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唐山
第二年，严复去世，一代思想者承受了清醒的痛苦，也承受了无路可走、被时代抛弃的痛苦，他试图启蒙，结果却遭遇剧变，而剧变之中，行动才是第一位，思想只是争取围观的手段。沧海桑田之后，启蒙既没留下痕迹，也难说发挥了真正作用。
从英国回来后，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20年，李鸿章承认严复工作努力，却不肯重用。严复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被耽搁，未能释放出应有的能量。图为北洋水师学堂在进行操炮训练。
尝自数生平，得天不为不厚，而终至无补于时者，正缘少壮之时太主难进易退主义，不肯努力进取，虽浮名满世，而资力浅薄，终无以为左右时世之资，袖手穷居，坐视沉陆，是可叹也！
这是严复对自己一生的反省。严复是"引介西学第一人"，他的突出贡献在于：
扭转千年延续的循环史观（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导向进步史观；
引入自繇主义（严复认为，英文中的Liberty异于汉语中的自由，故译作自繇，亦译作群己权界，尤精准），从严复到梁启超，再到胡适，凝聚成一条改良式的、温和现代化之路；
将东西方文明对比研究的第一人（"五四"时期最风行的思想方式），并最早提出近代化门槛是"黜伪而崇真"（即赛先生）、"屈私以为公"（即德先生）；
最早主张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
严复自视甚高，家中悬两联，一是"随时纵论古今事，尽日放怀天地间"，另一是"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
然而，除译书外，严复一生处处碰壁，他的好友林纾（即林琴南）曾惋惜地说："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至可哀也。"
作为启蒙者，严复又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人：早年积极主张学习西方，晚年却宣传"读经"；早年崇尚科学，晚年却沉迷于扶乩、通灵术；主张男女平等，却有两妻一妾，在持续不断的家庭纠纷中，痛不欲生；一边主张强身健体、严禁鸦片，一边又染上鸦片瘾，无法自拔；早年留学西方，回国后却迷恋功名，4次科举，均未成功；早年支持变革，晚年却反对白话文；曾翻译过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人的代表作，提倡现代治理，却成"筹安六君子"之一，支持袁世凯复辟……
严复是如何将这么多的矛盾，捏合成一个整体的？难道，他是又一个"青年时的改革者，中年时的实干家，晚年时的保守派"？
在《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中，著名学者黄克武先生试图说明：严复是统一的，老年严复与青年严复主张虽异，却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进两步退一步、欲去还留的踟躇，折射出夹缝时代的逼仄与艰难。
《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作者黄克武，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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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复眼中，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高墙，那是无数代醒来者的噩梦，总有一种力量，让你尊严扫地，让你泣不成声。那是鲁迅笔下永远无法突破的"铁屋"，那是偶尔崩坏、却又迅速重生的桎梏。
何曾贞下起元来，不独怜君且自哀。
未得一邱供啸傲，更无歧路可徘徊。
情知乱世身为患，谁向颓流首重回。
惟有少时腾掷处，梦中突兀见南台。
生于长夜的人如此不幸，他们能看到光，却心知此生注定无法到达。《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精描了严复的困顿与挣扎——醒来必然要付出代价，但醒来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光绪三年（1877年），23岁的严复被官派到英国学习时，日本的中村正直已于9年前（1868年）离开。
▌"日本严复"为何能做成事？
光绪三年（1877年），23岁的严复被官派到英国学习时，日本的中村正直已于9年前（1868年）离开。
面对西潮，德川幕府与清政府的想法近似，均努力引进器物层面的知识，试图"不改变制度，只学习技术"。和严复一样，中村正直也从小接受儒学教育，靠从胜海舟手中借来的《英华字典》，逐字抄录，学习了英语。
岂是功名轻别离，欲研旧学扩新知。
赖有家人知此意，使余万里快心期。
在留洋路上，中村正直写下这首诗，因为他比严复幸运——如果不是12岁时父亲去世，严复不会放弃科举正途，转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不得不踏上留洋的危途。直到鲁迅时，留洋仍不被大众接受，鲁迅所在的路矿学堂有5个留日名额，有学生中选，却在家庭的阻拦下，主动放弃了资格。
中村正直，日本启蒙思想家。生于东京，号敬宇，1866年留学英国，1868年回国后任教授。他翻译的《西国立志编》《自由之理》两书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掀起全面学习西方的风气。
