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这十一个译词中，笔者看好"正份（或正分）"与"正权（或权正）"。比较二者，"正份"或许与right的词义更贴合。而"正权"在被社会接受上，或许会沾到"权"字的便宜，毕竟"权利"一词行使了160年。
辨析前贤的思考会增长我们的智慧。提出新的译词的冲动就是因为"权利"太糟糕了。能不能替代的第一条件是，有无好的候选。没有则一切免谈。而一个好的替代能否被社会接受，是超复杂的事情，我们大可只求耕耘不问收获。
Right是法律领域中的核心词汇。不幸的是近160年来，right的译词"权利"，差强人意，却一直当道。"权利"不具备right一词中最重要的含义"正当"。而"利"的含义又是right所不具备。除了双向的不匹配，"权利"的发音与"权力"完全相同，在口语表述中，为了不让听众混淆，常常要特别说明此处是"立刀"还是"力量"的"li"。在书面语言中也有麻烦。缩写是文字追求简洁的惯常策略，但因两"权"撞车，这里行不通。如果写到"我有权这么做"，读者不知道你有"权利"，还是"权力"。
其实从这个译词产生起就饱受批评，企图取代者不绝如缕。本文意在点评right的诸多译词的得失，并提出笔者属意的候选。
本，本分，理
1838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新加坡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收入《独立宣言》，其中的right译为"本，本分"。以后这本书修订后于1861年在上海出版，其中的right改译为"理"。"本分"和"理"的译法都靠谱。
道理
1839年，查办鸦片贸易的林则徐委托英国传教士伯驾翻译滑达尔所著《各国律例》。林则徐对其译文不满意，委托中国的译员、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袁德辉再译。伯驾在翻译《海国图志》时，找不到与right对应的中文词汇，以改写方式行文，比如"维护自身的权利"被翻译成"欲自保其身，自护其地"。袁德辉在翻译right时大多使用"道理"一词。
面对下面的英文：As then every nation has a right to chose she will or will not trade with another.伯驾的译文是："如外国带鸦片往省，流毒射利，该本国不准他进口，亦不能告诉一说之事，此是理也"。袁德辉的译文是："各国有禁止外货物，不准进口的道理。"
伯驾用了"理"，袁德辉用了"道理"，伯驾是改写，而袁氏是以"道理"对应right。但袁德辉还抓不住这个关键词的特征，只好以泛概专。物理、数理、地理、病理、法理，其中皆有道理，right是哪一种道理？如此泛泛应对，自然不会被后来的翻译家继承。但他还是看到了right与power的相异，传统的power常常不是因道理而上位，且在位时也常常不讲道理，故以"道理"对应"权力"，也算勉为其难。
权与权利
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领衔翻译的《万国公法》出版。后世公认在这部译作中，第一次出现right的译词"权利"。这么说没错，但是今人茫然无知的是，"权利"远不是丁韪良的首选译词。
杨焯女士的《丁译<万国公法>研究》扎实地比照了原作和译作，在《清末西方法学概念的传播与衍指概念的形成》一文中指出：原作中的right，译作"权"多达70次，译作"权利"才区区4次。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埋没在译作十万言中的如此稀少的"权利"，何以让后人将丁韪良的名字与"right—权利"，而非"right—权"联系在一起。这或许是因为丁韪良翻译《公法便览》（1877年出版）时译词的重大改变。
杨焯女士正在着手这个译本的研究。她说，《公法便览》中丁氏基本上将right译为"权利"，译本中"权利"出现174次；priviledge大多改译为"权"或"威",只有6处译为"权利"，如"公使、商船、土著"之"权利"。费解的是，丁氏在《公法便览》的凡例中说："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有时增一'利 '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他不提本书中译词的改变，却似乎在为当初《万国公法》的翻译辩护。而他为译词"权"的辩解是无力的。"权"的词源是"秤砣，权衡"，这或许是丁韪良团队选择它的原因。但当"权"很早就衍化成社会博弈中的词汇后，指的是统治者的"权力"。
丁氏强调他的"权"覆盖"有司与凡人"是一厢情愿，中国读者当然按照"权"在中国的含义去理解。中国助手们或许茫然西方的概念，丁氏绝对明白power与right的分野，二者是绝不可以翻译成同一字眼的，可是偏偏发生了。即使看到power与right 在法理中的姊妹关系，愿意在right的译词中连带"权"字，也一定要缀上一个字，以区别"权力"。选择很多，比如"理""民""正"。
