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对事物的认识水平存在差别，也就是有的人对事物的认知更接近真实，或靠近事物本身，而有的人则远离事物的真相，这出于人与人掌握的信息不同，对于信息的处理方式和能力不同，或者说受到的认知和判断训练不同。这个前提出于我们的日常经验，没有根本性争议的原因是，我们的确承认人在智力方面的差别，也由于领域不同所导致的专业区隔，遇到某一事物，智慧的表现是更愿意去听取专业人员的意见。因为人在本质上是无知的，知识的分散存储导致每个人掌握的信息都十分有限。但这个前提似乎又只是限于抽象的道理，而在具体问题上，许多时候，非专业人员更愿意代替专业人员来发表意见，这时候，他并不能知道自己发表的是意见而非事实陈述。这就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发生认知分歧，有人把这种分歧归结为拥有知识的不同，有人归结为智力或道德差别，而有的则简单归结为立场的不同，所以才产生无法调和的对立。如果单纯只是拥有知识的不同，它的争议是可以展开的，只是知识的对接维度出现层次，而不影响辨析事物真相的方向。如果说是智力和道德差别而影响对话，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一种假设，我们在智力和道德上可能都不及苏格拉底，但并不影响我们赞同他的观点。立场也是如此，立场的确定不是先验预设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一个人的立场有他的认知能力、认知背景，还有诸多因素对其型塑，而同样立场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评判也不会完全一致。所以，不能简单地以立场论来回避真正问题的展开。
在更具体的事件中，有的事件能够几乎使所有人达成共识，而有的则相反，甚至分化出众多不同，即便在许多事物的认知上经常一致的人，也会在有的问题上产生分裂。这里的确存在以上提到的诸多因素，它们都会或多或少影响人的判断，有的影响一时，有的左右一生，但这并非认知背后的主要根源，它们只是显象的存在。比如在铁链女事件中，左中右几乎达成了同一，都对此进行了谴责和关切，而在俄乌事件中，这种同一又瞬间崩溃和分裂，并且呈现了更加激烈的对立。在这两种事件产生对立的人都还是原来的知识结构、信息渠道、认知方式和判断能力，而为什么又迅速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变化？这肯定不只是简单的立场问题，因为他们都在铁链女事件中达到过同一。表面分析，铁链女事件中的同一反应的是人性的同一，它触碰了人的底线，这种贴近而具体的事件容易在人性的作用下达到一致的反应，比如人遇到火都要躲避，遇到冰都会怕凉，这近乎触及到人的本能。柏拉图把它归结为儿童生活的可见的世界，他是靠感性和经验来处理可见的事情。而俄乌事件中的分歧则涉及长期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涉及教育成果对个人精神的改变，涉及到人对事物真相的愿望以及自我清洁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人的精神解放与否。这就涉及到柏拉图所说的理智世界，它需要理性和纯粹的知识支撑，是比感性世界更高的思维层次。在一种封闭的语境中，大多数人是不愿在精神上自我上升和解放的，这无关知识的拥有程度和专业能力，而关乎一个人的精神要求，它潜在地影响着对于事物判断的能力和方向。
人一生下来就是一种被缚状态，这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因为人的存在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这也是与其它动物的显著区别，单纯的物质性并不能满足人的规定性条件。也就是每个人都是出生在一种传统中，传统的范式有别，而它对人的影响能力相同，只是不同的传统可以型塑出不同的精神向度及其认知。福柯认为，传统这个概念是指赋予那些既是连续又是同一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现象的总体以一个特殊的时间状况；它使人们重新思考在同种形式中的历史的播撒；它使人们缩小一切起始特有的差异，以便毫不间断地回溯到对起源模糊的确定中去；有了传统，就能把新事物从常态中区分出来，并能把新事物的长处移交给独特性、天才和个人的决策。显然，福柯所说的传统是一种开放的传统，在人类各种文明样态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降生在这种能够使自己的个性、天才与自由舒展的传统中。与此相反的是，传统本身并不在乎逻辑与理性，而更多的强调谦逊地接受它的仪轨及其遵行它已经无处不在的规范，它常常厌恶那种从传统中分离的创新与独特性。由于人的心灵并不都是十分强大，许多时候，人并不愿意去探究形而上的复杂问题，也愿意把精神的型塑直接交给传统，并在本能中排斥理性和逻辑。关于生存的精神现象，人是传统俘获的产物，又是自我譬解的结果，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近事物的真相，或者从短暂中把握永恒，或者从部分洞悉整体。
