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先生冷静地指出："中国并不缺少公共知识分子，缺少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处理价值和理想的问题。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走向理想主义的道路，激化的趋势越来越强。幽暗意识对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提醒。理想是需要的，理想搞过了头很危险。"
图为明代《孔子与七十二门徒手卷（局部）》，呈现了画家对儒学的赞美。然而，张灏先生却发现，虽然儒学创造出灿烂文化，却因对"幽暗意识"认识不深入，导致现代制度文化无法在本土中内生出来，反而容易导向乌托邦主义。此论轰动一时，至今仍有较大影响力。
著名学者张灏，他一方面继承了五四精神，另一方面，又能"渐渐地走出'五四'反传统主义的思想框子""也开始正视中国传统，深深地体会到认识一个古老传统所需要的耐心与同情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幽暗意识论"。
▌逃脱"幽暗意识"的掌控，并非易事
其一是张灏的恩师殷海光先生。 李敖曾说："（殷海光）生于'五四'之年，他以五十年生命（殷海光生于1919年，逝于1969年），为'五四精神'做了创新与重建。殷海光的死去是那一代蛟龙人物的共同收场。" 虽被污蔑为片面崇尚西方，但殷海光先生去世前曾说："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这种会通中西的普遍情怀，使殷海光先生成为那个时代的思想灯塔。
张灏先生的老师、哲学家殷海光先生，殷海光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独立于世，后遭陷害，50岁时因胃癌去世。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时代》杂志称他是"自乔纳森·爱德华兹以来美国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他的代表作《人的本性与命运》在20世纪百大非小说类书籍中排名第 18 位。
海外新儒学四大家之一徐复观（1903—1982），因对胡适批评传统文化不满，撰文称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徐复观缺乏对"幽暗意识"的正确认识，使他始终未能突破肤浅人性观的遮蔽。
▌只差一层窗户纸，儒家就是捅不破
《幽暗意识与时代探索》
作者：张灏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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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也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还质疑了帝王的无上权力："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也。"指出权力是引发纷争的祸根。 可见，先哲已意识到"人性恶"的存在，但每次提到"人性恶"，都是作为"人性善"的对立面而言，目的是劝人"成德"。正如张灏先生所说："儒家的主流，除晚明一段时期外，大致而言是间接地映衬与侧面的影射。" 晚明至清初，天崩地解，士大夫对"人性恶"的认识更深刻。刘宗周说："今天下世道交丧矣，士大夫容容苟苟，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平居以富贵为垄断，临难以叛逆为捷径。"甚至直斥"祖宗金瓶无缺之天下，不日拱手而授之他人"，措辞之激烈，历代罕有。可潜台词依然是：加强教育、内省和监督，让人性从恶转善，才能挽救危亡。
明人陈梦鹤所绘《刘宗周像》，刘宗周看到了"人性恶"，却只有精神药方，他主张用"慎独法"，即："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而天地万物无所不本、无所不达矣。"在其他人画的肖像中，刘宗周很瘦，这一版不知为何，很像演员贾冰。
张灏先生认为："整体来看，儒家的幽暗意识，在这一点上，始终没有淹没它基本的乐观精神。不论成德的过程是多么的艰难，人仍有体现至善，变成完人之可能……儒家在这一点上的乐观精神，影响了它的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方向。因为原始儒家从一开始就坚持一个信念：既然人有体现至善，成为圣贤的可能，政治权力就应该交在已经体现至善的圣贤手里。" 相比之下，西方的基督教则认为："人性善"源于上帝，"人性恶"也源于上帝，人类每次想靠近上帝的努力，本身就是"人性恶"，与这个人是谁、外部环境如何无关。正如尼布尔所概括的： 第一，"罪性深深嵌刻在人的自我的深处，无法彻底去掉。" 第二，"人性是复杂的，好与坏同在。" 第三，"人的罪恶乃是人性的问题，是自我的问题，而不是外部即环境的问题。" 基督教对"人性恶"形成了结构性的认识，张灏将其归纳为"幽暗意识"，即："以幽暗意识为出发点，基督教不相信人在世界上有体现至善的可能，因为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堕落性，靠着自己的努力和神的恩宠，人可以得救，但人永远无法变得完美无缺。" 