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北京的真相問題

◎羅曼（Walter Lohman） /自由時報-星期專論 20220327

當你聽到「實驗室外洩論」時，腦海中會浮現什麼？我們大多數人會想到的是，已經擾亂我們生活長達兩年的「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

COVID-19源頭迄今仍懸而未決

許多人還會進一步為「實驗室外洩論」加上諸如「丟人現眼」或「真相大白」等修飾詞，但這麼想的人並未跟上最新發展。除了COVID-19確實從中國開始傳播外，這個疾病的源頭迄今仍懸而未決，即使在科學界也尚無定論。

首先，釐清當前的爭議所在是很重要的。COVID-19的爭議不在於病毒是否在中國被刻意製造及外洩，企圖造成生物界的混亂，也根本不在於其是否經過基因工程改造，儘管或許曾經有這樣的討論。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病毒是從中國南方洞穴的蝙蝠身上自然演化、散播開來，導致數千英里外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的人員被感染，還是在以研究類似病毒著稱的武漢研究機構中，因為意外事故而向外傳播。

麻省理工學院布洛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曾昱嘉（Alina Chan）博士，與科學作家雷德利（Matt Ridley）在共同著作《病毒：新冠肺炎溯源》（Viral：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 of Covid-19，暫譯）中，客觀地羅列上述兩種理論的可能性。在為自然起源論辯護時，兩人談到「實驗室外洩論」支持者的潛在動機，認為在這些人當中，有人是「中國共產黨的批評者…將會也願意去相信任何責怪中國政府的論述。」

正如好萊塢流傳已久的經典台詞：「這完全就是在說我。」（I resemble those remarks.）。鑑於中國共產黨在公布真相方面的不良紀錄，進行論證的重責大任必須由中共及所有接受中共說法的人去承擔。

自從COVID-19的消息在二○一九年末首次浮上檯面以來，中國政府的謊言、掩蓋事實、轉移焦點、拒絕合作及打壓吹哨者（whistleblowers）等作法，已讓外界不可能相信任何對中國有利的解釋。我在這裡僅談論自然起源論，而非中國政府提出的更加稀奇古怪的假說，包括美軍狄翠克堡（Fort Detrick）生物實驗室的研究，或是美軍在二○一九年於武漢舉行的世界軍人運動會「播毒」之類的陰謀論。就連美國總統拜登的首席醫學顧問安東尼．佛奇（Anthony Fauci），也曾在二○二一年五月間坦承，他「不相信」新冠病毒源於自然，暗示實驗室外洩不無可能。

中共難得吐露「真相」這一點很重要，這不只是因為影響到全球公共衛生—現在大家應該都已經親眼目睹—更涉及所有層面。

我們從政治和軍事面向來探討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去年發布「中國透明度報告」， 對中國官方的透明度進行評估，希望可以填補官方資訊與公開訊息之間的巨大鴻溝。在政治面，美國智庫「馬可波羅」（MacroPolo）的「委員會」（The Committee）計畫， 以及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數據實驗室：中共菁英入門」（Data Lab：CCP Elite Portal）計畫等民間機構，彙編了大量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個人資料，為外界進一步了解中共決策機制開拓眼界。

然而，儘管獨立研究人員盡其所能加以探索，仍然沒有人對北京制定國家安全相關決策的過程有十足把握。我們能夠確信的是，中國政府的白皮書、年度報告、各部會聲明和政府工作報告等資料，都只是實際政策的表象。

遺憾的是，中國政府對外公布的人民解放軍發展和預算的相關資訊，也同樣讓外界只能霧裡看花。

北京當局的死忠護航者可能會說：「哼，美國也半斤八兩。」然而，兩者實在不能相提並論。當然，美軍有很多東西不會公開，但國防預算及其執行成果都是可以公開辯論的，而這就有賴官方公布大量的輔助資料。

由於中國的軍事發展為西太平洋地區帶來巨大陰影，這些事情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就顯得格外重要。透明度有助於提升信任。倘若中國立意良善，就沒有必要遮掩自身實力。但若中國欠缺透明度，全球其他國家為最糟糕的情況預做準備，也只是為了以防萬一。

尤其值得關切的是，中共決策機制和軍事發展的模糊難解彼此交織，導致台灣面臨極大風險。我們可以根據經驗或知識去揣測中國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對台灣採取什麼行動，或者會在什麼時間點行動，但即使有再多的經驗或知識，我們能做的也只是推論而已。

這種不確定性造就強烈的動盪

二○二○年二月，美國阿肯色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湯姆．柯頓（Tom Cotton）被專家和政治對手抨擊，因為他宣稱COVID-19可能源自武漢的生物實驗室。現在看來，他當時只是比一般人更早提出類似見解。

不過，柯頓參議員還說了其他話，可以適用的範圍遠遠超過COVID-19層面。他說：「由於中國一開始就欺騙和不誠實，我們至少必須提出那樣的疑問，看看證據到底說了些什麼，而中國現在並沒有拿出證據來。」

在涉及全球福祉的COVID-19和其他重大事務方面，中國內部的透明度還是沒有改善，而國際社會的處境也因此更為惡化。

（作者羅曼為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國際新聞中心孫宇青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