日本无科举制度，读书人无正途，留洋也不会受歧视。中村正直回国后，于1870年翻译出版了《西国立志编》畅销数十万册，到严复毕业时（1879年，按原计划，严复应在英学习三年，但清政府经费不足，两年便毕业了），中村正直又翻译出版了《自由之理》，被赞为："向来的忠孝至上思想一朝被颠覆，瞬间化为木叶微尘。"这标志着日本从引进现代器物，转向引进现代文明。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对比中日近代化之路：在引入铁路、电报、铁甲舰、现代工厂、现代火炮等方面，中日的时间差不明显；在引入报纸、现代法院、现代银行、宪法等方面，则有明显的时间差。
严复也有自己的幸运——他得到了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激赏。
1878年2月2日春节宴会上，郭嵩焘召见了6名留学生，其中就有严复。在日记中，郭嵩焘写道："格林里治（即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位于伦敦的格林威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即严复）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
1个月后，郭嵩焘再召严复讨论时事，在日记中，郭嵩焘称："（严复）于洋务所知者多，由其精力过人、见闻广博，予每叹以为不可及。"严复曾说："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郭嵩焘反思自己，以为好做到了这三点，遂引严复为"生平第一知己"。
郭嵩焘比严复大37岁，但他有非凡的气度与知识勇气。郭嵩焘到西方后，脚踏实地、谦逊谨慎地去研究西方强盛之道。他发现，当时英国不只是器物先进，普通国民对国家、对皇室也有异常高度的忠诚。郭嵩焘百思不得其解，在旁听了英国议会的辩论后，他颇有感慨，认为"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他多次建议严复，应该常去旁听。
中日的先行者几乎同时看到，应从引进现代器物，转向引进现代文明，但结局却大不相同。
严复1905年的签名照，这一年也是改良主义走向失败、革命主义走向成功的分水岭。
郭嵩焘被弹劾后，曾纪泽接手。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曾国藩又与郭嵩焘交厚。曾纪泽不事科举、闭门自学英语，在当时算是难得的、有世界视野的人才。可严复将自己的文章交给曾纪泽后，却遭曾的贬斥。
曾纪泽说："宗光（指严复）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郭嵩焘）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据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
严复早年放弃举业，文言文水准确实不高（后来经过补习，大大提高了文言文水准），但曾纪泽的"玉之于成"实为借口。郭嵩焘认为"出使诸邦，唯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指郭嵩焘自己），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可在曾纪泽笼罩下，严复不得不匆匆结束留学生涯，回校任教。对于曾纪泽，严复的评价是"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喜为轻藐鄙夷之事""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
严复的性格上有缺点，即锋芒过露。他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曾检讨说：
仆当少年，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顾今年老回思，则真无益，岂徒无益，且多乖违。
郭嵩焘深知严复的性格缺点，但总是善意地、从侧面加以规劝，在人品、见识与担当上，郭嵩焘绝非曾纪泽可比。
▌一次次毁前程，都是因为嘴
严复为何锋芒毕露？除了郭嵩焘所说的"由来固已久矣"之外，也有接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原因。
严复早孤，少年起便常年在外，到英国前，曾在军舰上见习5年。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严复因成绩好一直受赞赏，难免有些自傲。可在当时的大环境中，科举才是正途，严复又颇受歧视。圈内热捧与圈外贬低的落差太大，易生戾气。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人的发现"，重视个人价值。在传统社会中，个体成长中会遭到较多打压，以致内心伤痕累累。由传统入现代，特别是与现代文明相参照，难免会放大曾经的伤痕，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
曾纪泽年龄大、官职高，自认是严复的长辈，贬低、恶骂是当然的权力，以为不这样做就不能帮严复"改掉坏毛病"，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可这种"改造"常常夹杂了个人的偏执、嫉妒、误会等，施暴者很少会想：也许自己的看法是错的，对方才是正确的。
不仅曾纪泽如此，严复曾一度想投靠的张之洞也如此。
张之洞坚持"中体西用论"，一度成为主流观念。"中体西用论"一方面满足了皇权的需要，认为帝制是不可动摇的"中体"，是传统道德的基石；另一方面，又公开承认应学习西方，反对保守，契合了时代潮流。
提出"中体西用论"的真正目的，是在"庚子之变"后，既维护慈禧太后的统治，又给洋务派争取权力空间，不过是一种政治投机。可严复却不合时宜地发表了《辟韩》等文，认为这种功利性的嫁接毫无意义。