所以，尼布尔说："我们在社会冲突中的职责不是逃避，而是选择可能较小的邪恶。""邪恶的可能性随着善的可能性而增长。" 相比之下，"在儒家中，幽暗意识可以说是与成德意识同时存在，相为表里的"，因而大大不如西方"对人生中的缺陷和阴暗面之警觉和批判"。 儒家坚持性善论，"幽暗意识"呈隐性状态，不是立法、思考、寻求自我的前提，只是证明"成德"的一个反面论据而已。 即使是提出"人性本恶"的荀子，也持二元人性观，坚信"人性善"可以修补"人性恶"。到宋明理学时，发展成"复性"思想，即"人性已经失落，需要恢复"，这是后来的主流思想。表面看，儒家人性观与"幽暗意识"只隔一层窗户纸，却怎么也捅不破。比如朱熹明确意识到："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可他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应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继续强化道德功夫…… 相信"人性恶"不可改变，就会用制度去约束每个人；而相信"人性恶"可以转化，则制度只是最后的手段，重点要对人下功夫，改造人。
▌古今"圣王"难见，"恶制"却层出不穷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作者：张灏，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6月版。张灏先生的晚清民初人物研究颇见功力，但许多读者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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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年2月21日－2002年11月24日），哈佛大学教授，写过《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等名著，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创造"制度善"的价值在于：一是使个体免于道德焦虑，通过一套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减少个人内心的道德冲突；二是只在消极意义上发挥作用，个体除遵守规则外，保有基本的权利空间。 然而，传统社会中的皇帝游离在一切制度之外，无人能约束，这些"法外之权"只能靠道德来授予——只有被规定为"至圣"，才敢如此行事。所以，帝王总会将"德治"置于"法治"之上，重视"内圣"而忽视"外王"，埋下了"制度恶"的种子。 梁启超曾说："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牧之保之云者，其权无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以使其必如是。"可谓一语道破。 其实，早在《左传》时代，前贤便已发现"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可后代经数千年的挣扎，始终逃不出历史周期律。恰恰说明，"人性善"掩盖下的"制度恶"是多么可怕。
▌"大学传统"遮蔽了常识感
再看前文提出的第四个质疑，即"'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样的常识，智慧的古人们怎会看不到"。 古人确实很智慧，可对"幽暗意识"的认识不深入、理解有偏差，常识感就可能被遮蔽，集体落入群愚状态中，以致"有治道、无治法"——历代明君贤臣能建功立业，却很少进行系统改善。 在古代，最接近"幽暗意识"的是"忧患意识"。这是徐复观最早提出的概念，他特别夸张它的作用，认为："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这种忧患意识，实际是蕴蓄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在忧患意识的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作者：张灏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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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先生承认，"忧患意识"确实"对（人性的）缺陷和人世的遗憾"有一定认识，比较接近"幽暗意识"，但"忧患意识"的前提依然是性善论。 张灏先生说："忧患意识认为人的忧患、人世的阴暗主要来自外界，而人的内心却是我们得救的资源。发挥人的内在'心力'，可以克服外在的困难，消弭忧患。幽暗意识不一样。它提醒我们要结合人性、人心内部的缺陷来看待外部世界的问题，就着人性作一个彻底的反思。很多看起来是外部的灾难，正是由人本身、人性中的缺陷、堕落所造成，人可以提高自己的人格，但归根结蒂，那是有限的。与之相反，人的堕落却可以是无限的。" 忧患意识似乎相信，只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番，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既没解决"政治权力就应该交在己经体现至善的圣贤手里"的偏执，也没积累出太多的有效治理方法。 