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时有何孟师等四位同文馆的学生作助手。没有他们，丁韪良不知道在晚清几近绝迹的"权利"一词是大概率的事情，他们偏偏为"权"后缀了与right没有一丝关系的"利"。在《万国公法》中频次不高的"权利"还同时成为priviledge的译词。十余年后，丁韪良摆脱了此前翻译中的双重混淆，"权利"成为right的专一译词。
权理
1865年丁译《万国公法》在日本印制，成为日人研讨法律的最初资源。很可能是这部书在日本开启了right的讨论及其译词的选择。日本平凡社1988年版《世界大百科事典》"权利"词条说：right初时译为"权理"，并说该译法较"权利"为优。津田真道在1866年把right译为权利。福泽谕吉反对这种译法。加藤弘之1870年出版的《真政大意》将right译作"权理"，得到好评。明治6年（1873）5月15日太政官布告第162号使用"权理"作为官方表达。1868年西周翻译的《万国公法》出版，其中的right译作"权"，这是因袭丁氏的翻译。后发觉译词"权"混淆了power和right，在《生性发蕴》（1873）和《致知启蒙》（1874）两部译作中，彻底改用"权利"翻译right。其转变的时间居然早于丁韪良翻译《公法便览》。1894年德国人耶林的影响巨大的《权利竞争论》（1872）经宇都宫五郎翻译在日本出版。
自此"权利"一词风靡日本。就是说，日本人曾经在right 译词上面临着三种选择：权，权利，权理。"权理"最好，因为"理"中包含right中"正当"的意思。并且"权理"也好过"道理"，因为它将宽泛的"道理"限定在"法理"的范畴中。"权"最坏，因为它混淆了right 与power。最终日本人选择了"权利"。当然，日语中"权利"与"权力"不同音，这导致"权利"在日本的使用没有在中国语境下这么糟糕。传教士的译作是东亚引入西学的第一波。更好的翻译必由本土译者完成，因为译文定格在母语。
而在第二波中，中日差距巨大。中国这边只有严复等几个人，日本那边是一个庞大的翻译群体完成了惊世的浩大工作，他们常常就一个译名研讨很久。笔者相信，日本学术界日后对当时的抉择一定有过深入的研讨。这也是今天中国人反省right的译法时应该了解的。如果当时日本选择了"权理"，并影响到中国，应该是我们的福音。
right概念最初引进时期，在中国没有，在日本却引发了社会运动。1875年小室信夫等人请愿要求成立国会，他们主张普通百姓也有"权利"。这些社会运动给留日中国学生深刻印象。20世纪初叶大批西学概念经过日本进入中国。"权利"亦在其中。日本留学生的《译书汇编》第一期（1900年12月）上刊登了《权利竞争论》，应该是从日译本转译。梁启超的文章以《权利的思想》（1902）命名，文中大段引用耶林。
如果没有"权利"从日本强势返销，中国人面临着丁韪良先后使用的两个译词：权与权利。"权"一定会被淘汰。而丁韪良后来确定的"权利"，也未必会被后来的中国人继承。本土学者有可能找到更好的译词，从严复的批评就可以看出。
可惜，从日本返销的"权利"比本土学者的努力早了一步。
直
1902年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批评"权利"译词。如果我们搞明白严复对这个译词的批评是针对谁，亦可帮助解答一个争论：丁韪良和日本人哪方面在这个译词上对严复时代的中国影响更大。
严复在信中说：right的译词"权利"是"以霸译王"，他几年来在苦思译词。先考虑"职"，后担心与duty混淆。以后看到了高邮对《诗经》"爰得我所，爰得我直"的解释:直与职通，直可解释为所（两句译作白话文均为：才得到我的所在）。他惊喜"直"与right三处相通：一物象之正，二道理上的正当，三"职、所"与"应享之处"的对应。故云："以直字翻right尤为铁案，不可动也"。
以上论证极其雄辩，说明本土最优秀的译者已经高于传教士和日本人。
但是动摇的恰恰是他自己。在他翻译《天演论》（1895年动笔）时，对应right处，有时译"直"，有时译"权利"。以后的几部译作统统如此。虽然他还造了两个新词："天直"和"民直"，以避免"直"字的费解，却没有改变有时也使用"权利"。
笔者的分析是，当严复陷入考据时，他看到了与right贴合的汉字非"直"莫属。而当他回到现实生活，他明白诗经的时代太遥远了，其语言已经不是晚清人所易理解，他只好顺应世风。因《天演论》而更改姓名的胡适评价其人：严复的英文和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严复败在了中土白话文大潮将起之时代，败在了早他一步的日本译词与白话文顺利接轨。
义权
1933年胡适撰文《民权的保障》，文中说：
笔者以为，"义权"好过"权利"，但依然不妥当。主要问题是"义"的道德色彩过重，尽管它也包含道理的意思。孟子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两处的"义"都显然是道德，而不是right。right不是道德。如果占有这笔财产是你的right，那么你用之做高尚还是低下的事情都不影响你的right。"义权"会让人联想到高尚的追求，而不是底线的保障。