严复认为，现代文明自有体用，是有机结合的关系，只取其用，不顾其体，其实是又回到了"不改变制度，只学习技术"的老路上，犹如为了让牛跑得快，在牛身上安马腿，看上去强强联合，结果却造就出怪胎。严复认为："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
况且，所谓"中体"并没传说中的那么好，"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揭出了皇权的本质。对于装做对慈禧无限忠诚、心中却有"皇帝梦"的张之洞来说，严复的分析有如剥皮之痛。
严复再一次因自己的嘴，毁了仕途机会。
清末官场最忌跨利益集团漂移。严复出身于左宗棠兴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后受知于郭嵩焘，郭、左均属湘系，可严复出仕后，长期在淮系中，饱受冷落，"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从26岁到46岁，一直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舰队培养了大批人才，是中国现代海军教育之始。图为北洋水师学堂正在学习掌握现代测量一起。
在信中，严复跟弟弟抱怨说："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
工作不愉快，严复也摸鱼，他自认为："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其实，学堂也培养出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创办人张伯苓、翻译家伍光建等。
除了从湘系转入淮系，无人提拔外，使严复自己意志消沉，因婚姻不幸福，他染上鸦片瘾。李鸿章曾劝说："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严复以为李鸿章是知己，其实李鸿章早就"嫌其（指严复）危言激论，不之亲也"。
李鸿章去世时，严复赠联："使平生尽用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有批评的含义。
严复几次想戒烟，都未成功，直到去世前一年半，才在医生的帮助下成功。
淮系重西学，工资较高，受家室拖累，严复不敢辞职，他想通过科举来改变命运。虽明知八股文有三大弊端：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却又不能不投身其中。严复四次科举，均未成功，直到1910年，清政府赐给他一个文科进士的虚名，他才得偿所愿。
中村正直回国后，在大学当教授，著述不断（中村正直于1891年去世），严复则为了功名，白白消耗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天演论为何导向了革命论
1897年12月，严复译《天演论》在《国闻汇编》上发表，掀起巨大反响，远超严复所料。
严复对梁启超多有批评，但梁启超一直保持沉默，后因严复支持袁世凯复辟，梁启超与严复不再联系。
梁启超曾说："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指严复）；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
曹聚仁曾回忆："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鲁迅也在《琐记》中写道："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胡适读了《天演论》后，甚至给自己改名。本书作者黄克武先生钩沉出，胡适所读是缩减版本。严复担心自己的古文功底不够，将草稿给吴汝纶修改，吴汝纶曾在曾国藩、李鸿章幕中，是桐城派晚期的代表，严复曾向他学习古文。吴汝纶一边看原稿，一边摘录。吴汝纶去世后，家人将摘录版发表，因言简意赅，一度用作中学教科书。摘录版进一步强化了译稿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意味。
在宋明理学中，宇宙秩序是社会秩序的背书，二者同归于善。《天演论》则指出宇宙秩序的根本是竞争，奉行丛林法则，恶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从而造成宇宙秩序与人类社会秩序的撕裂。
在原著中，赫胥黎反对丛林法则，反对将优生学用于人类，但严复翻译忽略了原著中的博物学内容，将赫胥黎"用伦理限制天演"，转化为"改造伦理，以适应天演"，从而与"救亡"的时代主题相契合。梁启超的"新民说"、邹容的"革命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等，都源于《天演论》。
在《革命军》中，邹容写道：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这些基于《天演论》而形成的观念，严复本人并不赞同，但他的翻译实现了对传统的祛魅，这种祛魅并非基于科学实证，而是通过东西方对比而完成的，这种无实证的演绎逻辑留下广阔的误会空间，养成了后人"思想颠覆"的习惯。
本书认为，严复是近代最早通过东西方文明对比的方式，完成论证的学者。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娱；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今天我们已知，这种表面性的对比常常建立在对双方观察都不深入的基础上。在历史上，西方人也曾强调孝道、亲亲，也曾多忌讳、追淳朴，只是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才与东方人出现了不同——这些不同并非本质，而是发展的产物。
可问题在于，严复不具备深入把握现象的能力，一是缺乏思想工具，二是没有足够的材料。