儒家一直强调经世致用，这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认为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实用性。王阳明曾说："又有意中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似乎很看重实践，可几千年下来，却没留下多少治理经验。 儒家所谓的经世致用，其实只是一种姿态，一种道德修炼的方法，目的是将文化学术价值转换成政治伦理。总之，参与了，就算没做好，也算经世致用。这种经世致用只是满足了演绎逻辑的自嗨，而非探索真实的知识。 这种偏好，孟子时便已发端。 史华慈先生曾说："孟子的中心任务是要证明：在面对充满疑惑的世界时，优良社会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好人的内在道德意向。然而，在孟子的时代，这一任务的完成不能简单重复孔子的训示。尽管那些置身于儒家传统之内的人可以接受这一命题，仍有两个问题变成激烈争论的焦点：人们——尤其是那些必须成为社会伦理先锋队的人——怎样才能成为好人，他们应该怎样依靠其伦理品质去改变社会。"
在留学期间，张灏认为著名汉学家史华慈对他影响最大，他回忆说："上过费正清现代中国的课，但他对我的影响不大。真正对我有影响的是史华慈老师，我叫他班老师，他是我业师。"
孟子相信"人人皆可为尧舜"，保留了一点平等精神。到荀子时，则明确提出"圣王"，开始将君子神秘化，即："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 从"圣王"，派生出乌托邦精神。其特点是：其一，用道德逻辑推衍出一个完美社会，任何不符合它的现实，都被视为暂时的、应该被消灭的；其二，坚信它满足了人类全部生活的、价值的需要，任何敢质疑的人，即被视为无道德者；其三，认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它，谁不参与，谁就是在伤害共同的福祉。 "圣王"的困境在于，它建立在道德想象上，每一步推理都未经实证，却被道德予以合法化，即使遇到无法超越的困难，也可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以悲情掩盖愚昧。 在"圣王"的蛊惑下，人类的理性被剥蚀。比如孔武仲在《读梁武帝纪》一诗中写道： 破除纲纪事虚空，可恨萧家一老翁。鱼烂土崩俱自取，不须侯景到江东。 意思是梁武帝道德不好，长期佞佛，咎由自取，"侯景之乱"不是梁朝灭亡的主因。这种高度违背常识的观点，在史书中比比皆是，则"权力导致腐败"这一常识被遮蔽，也不奇怪。 张灏先生指出："幽暗意识"在儒家传统中受到了限制，特别是被"大学传统"（即《大学》中主张的，政治权力可由培养内在德性去转化，而非外在制度去防范）所限制，导致士大夫只有抗议精神和批判意识，不懂抗议的程序。兴之所至，无所不用其极，一有纷争，就是几十年纠缠，互相之间只拆台、不搭台。 "衡之幽暗意识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重要性，我们也可由此了解到中国传统之所以开不出XXXX的一个重要思想症结。"张灏先生对第二个根本之问给出了精彩阐释。
▌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890—1911》，作者：张灏，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6月版。
实证研究带给人们更丰富的历史信息，但也会消解问题意识。从这一视角看"幽暗意识"，则张灏的相关著作只研究了儒家，忽略了法家，则"汉家自有方略，王霸道杂之"该怎么说？为什么几乎完全无视唐代儒家？即使是儒家自身，也分不同流派，呈现出的"幽暗意识"不尽相同，则下结论是否太早？ 此外，"幽暗意识"真的直通现代社会？那些非基督教国家又是如何走进现代化的呢？为什么"幽暗意识"存在了几千年，直到近代才发挥出转型的作用？其实，张灏也承认，"幽暗意识"只是诸多充分条件之一，而非必要条件。那么，"幽暗意识"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会不会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装饰？怎么量化其影响……这么追问下去，一切历史研究中的立论均不成立。 学者白彤东便对"幽暗意识"提出较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张灏犯了一个常见的错误，即"历史学者的博学而无思的傲慢"。因为张灏把已发生的历史当成绝对正确的历史，而把没有发生的事都视为"无法""不能"，这就落入决定论的误区，可历史结果不一定是"必然正确"的，也可能是偶然的，或者只是发展中的一小段逆流。 历史不是科学，到目前为止，仍不具备证伪能力。完全从物理意义上的真实来衡量，则天下无信史。历史研究需要的是价值真实，价值真实高于事实真实，从这个角度看，张灏先生的创作堪称不朽。
首先，在当代史家纷纷用西方概念来理解中国史，试图与世界史建立关联时，张灏先生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本土学脉。 正如保罗·柯文所说："在他（指张灏）的笔下，梁启超不只是对西方作出回应，同时也是对博大精微、诸子争鸣的中国思想天地作出回应。"张灏先生的研究超脱了简单的"冲击—反映模式"，即不只是将中国现代化历程视为西方冲击下的被动反映，同时看到它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理路的牵扯。在时代剧变中，人们不仅求"安身"，也在求"立命"，在谋生之外，还有精神上的安顿——所以这一历程才如此激荡转折、充满变数。
