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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5日星期五

蘇暁康:恐懼的異化——給李進進送行

【按:昨天李進進同仁追思會在紐約舉行,我受邀發言,上網一看,參與者踴躍,發言者亦排隊等候,我從下午一點等到三點,也沒輪上,而我三點另有安排就下線了。今天將發言發在這裡,也是給進進送行。

李進進出身北大,在中國是身跨學運、工運兩界的罕見政治活動家,流亡來美接受西方法律的完整訓練後,在紐約從事移民和政治庇護律師業務,卻不幸遭到一個偽裝「政庇」的殺手刺殺身亡,其間撲簌迷離,但是已經顯示美國移民和政庇這兩個領域的高度張力和不確定性,也令我有興趣稍微梳理一下其脈絡。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據說有兩個世界性的後果:一是引發了共產黨政權坍塌的「蘇東波」骨牌效應;另一個則是,中國人大舉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難,我自己也捲進這個浪潮,迄今已流亡了三十年。這個浪潮至今似未止息,據說這股中國流亡潮,從前期「知識含金量」高得驚人,越來越趨向「吃瓜大眾」,顯示中共這個政權不僅始終維持高壓,也絲毫不在乎它治下的人民逃離家園。
六四屠殺後,邓小平不紧不慢地撂出一句话:如果共产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将会有一亿以上中国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亚,一千万到泰国,五十万到香港。这是香港《文汇报》援引邓的原话。不知道为什么偏要给印尼分配一个亿,而对香港似乎很留情,但五十万已经足够让这弹丸之地从天堂跌进地狱了。
還有一件事情是老布什做的,被稱為老谋深算,即送「六四绿卡」给中国留美学生,将中国近二十年来被训练成功的极少数人才大多留在美国——邓小平恢复高考,十二亿人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充其量不过一千万,百分之一;这中间的百分之一即十万人,由西方正规训练出来的,其中十分之一即一万人,乃是中国精英里的精英,全数留在美国,这笔买卖邓小平是赔得精光,中国资源匮乏、人口膨胀,算下来只有人才是唯一剩下的资源,还让人才最丰富的美国掘走了。
「逃離沉船」
  實際上,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從中共統治下逃逸到西方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歷來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後,就有上百萬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尋求英國人的庇護,是標準的政治難民,這些人後來成為香港社會的中堅,也有不少人偷渡時就被邊防軍警射殺。音樂家馬思聰的出逃,並在美國尋得庇護,也在這期間。五九年西藏事件爆發,達賴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尋得庇護,則是舉世震驚的大事件。
  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後,美國移民局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護案件,無論申請人數還是批准人數,中國都名列第一,而且從一九九九年起呈現顯著上升趨勢,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即江澤民政權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這期間也有少量異議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等走上庇護道路。
  不過,中國人在美國申請庇護的政治原因明顯擴大,如計劃生育政策、因強迫拆遷、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請者,不少人也獲得了批准,甚至攜款外逃的中共各層貪官,也以回國將被「迫害」(清查)而申請政治庇護。經由偷渡管道來海外的打工者,偽造被迫害材料申請政治庇護,一時成風。
  記得三十年前我寫《河殤》時,曾經受到社會上一種恐懼心理氛圍的刺激,我稱之為「逃離沉船」的集體潛意識——躁動的一九八八年是個「龍年」,人們搶購商店裏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平安逃離」),那大概就是中國逃亡潮和避難潮之濫觴,由後來的六四屠殺和法輪功迫害兩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對國際社會殃及魚池,產生諸多中西理念衝突,涉及文化、社會、政治各領域,政治庇護也是其一。
  無疑,中國是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六十年裡「大饑荒」和文革兩次災難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計就有三、四千萬之巨,說它是「人間地獄」毫不過分。所以,中國人投奔怒海、背井離鄉,以「恐懼」為理由「桴海避秦」於西方,是再自然不過的一種人性選擇。
但是別忘了,中國有十二億人,這麼一個人口大國興起出國潮、流亡潮、避難潮,對於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歐美)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但這還在其次,中國人往西方的逃亡,攪亂了他們那裡的「庇護法理」,則是更要害的。
中國沒有「庇護所」概念
   Asylum 這個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護、避難所、精神病院,後來才轉化出「政治避難」的意思。十八世紀的歐洲,一向指「瘋癲」為獸性、殘酷,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出現「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並作研究和治療,最初稱為「瘋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倫敦南郊的貝休恩(中國也譯作「白求恩」)皇家醫院。所以,「瘋癲庇護」擴展為「政治庇護」,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義——沒有一個正常人願意假裝瘋子被送進「瘋人院」。
  庇護原理由「瘋癲」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無疑是人道主義在西方的一種提升,但是,對於既無「庇護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現代中國人來說,這一切都變成一個有利可圖的機會了,這或許也可算作文革之後中國人的「改革開放」思路之一。
但是,以「恐懼」為理由的圖謀,就把問題變得很複雜:即使你提供的證據是假的,誰又能判斷你的「恐懼」的真假呢?況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維持的一個專制國度裡,誰又是不「恐懼」的呢?於是,「庇護」又從政治領域退回到「精神」領域、甚至道德領域——最後只剩下一個誠實的問題,而這是整個西方系統對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失去判斷的地方。相比之下,來自美國後院拉丁美洲的更為龐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卻鮮少有人使用這種手段,雖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懼一點也不遜色於中國。
  獲得「庇護」乃是「佔便宜」,同樣也只有在「無庇護」文化中,才成為一種爭議、攻訐,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謂「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間,有近十萬之眾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學者,以「恐懼」的名義向美國政府遊說成功而獲得長期合法居留,並衍生出一場爭辯,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別借用了魯迅著名的「人血饅頭」的象徵符號,把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種病態的中文語境裏去,折騰得面目全非。但是,這場爭論也揭露了「六四綠卡」個案對西方「庇護法理」的褻瀆,是荒誕的、雙向的:在「庇護」層面上,許多人是由中國政府支付其留學費用、並繼續領取國內工資;在「恐懼」層面上,他們後來又踏上「海歸之路」,回流到據說「迫害」他們的國家去做貢獻。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忽然接到美國移民局邀請,要我去夏威夷參加一個關於偷渡和移民的討論會,我坐在Wakiki的一个旅馆里听那些移民專家用英语讲中国人偷渡西方的故事,听得心情很悲凉。我发言說你們的移民政策,有一項可能是個災難,即允許中國「一胎化」受害者在此「政庇」,我說在中国没有人不是「一胎化」的受害者,你美国都能收容吗?似乎他们不接受,他们说美国的国策是禁止堕胎的,这是不能改的。在太平洋中央的一个岛上讲中国的种种不堪和无解,好象都是无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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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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