从思想工具看，严复没接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只能从粗浅经验看问题。
因屡次参加科举，使严复钟情文言文，文言文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文体，缺乏精确性，很难用来科学写作。文言文以用生僻字为美，以凸显"文必秦汉"的古奥感，但给阅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时便有人批评严复"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
严译中有许多怪词，如神经称为涅伏，解剖学称验之科，语言学称字学，社会学称群学，经济学称计学，单位称么匿，总和称拓都……这些词更贴切、有内涵，但太小众，在与日译词竞争中，基本都败下阵来。鲁迅先生曾说："从前严几道（严复）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罢——找着了"么匿"两个字来译Unit，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
鲁迅曾对曹聚仁说，自己的世界观是严氏"开拓出来的"，鲁迅早期也用涅伏称神经，后来则多用日语词，比如不称"天演"，而称"进化"。其实，"进化"是误译。
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自己用词也不太严谨，有时会混用。在文言文影响下，"相似即相等"会潜入人的意识底层，作者、读者、译者往往只能做到"感觉上的认知"，做不到"精准理解"，结果就是思想大于逻辑、感觉胜于分析。读者接受了结论和方法，却没接受整体，搞不懂它在整体中的地位。
至于足够的材料，严复回国后就一直混迹于官场，阅读外文资料虽多，却对国外学术发展无感性认识。
鱼是无法讨论水的，人也很难与环境剥离，从而形成认知障碍。不重实证，只看逻辑推理，所以严复的"简单对比法"发展到陈独秀时，就成了简单粗暴的"西方以个人为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东方则以家族为本位、尊长卑幼同罪异罚"，推涨了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野蛮思维。
严复很早便意识的精神祛魅可能带来的的风险。
▌严复只愿改良，不愿革命
严复很早便意识的精神祛魅可能带来的的风险。
袁世凯当政期间，严复负责《居仁日览》的翻译工作，那是专门给袁世凯搜集并翻译的外媒文章，通过大量阅读西方报纸，严复意识到"一战"给欧洲带来的巨大伤害，开始反思精神祛魅后，人类如何避免走向丛林社会，远比梁启超等人更早。
严复与袁世凯相识于小站练兵时，严复曾和袁世凯开玩笑说，你将来一定当皇帝，袁世凯也开玩笑说，如果我当皇帝，第一个就杀你的头。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曾说："此公（指袁世凯）外沽有为之名，内怀顽固之实。死权躁进，茫不自知，不出三年必败。"
袁世凯称帝时，杨度拉严复劝进，表示不对外发表，只是内部支持。严复难却旧情，便签字同意，没想到第二天报章便称"筹安会"成立，严复列名其中，成了"被支持复辟"者。严复向往君主立宪，对袁世凯确有幻想，但不愿公开支持。
在杨度的忽悠下，严复成了"筹安六君子"之一，从此无法摆脱保守派的污名。
严复后半生常遭此类误会，他曾说："生平浪得虚名，名者造物所忌，晚节末路，固应如此。不过人之为此，或得金钱，或取好官，复则两者毫无所有，以此蒙祸，殊可笑耳。"
在北大当校长时，严复曾主张学生读经，其中便包含了对"精神祛魅后，如何解决内心空虚"的思考，读经并不代表反对西学。严复曾说："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
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严复从没背离这一想法，他认为小学、中学应减少记诵的内容，"此后便当课以西学，且一切用洋文授课。课中洋文功课居十之七，中文功课居十之三"。
读经只是西学的补充。严复沉浸于文言文的美感，同时认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曾经的精神家园，可以填补现代人的精神空虚。严复没意识到，他又走进了曾纪泽的误区中，以为可以左右别人精神，这与他信奉的"自繇主义"相冲突。
本书对这种冲突做出了相当精妙的解读。
首先，严复一直保守。
1905年，他对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不客气地回应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905年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转折点，革命论彻底压倒了改良论。
严复晚年思想并未"转向保守"，而是他一直保守。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极为沮丧，认为当时国民的文化程度还不足以支持君主立宪，其他更是空谈。严复倾向君主立宪，与他留学英国的亲身经历相关，此外，他的启蒙资源多来自苏格兰传统，而非法国。对于革命党赞美的卢梭，严复颇有批评。
严复认为："父母斯民自任，然而耕则为定播获之时，商则为制庸赢之率，工则与之以规矩，士则教其所率由。其于民也，若襁负而绳牵之，毫末无所用其发已之志虑。"
其次，严复也受惑于积极自由。
严复反对卢梭，强调个人权利，但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严复也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权利，给予个人权利，目的是维护集体利益。这就又回到卢梭的积极自由上，而非苏格兰启蒙所坚持的消极自由。