保罗·柯文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学者，他的《历史三调》《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在中国发现历史》等深受中国读者好评。柯文致力于从中国历史本然逻辑展开研究，与张灏先生的研究方法契合。
"幽暗意识"虽是新词，却饱含本土关怀。 大陆学人刚接触"幽暗意识"时，以为是又一个批判传统的工具，但正如白彤东先生所言，张灏的诉求完全不同。 以"五四"一代为代表的第一代本土自由主义者的关切是：传统文化为什么不行，为什么应整体推翻？以殷海光为代表的第二代的关切是：应推翻传统文化中的哪一部分，它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之处在哪里？以林毓生、张灏为代表的第三代则更关注：传统儒家思想中也包含一定的思想自由，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以成为本土现代化的资源，那么，是什么阻挡了它走向现代化？ 张灏提出"幽暗意识"，体现了对传统的温情，它更具可操作性——只要加强对"幽暗意识"的认识，则传统绝非现代化的阻力，它亦能开新。
其次，从"幽暗意识"出发，触摸到时代的真问题，即乌托邦主义。 张灏先生发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鲁迅等都有非常好的旧学功底，却都对传统文化给出了激进的解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与激进主义之间存在某种隐秘的联系，即乌托邦主义。 张灏先生对乌托邦主义的定义相对宽泛，指"以完美主义的理想来憧憬与期待未来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表面反传统，其实是"大学传统"的延续——用演绎逻辑编造道德完满，替代现实精神。 比如康有为，痛感于"瓜分豆剖"的时局，可拿出来的方案，不过是富国、练兵、崇俭、裁官等法家旧规，他的真正贡献是用"公羊说"给"变法"找到了道德依据，靠这种"精神救国法"，真能实现自强吗？ 不谈方法、只论天理，这种习惯性的"离题万里"，正源于"幽暗意识"被遮蔽，即张灏先生所指出的："儒家一方面认为，只有当人通过修身而达到道德完美时，理想世界才会来临；另一方面儒家还有一个更普遍的想法：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彰显其神圣本质的人才能统治天下，成为圣王，为社会带来理想秩序。"
康有为曾发动戊戌变法，从结果看，其中绝大多数政策停留在口号和意愿的层面，没有具体的实行方案，也没有结果控制。这种只有立场、没有细节的变法很难适应时代需要。图为康有为1905年在洛杉矶。
参考资料
《张灏"幽暗意识"论研究》，作者：熊锐，2013年湖北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之幽暗——对张灏的批评》，作者：白彤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第124页—第132页。
《乌托邦主义与古今儒学——评张灏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作者：唐文明，《读书》2019年1月，第53页—第61页。
《历史人物思想研究三题——以张灏的研究为例》，作者：蒋贤斌，《求索》2006年第4期，第207页—第210页。
《从严复、胡适到林毓生、张灏——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观的世纪轨迹》，作者：高琼，《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9月（下），第18页—第22页。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的解读》，作者：张倩，《绥化血缘学报》2014年第3期，第14页—第16页。
《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论析》，作者：孙阳阳、吴利平，《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53页—第58页。
《制度德性与道德教化：基于幽暗意识的思考》，作者：宋晔、王佳佳、李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9页—第212页。
《幽暗意识与"赋权"方式的现代转向》，作者：董浩、陆静高、骆正林，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7年1月，第57页—第64页。
《南方人物周刊》对张灏的专访，2011年4月22日，专访者：卫毅。https://news.sina.com.cn/c/2011-04-22/1023223397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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