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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1日星期四

李怡《失敗者回憶錄》:真有「九二共識」嗎?

(失敗者回憶錄0422)

近十多年來,台灣政黨輪替,在兩岸關係上一直爭論「九二共識」問題。中共不停要台灣堅守「九二共識」,台灣政界對「九二共識」有的說有,有的說沒有。說有的人講「九二共識」的內容大都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即台灣的表述是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大陸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中共就只說「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從來不講。

1996年8月,《九十年代》發表了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三次談話紀要,跨度自1990年12月至1992年1月,全文五萬字。那時沈擔任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他也證實了這個談話的真實性。

在談話記錄中,沈君山就江澤民一再強調「一個中國」的「統一」,向江詳細解釋台灣的政治現實和民主化後的形勢:台灣民眾極少關切「統一」,他們關心的是安全和經濟繁榮,而政府施政必須顧民意。要統一,首先兩岸要建立平等而穩定的關係。不講地位平等,不讓台灣有國際空間,沒有和平保障,台灣是不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
沈君山雖表示自己不是台灣的官方代表,但他表示會把談話寫成報告交給李登輝總統。因此,他實際上是當時高層的溝通渠道。最後一次談話在1992年,沈江二人都沒有提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八十年代末,台灣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旅遊後,因應民間往來所衍生的事務性問題,1991年在台灣成立了由政府指定的民間機構執行公權力,叫「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同年,中國大陸也成立了一個相應機構「海峽兩岸交流協會」,簡稱海協會。名義上雖說民間機構,實際上負責人都能夠直達兩岸最高領導人,而負責人也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海基會由辜振甫任董事長,海協會由汪道涵任會長。1992年,時在兩會成立之初,都只是秘書長級的接觸,而所談的基本上也只是兩岸文書查證、走私、犯罪等事務性問題。1993年4月辜振甫與汪道涵在新加坡才有第一次辜汪會談。這次會談簽署了兩岸事務性和兩會聯繫的協議,但也象徵兩岸關係解凍,引起國際社會矚目。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若有「共識」,那麼最早也應該是在1993年辜汪會談的時候。

1994年,我給辜振甫先生作了一次專訪。他談到辜汪會上與汪道涵坐下來喝茶的「政策性對話」。他對汪說,「台灣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是一個歷史事實。希望大陸方面不要不承認這個事實。若承認這事實,就會了解到台灣有自己發展出來的體制,有自己的道路,這樣中共就不會說『我是中央,你是地方』。」

談到一個中國的認知時,辜振甫強調對一個中國的內涵,彼此可以各說各的,不形成文字。在各說各的一個中國之下,先著手談兩岸之間的溝通管道。

所謂「彼此可以各說各的」,也就是「各自表述」。如果辜振甫與汪道涵的這個談話是「共識」的話,那麼應稱之為「九三共識」。因為九二年並沒有這個層級的會談,而九三年訂明這個共識「不形成文字」,即不成文的共識。只能說是辜汪二人的共識。

但1993年國共都確實在兩岸政策上有所調整。中共在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不再提武力統一,而是說海峽「雙方應該為促進結束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台灣方面也不再要求中共對台放棄武力,不再講「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很明顯,至少「不接觸」已經不復存在。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1992年海基、海協兩會在香港的秘書長會議中,台灣方面曾經提過「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大陸方面沒有回應。後來大陸以電文回覆稱,對台方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可以接受,但沒有提及「各自表述」。

中共在九十年代對台政策從強硬變得較柔軟,主要原因是中國發展經濟,需要與美國及西方國家搞好關係,需要台商對大陸投資,更因面對香港主權轉移須建立港人與國際的信心。不過,在江澤民同沈君山的談話中,他一直堅持「一國兩制」,對聯邦、邦聯的建議都不接受,說統一「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中央」。

那時候中國對台政策較溫和的另一原因,就是還沒有向台灣動武的國力。即使是胡耀邦,在1985年接受記者陸鏗訪問時,被問到會不會對台動武,他快人快語地說,「國際上誰都知道我們暫時沒有力量,這個暫時可能是四、五年,也可能是七、八年。我們把經濟搞上去了,力量自然就有了。軍事力量是要經濟力量作基礎的。經濟上強大了,國防現代化就有辦法了……對台灣,就要帶點強制性了。」

因此,中國對台要戰要和,不取決於台灣是否接受似有似無的「九二共識」,而是取決於中國內部的政治需要,和對國際形勢的判斷。(136)


圖,曾經遊走兩岸高層當溝通渠道的沈君山。

——作者脸书

1 条评论:

  1. 中共從來不會分享權力,力量弱小時,表現柔軟些,隨著力量增大,態度隨之強硬,各自表述是台灣政府的一廂情願和幻想,只有加強自身力量,才能遏止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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