传统是人的襁褓，也是人的枷锁，这取决于传统的范式，也取决于人的精神对于自由的要求，在此不要认为人都是渴望自由的，何况，人对自由的理解又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涉及到前面提到的关于具体事件的同一认知与分裂问题，铁链女事件触及的是人的本能，而俄乌事件则与传统的范式有关，一种是生理性的，它需要的鉴别能力是最初级的；一种是文化的结果，它需要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方式。传统不是本能，本能是人的生物性特征，是与生俱来的，是造物主的赐予，也是人趋利避害的基本装置，它使人的延续在前文化状态中成为可能。而传统则是经验的过程及其筛选，这里既有对本能的征用，也有对它的压制，传统具有理性的架构，而本能则是直觉。如果是在一种非开放的传统体系中，人的本能是被不断改造并驯服于这种语境，他只能对明显直观的事物发出反应，而对于精神自主能力的丧失则浑然不觉。由于一直处于这种封闭的传统改造中，其本能的反应能力已被削弱，不再对尘世的习惯系统发生动摇，他会坚信这种传统的合理性，认为那些自由的观念则是来自文学艺术的夸张。从人的本能来看，封闭的传统中，由于本能的挑战会遇到压制和否定，而对此驯服则会受到这种规制的鼓励，大多数人会就此厌倦传统之外的事实真相。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对于精神解放的拒绝会成为它的主要特点，历史的幽默也在于此，人本来是生而自由的，但又愿意选择在枷锁之中。
所以不要认为人对外在暴力约束的反抗就是热爱自由，这种反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本能反应，许多情况下，人在一方面激烈反抗外在的物理性压迫，而在另一方面则热衷于内在的精神束缚。可以说，对于外在物理性压迫的反抗只是一种最低阶段的生物性反应，它无关乎人的解放与自由的本质，人的解放是一种更高维度的精神状态。那种身体自由行为的人不都是自由之人，他们常常在江河的纵横驰骋中带着厚重的精神枷锁，并把这种枷锁作为一种身份标识或荣耀。而多数人的一生从不会去思考人的真正自由与解放，只是把客观环境与社会环境当作一种与生俱来的理所应当，并默默或习惯地与其融为一体，最后无声无息地交给传统的收割。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用文学的笔调表达了这种淡淡的无奈与忧伤："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的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至于那没有被拉走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多数人就是这样被历史拉走的，没有拉走的又是如此被世风塑造着，他们很少去思考人间悲剧背后的东西，也不会去究竟人除了悲剧的宿命还有其它意义的可能。如果这样，人生的意义总是带着没有展开的缺憾，因为他的身体降生在被缚之中，其精神又在传统的洞穴中驯服一生，从不张望洞穴之外的世界，规避真实，然后天下太平。
人之解放之所以艰难，不在于外在的压迫与束缚有多厚重，而在于自身对于解放的抗拒，精神的解放会使人失重，并体认到生与死的恐惧。这种恐惧由于在未获得解放的状态下由压迫和束缚所代替，转移并削弱了生与死的悲剧性，反而为人的自我欺骗制造了安全的幻觉，个人的日常目标便是与压迫和束缚之间的纠缠。由于个人在被缚状态中没有体认生与死这种意义上的深刻性，暂时屏蔽了对于终极问题的追问，许多人愿意深陷于这种被缚而回避生命的真实性。海德格尔说，"是人使生命的悲剧成分弱化"。拒绝自我解放也便是不愿直面真实问题，自由会使之治丝益棼，无所适从，这是长期被规训的结果，其固足以反是独立。这就是我们平时常常见到的一些人彻底封闭了自己的认知体系，无论遇到什么事件，他都能以早年接受的黑白训导给出解释的理由，并拒绝接受任何新的视角。其内心隐藏着对自我解放的恐惧，因为精神的解放会使其一生积累的价值体系崩塌，这种价值失败会使其出现巨大的虚无感和人生意义的荒诞，宁可终结在这种虚假的幻觉中也不能面对真实。在人的精神被缚中，他还没有能力承受人生的真实性，无力直视虚无和荒诞为其带来的眩晕，也就没有能力享有自由，他会认为自由夺走了他的知识自信与历史记忆。
齐奥朗说："一切并非孤独的东西都在腐烂，我在长大成人前从来没有孤独过。"可见，孤独是精神成长的标志，人的精神在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孤独状态，精神的自我不同于物质的生物性个体，个体必须在与社会联结中完成最低目标，精神则与此不同，真正真实的精神状态会排除外在的干扰。正如达·芬奇所言，"如果你是孤独的，你将完全属于你自己"。由于对孤独的恐惧，拒绝精神的解放便可以使自己的精神依附于他处，这也正为某种社会组织的起源提供了便利，在这种社会组织中，人的精神因为加入了集体的幻象而掩盖了孤独，同时也掩盖了精神的真实状态。表面看来，把精神融入了一种集体是壮大了自身，而实际上，这种代价是丧失了自我的整全，这是一种自我压抑，而不是自我拓展，因为精神的集体必有一个融入的门槛和规范。集体容易呈现一种精神狂欢，只有失去自我的加入才能适应这种狂欢，它不允许保持个人的独立判断及其怀疑，喧闹也会填满没有思考的空虚。斯宾诺莎曾说，只有真理拥有安静的胸怀。显然这种安静是与"精神的集体"对立的，它是精神的解放状态，其实"精神的集体"或者"集体的精神"已不具有精神的真正特质，而是加入了其它复杂的社会因素，其目的不是为了人的解放和自由。这种状态必须有更多的个体进行精神献祭才能维护这一集体塑造的存在，获取和改造这些个体资源则是它的主要任务，独立和解放的精神个体则是它的天敌。解放的精神状态不是朝向抽象，而是走近具体，因为具体是可以触摸的存在。
