徹底啟動，整個生態的活力會徹底啟動，民主不僅不會死於憂患，反而會絕地重生，其堅韌世所罕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如此，今天亦然。過去十多年全球性專制回潮一旦隨著俄烏戰爭的終結而終結，世界範圍民主轉型的桅杆，必將從地平線上重新升起，而今天我們其實已經看得見它的桅尖了。
所有這些風雲變幻，於今天的國人是難得的一課。問題在於，我們能從這一課學到什麼？學到多少？對百年大變局的認知，對時與勢的認知，總之對世界潮流的認知，能否有所刷新從而更接近真相？事關國運，每個真正的愛國者都不會稍有輕忽，都不能不深長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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