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李進進同仁追思會在紐約舉行，我受邀發言，上網一看，參與者踴躍，發言者亦排隊等候，我從下午一點等到三點，也沒輪上，而我三點另有安排就下線了。今天將發言發在這裡，也是給進進送行。】
李進進出身北大，在中國是身跨學運、工運兩界的罕見政治活動家，流亡來美接受西方法律的完整訓練後，在紐約從事移民和政治庇護律師業務，卻不幸遭到一個偽裝「政庇」的殺手刺殺身亡，其間撲簌迷離，但是已經顯示美國移民和政庇這兩個領域的高度張力和不確定性，也令我有興趣稍微梳理一下其脈絡。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據說有兩個世界性的後果：一是引發了共產黨政權坍塌的「蘇東波」骨牌效應；另一個則是，中國人大舉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難，我自己也捲進這個浪潮，迄今已流亡了三十年。這個浪潮至今似未止息，據說這股中國流亡潮，從前期「知識含金量」高得驚人，越來越趨向「吃瓜大眾」，顯示中共這個政權不僅始終維持高壓，也絲毫不在乎它治下的人民逃離家園。
六四屠殺後，邓小平不紧不慢地撂出一句话：如果共产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将会有一亿以上中国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亚，一千万到泰国，五十万到香港。这是香港《文汇报》援引邓的原话。不知道为什么偏要给印尼分配一个亿，而对香港似乎很留情，但五十万已经足够让这弹丸之地从天堂跌进地狱了。
還有一件事情是老布什做的，被稱為老谋深算，即送「六四绿卡」给中国留美学生，将中国近二十年来被训练成功的极少数人才大多留在美国——邓小平恢复高考，十二亿人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充其量不过一千万，百分之一；这中间的百分之一即十万人，由西方正规训练出来的，其中十分之一即一万人，乃是中国精英里的精英，全数留在美国，这笔买卖邓小平是赔得精光，中国资源匮乏、人口膨胀，算下来只有人才是唯一剩下的资源，还让人才最丰富的美国掘走了。
「逃離沉船」
實際上，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從中共統治下逃逸到西方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歷來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後，就有上百萬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尋求英國人的庇護，是標準的政治難民，這些人後來成為香港社會的中堅，也有不少人偷渡時就被邊防軍警射殺。音樂家馬思聰的出逃，並在美國尋得庇護，也在這期間。五九年西藏事件爆發，達賴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尋得庇護，則是舉世震驚的大事件。
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後，美國移民局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護案件，無論申請人數還是批准人數，中國都名列第一，而且從一九九九年起呈現顯著上升趨勢，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即江澤民政權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這期間也有少量異議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等走上庇護道路。
不過，中國人在美國申請庇護的政治原因明顯擴大，如計劃生育政策、因強迫拆遷、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請者，不少人也獲得了批准，甚至攜款外逃的中共各層貪官，也以回國將被「迫害」（清查）而申請政治庇護。經由偷渡管道來海外的打工者，偽造被迫害材料申請政治庇護，一時成風。
記得三十年前我寫《河殤》時，曾經受到社會上一種恐懼心理氛圍的刺激，我稱之為「逃離沉船」的集體潛意識——躁動的一九八八年是個「龍年」，人們搶購商店裏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平安逃離」），那大概就是中國逃亡潮和避難潮之濫觴，由後來的六四屠殺和法輪功迫害兩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對國際社會殃及魚池，產生諸多中西理念衝突，涉及文化、社會、政治各領域，政治庇護也是其一。
無疑，中國是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六十年裡「大饑荒」和文革兩次災難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計就有三、四千萬之巨，說它是「人間地獄」毫不過分。所以，中國人投奔怒海、背井離鄉，以「恐懼」為理由「桴海避秦」於西方，是再自然不過的一種人性選擇。
但是別忘了，中國有十二億人，這麼一個人口大國興起出國潮、流亡潮、避難潮，對於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歐美）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但這還在其次，中國人往西方的逃亡，攪亂了他們那裡的「庇護法理」，則是更要害的。
中國沒有「庇護所」概念
Asylum 這個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護、避難所、精神病院，後來才轉化出「政治避難」的意思。十八世紀的歐洲，一向指「瘋癲」為獸性、殘酷，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出現「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並作研究和治療，最初稱為「瘋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倫敦南郊的貝休恩（中國也譯作「白求恩」）皇家醫院。所以，「瘋癲庇護」擴展為「政治庇護」，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義——沒有一個正常人願意假裝瘋子被送進「瘋人院」。
庇護原理由「瘋癲」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無疑是人道主義在西方的一種提升，但是，對於既無「庇護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現代中國人來說，這一切都變成一個有利可圖的機會了，這或許也可算作文革之後中國人的「改革開放」思路之一。
但是，以「恐懼」為理由的圖謀，就把問題變得很複雜：即使你提供的證據是假的，誰又能判斷你的「恐懼」的真假呢？況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維持的一個專制國度裡，誰又是不「恐懼」的呢？於是，「庇護」又從政治領域退回到「精神」領域、甚至道德領域——最後只剩下一個誠實的問題，而這是整個西方系統對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失去判斷的地方。相比之下，來自美國後院拉丁美洲的更為龐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卻鮮少有人使用這種手段，雖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懼一點也不遜色於中國。
獲得「庇護」乃是「佔便宜」，同樣也只有在「無庇護」文化中，才成為一種爭議、攻訐，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謂「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間，有近十萬之眾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學者，以「恐懼」的名義向美國政府遊說成功而獲得長期合法居留，並衍生出一場爭辯，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別借用了魯迅著名的「人血饅頭」的象徵符號，把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種病態的中文語境裏去，折騰得面目全非。但是，這場爭論也揭露了「六四綠卡」個案對西方「庇護法理」的褻瀆，是荒誕的、雙向的：在「庇護」層面上，許多人是由中國政府支付其留學費用、並繼續領取國內工資；在「恐懼」層面上，他們後來又踏上「海歸之路」，回流到據說「迫害」他們的國家去做貢獻。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忽然接到美國移民局邀請，要我去夏威夷參加一個關於偷渡和移民的討論會，我坐在Wakiki的一个旅馆里听那些移民專家用英语讲中国人偷渡西方的故事，听得心情很悲凉。我发言說你們的移民政策，有一項可能是個災難，即允許中國「一胎化」受害者在此「政庇」，我說在中国没有人不是「一胎化」的受害者，你美国都能收容吗？似乎他们不接受，他们说美国的国策是禁止堕胎的，这是不能改的。在太平洋中央的一个岛上讲中国的种种不堪和无解，好象都是无奈的。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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