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臉書上見畢恆達談他母親的傳奇和安樂死話題，讓我想起另一位中文話語裡「死亡學」的拓荒人，傅偉勳教授，他已離去多年，我們卻仍可見中文和中國人世界中對於「死亡」的荒蕪，和對於生存的庸俗。】
傅伟勋教授一九九三年在台湾出版過一本很畅销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我原先根本读不进去，经历了绝望和恐怖之后，偶然一翻，竟从头几页便读出了自己的「临终精神体验」，或者是精神临终的自我解读，这才忽然悟到我这两年来的崩溃、与神界的接触，都是一种精神死亡前的挣扎。
个体在面临死亡时所感受到的孤离无依，任何他者无法取代的「自我承担」，以及个体存在的我，所只能表现出来的对于死的「存在的态度」，这些，我都像在苦海之中一一经历了。
傅著特别提到，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認為﹐一對夫妻的「死亡的挨苦」﹐乃是一種「雙人的事件」﹐其中遺留下來的那一個很可能變成「肉體未死﹐精神先死」的人﹐湯氏說﹐若他自己先走一步會很平靜﹐但不敢想象若妻子先他一步死﹐留下他自己靠什麼精神力量渡過余生。這﹐正是對我而言的那種「被遺留下來」的巨大恐懼和承擔極限的體驗，那種目睹另一方在近似「腦死」狀態中發生的種種非人的殘酷景象，以及在我搶天呼地之後她不幸未被世間彌漫的神界奇跡所恩賜，反而是由人間的技術所「修復」的那種被遺棄的宿命感受，都使我分分秒秒﹑日日夜夜浸淫于無以告訴的淒楚﹐那仿佛是前半生的一個倒影懸掛在我眼前﹐往昔的每一次歡娛﹑每一刻閃過的幸福﹐都在那倒影中一變而為無數的痛點﹐反襯著今生今世的荒涼……。傅著给我的巨大启示就在这里。
此书引用的美国精神医学家库布勒•罗斯关于「死并非威胁，而是对于我们的一种挑战」，以及如何面对这个挑战去建立真实人生的观点，是两年来我始终未意识到的一个层面。我只在神迹和全面康复的范围内思考和努力，接受挑战是预设了「不死」「不残」的虚假前提的，特别是回避了「残废」后的人生如何渡过、还要过得丰富有尊严，这是「死」的威胁退去、我们侥幸逐渐康复而导致的肤浅。最近我的精神复苏，开始支撑起一点生活的希望，尤其剧烈地倾倒物质生活一面，时刻思念日后同饱经折磨的傅莉去丰满甜蜜地「再活一次」，朝思暮想着一幕恬静安逸无困扰的田园生涯，似乎从那个境界了却此生足矣。到目前为止，我只走到这一步。
傅教授泼墨挥写的斯各特•聂尔玲（Scott Nearing）这个人，读得我很痴迷。二十年代的一个美国激进主义者，活了一百多岁后以绝食方式从容告别人世。他之激进，乃是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抗拒，一种真正孤独的激进。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在半个世纪前就单独向日后风靡世界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以消费和享乐为上）挑战的人，不知道他的思想资源是什么，只知道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非暴力）可能来自印度的甘地，社会主义只能来自马恩，而素食主义大概对他最要紧，却不知来自何处，来自东方的佛教和道家吗？他的哲学主张世界万物皆有灵性，人与自然必须和谐，这是很老庄的。他有很浓烈的神秘主义，不信基督教（特别是制度化的），更倾向于东方神秘主义（长寿和吃素），但他的反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态度，有明显的西方人权、公平、博爱的深度。这样一个复杂的激进主义者，被西方主流社会所遗弃，又很吊诡。但有意思的是，在西方有秩序的进化中，激进者只能孤独而不会被大众拥戴成领袖，这同中国近现代的情形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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