要达到人的真正解放，仅有对外在物质性束缚的反抗是不够的，因为反抗压迫不等于热爱自由，这已由历史所证明，它们两者不存在必然的统一性。人在许多情况下，反抗了一种压迫之后会去寻找另一种束缚，或者是反抗了有形压迫，又去热爱无形的奴役，这由人的恐惧所决定。人是从根本上恐惧孤独和无根的，每当反抗了一种压迫之后，往往又走进了新的更深重的压迫，这种反抗的悖论实际上一直在拒绝生命的真相，人总愿去服从一些匿名化的对消极情绪的渗透，久之，将这种习惯合法化，并统一进一种日常化的自欺。要从根本上解放自己，还是要回到生命的悲剧性前提，它是一切道路深刻的源头，不承认这个悲剧，也就无法展开有效的路径。尼采曾经深刻地指出："只有坟墓出现的地方，才会有复活。"在这个悲剧的源头，我们可以知道所有人的命运归宿，所有人在这个世界的局限，这样就有助于剥掉每个人身上的文化、身份、地位、地域、民族等社会性油彩，还原一个真实的生物性的生存状态。从这里出发，我们会发现，人所有的奴役都有他人施加的理由，其背后潜藏着他人不同的目的，以至于发展成一种庞大的网络和专业，只是人们不知不觉迷失在这种网络之中。先直面这种悲剧的起点并不是深陷于悲伤与绝望，而是由此提供的力量可以摆脱习惯与常识的压抑，然后一步一光明。让·波德里亚认为，真正的消极性恰恰是对系统快乐的妥协，疲劳反而是一种积极性，是一种潜在的、传染的、没有自我意识的抽离。
习惯是以匿名的方式来影响自身判断力的主要力量，挣脱习惯的束缚虽然重要，然而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因为习惯不但根深蒂固，还使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回到悲剧的开端，实际上也就是回到习惯的假设之前，在这里将找到超越习惯与常识的启示与鼓励，它并不相同于我们日常所熟悉的知识风格。人的由此解放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永恒，而是经由这个通道看到一种永恒的价值，从而陪伴我们在时间的迷宫中体会到自由的温度，并进一步打开通向广阔自由的大门。这样一来，人的思考才能首先被解放出来，当思考不再被现实、常识、习惯、知识所纠缠的时候，思考的光芒就可以像在某种星座的引导下穿越时空。威尔·杜兰特说，"哲学史应该从泰勒斯开始撰写，这是有益的。这样，所有学习哲学的人，都可以在学科门槛即可领悟，星星虽美，但星空深邃"。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人虽然不是哲学家，或许认为自己没有哲学的兴趣，但每一个在世的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观点，也都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的疑问和思考。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日常烦恼，也都会面临逆境、坎坷或失败，都会在困蹇中进行自我说服，也都无法完全忘怀对终极问题的追问。如果个人的精神不能解放，这些困惑、疑问和思考会形成对精神的压迫和束缚，也因此失去对自由的兴趣，虽有星空璀璨，但一生不曾举首仰望。
在这种悲剧性的源头仰望星空之时，精神的解放也随即打开，它的启示在于人不能靠着他人来解放自己，此岸的知识不足以统摄星空的浩瀚，人的解放必有更高的维度为其坐标。西方有句俗语，如果你在摇篮里有更高维度的信仰，便有哲学陪伴终生，一切文化的开端都离不开这种信仰，有它扶着，你不至于跌倒。在更高维度的参照下，有助于认识世间真相，也容易剥蚀掉各种目的构织的奴役谎言，识破各种以神圣的名义对人进行的束缚。贡斯当曾经发现，人类的自由精神天生就厌恶迫害并同情被迫害的信仰，若想让迫害成功地摧毁那种信仰，必然使灵魂腐败，为了摧毁信仰自由，还要打击一切道德感。某种奴役为了成功，不惜去窒息他人心中的正义感，消除他为了正义而斗争的自豪感，让其陷入求仁得辱的现实困境。仰望星空的自由只是人的一个初始问题，而不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它是人类文明古老的密码，是镶嵌在创造中的基因，只是庸常的乐观主义掩饰了它的必要性。所以，贝克特才说，"精神生活的欢乐"这种说法是多么空洞。人生只有一次，这是与这个世界的偶然相遇，人的一生除背负物质性的压迫之外，始终还身处观念的压迫之中，保卫个人不被观念压迫殆尽的空间，是精神的解放应有的意义。人本来就是独立于世界的，他有精神独立超验的源头，这还不只是精神解放的要求，人只有在精神的解放中才能实现自己丰满的孤独。
2022年3月12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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