最早将两种自由分开讨论的学者是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他认为，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以赛亚·伯林认为，前者往往造成困境。
正如曾纪泽，他给严复制造困境，目的也许是善良的，希望提高严复的能力。他认为，现在重用严复，严复能力不匹配，反而有害。可问题是，他怎么判断严复能力是否匹配呢？只能依靠个人经验，而这种以己度人的方式，即使铸成大错，也不自知。况且，如果没有强制因素，就不会产生效果，可强制之后，曾纪泽反而伤害了严复，并没达成他想起到的效果。
严复与第二任夫人朱明丽，摄于1917年。朱明丽读罢《天演论》，曾宣言非严莫嫁。严复闻后乃娶之于沪上。一时传为美谈。但婚后二人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给严复带来许多烦恼。
集体权益当然更重要，但边界在哪里，如何操作，如何实施，如何效率最大化……都需要具体的方式，不能坐而论道。严复根据个人经验，认为读经、扶乩、鼓吹国学就能培植人们对集体权益的认识，未免幼稚。
严复惧怕革命，希望加快改良的速度，可革命与改良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非个人否定就能阻挡，即使发出"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危言，又有何异？
事实上，天演论不是科学，是未经实证的演绎逻辑（至少到目前为止，无法证伪），沿着这个逻辑，会产生一个吊诡的结果：人根本不需要主动作为，反正天然就会演进，坐等结果即可。
▌究竟是会通，还是圆谎？
事实上，天演论不是科学，是未经实证的演绎逻辑（至少到目前为止，无法证伪），沿着这个逻辑，会产生一个吊诡的结果：人根本不需要主动作为，反正天然就会演进，坐等结果即可。
在白话文运动中，严复袖手旁观，并嘲笑林琴南参与论战。严复认为，文言文不死，必然会在天演中取胜，争论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五四运动"，严复的评价也不高，他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
严复一生都在论战，曾力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以及清代中期便兴起的"西学中源说"。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指出："严复对各方来说事实上都是外人，对于极端保守分子来说，严复当然是该诅咒的人；对于谨慎的改革者，如仍极注重'保教'的张之洞来说，严复对保教公开表示冷漠是极其令人恼怒的。"但在革命的冲击下，严复的改良思想落了下风。
严复反对"五四运动"，甚至称："（蔡元培）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济，且有害也。"图为蔡元培、李石曾等合影。
本书谈到了严复主张的"会通中西"，但未作深入分析。从结果看，这种会通其实是"误解+主观意愿"的集合。比如严复提出："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即法度）。"认为絜矩之道即自由，固然扣住了"群己权界"的内核，但只有空洞的两个字，历代解释均有很大弹性，并没勾勒出絜矩之道的发展史，说明它原本就在边缘地带，是一个常被误读、很难实践的所在。它既可被视为本土资源，也可被视为负面遗产，取决于后人如何阐释。这种会通，迹近圆谎。至于把道家思想和古典自由主义相会通，更显牵强。
作者认为，在近现代中，革命与改良犹如钟摆，摆到革命一端时，改良被完全否定，而摆到改良一端时，革命又被完全否定。这种两极式议论，导致人们对严复的看法忽高忽低。
1920年，严复回到家乡侯官，说："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1908年严复（56岁）与甥女何韧兰（27岁）合影。
第二年，严复去世，一代思想者承受了清醒的痛苦，也承受了无路可走、被时代抛弃的痛苦，他试图启蒙，结果却遭遇剧变，而剧变之中，行动才是第一位，思想只是争取围观的手段。沧海桑田之后，启蒙既没留下痕迹，也难说发挥了真正作用。
每个启蒙者都会面对一个无法启蒙的时代。走得太快、想得太远的人是痛苦的，但总有一天，人们会重新理解严复，发现他的思想前后统一，他有他的局限，但也有他的坚持。而这份坚持将与日月同辉。
参考资料
《西学启蒙：由中村敬宇和严复的翻译事业观及会通东西的实践》，作者：陈玮芬，《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5卷第1期，2008年6月出版，第61页—111页。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作者：（日）实藤惠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从崇尚自由到回归传统——晚年严复的思想转向及其原因》，作者：孙晓春、郭御龙，《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09页—第117页。
《"群"观念与严复的现代国家想象》，作者：吴攀，《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137页—第144页。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作者：（美）史华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
《盗火者-严复传》作者：马勇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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