胡适大概是意识到"权利"的译法已经无法扭转。他只是说了上面那番话，文章中无数次使用"权利"一词。
利权
1992年，夏勇在其《人权概念起源》一书中说：
笔者以为，"利权"只在一点上好过"权利"，就是避免了二者发音上的混淆。在意思上二者极为相近，在字典中笔者未见"权"有"正义"的意思。"利权"一词在19世纪末叶清朝皇帝的上谕和大臣的奏折都多次出现。金观涛、刘青峰讨论权利的文章中引用朝廷中"利权"的使用12次之多，意思均为"经济利益和财政大权"。right的覆盖远比"经济财政"宽阔。信仰和言论的right，殊难归到"利权"的含义中。
权分（份）
2006年吴思在《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译名选择与传统断续》中提出"权分"或"权份"的译法。吴思在文章中说：
1877年译完《公法便览》，丁韪良在凡例中写道："'权'字……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他既然想到了"分"字，又给出了如此精当的解释，为何不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
阅读right汉译历史中笔者发现与"分"擦肩而过的不只丁韪良。吴思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古今汉语中"分"字与right的吻合，以及"分"比"权"的优势——接历史，接地气，且给出了right之下的自主空间的感觉。吴文在这些方面极其雄辩。
但笔者以为，在寻找汉译字眼时，"分"可以替代"权"，也只是替代了"权"，二者放到一起也无补一个缺憾，即彼此都不具备right中的"正当"的含义。而"分"这个古老词汇有其沉重的历史负担。"君臣之分"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乃至中药中不同成分的主次关系都要借用"君臣之分"。而"君臣之分"中只有界限，没有人的基本right。"分"字无法摆脱这种认命的、放弃平权追求的意识。吴文清醒地意识到"权分"的局限。他说："权分在国人心中唤起的感觉，与right在欧美人心中唤起的感觉一样吗？'权分'真和right全等吗？恐怕仍不相等。……不解决有名无实的问题，仅靠语言技巧肯定是不够的。"
天权
这个译名是我在2021年6月10日发表的一篇小文《挑战"权利"的译法》（载于《南方周末》）中提出的。文中说：
文章发表后很快收到吴思的来信，发来了本文刚刚讨论过的《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读后我知道了自己的草率，他的文章要厚重得多。长考后我放弃了"天权"的译法。因为意识到right中没有"天"的意思。"正当"要比"天"宽阔。"天赋"只是"正当性"来源之一。
正分
读过吴思的文章，否定了"天权"后，我和吴思辨析他的"权分"。我说：叫"正份"好；这是个新词，但它的反义词"非分"无人不知，"非分"可以帮助人们联想、熟悉和接受"正份"。
吴思通话中接受我的主张，并希望我把这些写下来。这迫使我进一步阅读和思考，遂有本文。
正权与权正
我在《挑战"权利"的译法》中说：
这番长考后我改变了认识。我认为"正权"是很好的选项。与"政权"同音的问题，远没有"权利"与"权力"同音的后果那样严重。因为后者在大多数的口语场合真的无法区分。而前者不同。前者在多数语境中是可以区分的。比如"这是你的zheng权""枪杆子里面出zheng权"。人们听得懂前者指"正权"，后者指"政权"。再者，"权利"与"权力"在出现频次上都很高，而"政权"出现的频次低得多。故几乎不会有麻烦，至少要比"权利与权力"好得多。
在意思上，这个词汇的搭配极好："正"意指正当，"权"意指在正当范围中的自主性。如果不满与"政权"同音，这里还有一个"正权"的变种，就是"权正"。它也是汉语中的一个词汇，只是少见。其意思是：权变与常道。《北史·魏纪一论》："帝孝心叡略，权正兼运，纂业固基，内和外抚。"历史文献中笔者只搜寻到这一次使用。很可能其词义的解释就是根据《北史》中的这句话。而"权变与正道"相似于"正当性与自主性"，这正是right在法理上的核心含义。"权正"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语词上与"权力"构成鲜明的"正与力"的对位。
在以上十一个译词中，笔者看好"正份（或正分）"与"正权（或权正）"。比较二者，"正份"或许与right的词义更贴合。而"正权"在被社会接受上，或许会沾到"权"字的便宜，毕竟"权利"一词行使了160年。
辨析前贤的思考会增长我们的智慧。提出新的译词的冲动就是因为"权利"太糟糕了。能不能替代的第一条件是，有无好的候选。没有则一切免谈。而一个好的替代能否被社会接受，是超复杂的事情，我们大可只求耕耘不问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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