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D.卡普兰 著 涵 朴 译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美）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著；涵朴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6（2020.6重印）ISBN 978-7-218-08641-5
对于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来说，冷战看起来似乎永无休止，但事后证明那仅仅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阶段，并按照地理规律自然终结。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企图改革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由此暴露出了系统的实际状态。这毕竟是一个由被臣服民族组成的僵化帝国，许多人仍居住在俄罗斯的森林和平原、草原、平地和山区的边缘。实际上，一旦戈尔巴乔夫本人宣布帝国赖以建立的思想戒律存在严重缺陷，整个系统就开始解体，边缘部分纷纷脱离中心，这与其13世纪中期基辅罗斯的失败、17世纪早期中世纪莫斯科公国的结束、20世纪初罗曼诺夫帝国的崩溃是一样的。
这就是历史学家菲利普·朗沃思强调俄罗斯历史的主要特征是“地势总体平坦，国家反复膨胀和崩溃”的原因。事实上，正如地理学家丹尼斯·肖解释的那样，开放的边疆以及由此带来的军事负担，“促进了俄罗斯国家集权”。沙皇的权力是传奇式的，但俄罗斯毕竟曾是弱国，沙皇无法在遥远的省份巩固行政机构，这使得俄罗斯更加容易遭受入侵。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国土面积锐减，成为自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以来面积最小的时期。它甚至失去了乌克兰，那可是基辅罗斯最初的心脏腹地。但尽管失去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损失了高加索和中亚，尽管车臣、达吉斯坦和鞑靼斯坦在军事上具有不确定性，尽管蒙古成为独立的国家，摆脱了莫斯科的把控，俄罗斯的领土仍然是地球上最大的，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占据亚洲大陆1/3强，陆地边界仍然绵延横跨近一半的世界时区，从芬兰湾直到白令海。这个广阔而裸露的疆域，再也没有山脉和草原的屏障，不得不靠只有苏联一半多一点的人口去守卫。事实上，俄罗斯人口比孟加拉还要少，在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只有2700万人。
地缘政治作为一门学科在俄罗斯获得平反，不再有人谴责地缘政治是军国主义的工具，麦金德和马汉等人都恢复了名誉。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以“不折不扣的新麦金德风格”，宣布俄罗斯不得不恢复对“心脏地带的控制”。历史上的起伏跌宕和新的地理薄弱环节，迫使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强权，以一些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形式收复附近的地盘，如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那里生活着2600万俄裔人。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10年期间，俄罗斯经济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国力虚弱并备受侮辱，但新一轮扩张正在孕育。
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建议，南高加索以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都必须置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日里诺夫斯基的极端主义并不为大多数俄罗斯人所认同，但他仍是俄罗斯思想的一个重要暗流。俄罗斯目前在欧亚大陆的弱势地位，使地理学成为21世纪之交俄罗斯的心病。
当然，苏联将永远不会重组，但某种松散的联盟形式仍然可以实现，并延伸到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边界。重要的是，让它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背后动力是什么呢？俄罗斯还能拿什么在道义上为下一波扩张辩护呢？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一书中写道，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开始重提19世纪的欧亚主义学说，以此作为共产主义的替代物，把非俄罗斯民族的苏联人民吸引回来。
欧亚主义非常适合俄罗斯的历史和地理个性。俄罗斯从欧洲一路漫无边际地扩展到远东，两端都不稳固，它以任何国家都没用过的方式，集中体现了它的欧亚大陆国家特点。此外，封闭的地理形势体现了21世纪的“空间危机”，消解了冷战地区问题专家之间的分歧，使其一致认同欧亚大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陆块，“欧亚大陆”这个概念在未来几年内对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将更显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或乌兹别克人将立即把自己视为“欧亚人”，毕竟他们的民族身份承载着所有的历史和情感记忆，而且随着冷战权力集团的崩溃，这种身份有可能得到更丰富的发展。
中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比如说，俄罗斯人以及哈萨克人，即使能通过各种“欧亚联盟”（Eurasian Union）抑制他们的民族对手，欧亚主义也不会成为让他们视死如归的原因；似乎也不会出现某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使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其他民族迫不及待地争当欧亚人。但是，如果欧亚主义能够抑制差异，哪怕在苏联的一些地区能稍微求同存异，因此有助于稳定，那么又岂能因善小而不为呢？
但地理不能解释一切，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仅仅是一个不变的背景幕布，思想的交战可以在上面任意投射。即使地理是一种能够形成团结的力量，就像美国、英国，或印度、以色列那样，民主、自由和精神元素（如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才是这些国家普遍认同的基础。如果一个民族除了地理就再也没有别的可以团结的力量，正如前独裁者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或前执政党自民党统治下的日本，那么国家对于强权的不适将非常强烈。
得益于地理，这些国家也可能是稳定的，但若地理就是全部，那就只能听天由命。因此，厌倦了沙皇统治和共产主义的俄罗斯需要一个超越地理、提振民心的统一理想，这样才能成功地把苏联人民吸引回来。特别是在当今原本就略显稀薄的人口正在迅速减少的时候更应如此。
事实上，由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堕胎率和低移民率，到2050年俄罗斯的1.41亿人口可能会下降到1.11亿。受到普遍环境恶化影响的水质和土壤污染，也正加速这一进程。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公开的伊斯兰社区正在增加，并可能在10年内达到该国人口20%以上。即使他们主要集中在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沿岸的乌拉尔地区，以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但鉴于车臣妇女生育的孩子比她们的俄罗斯姐妹们要多1/3，长此以往，毕竟会有地区分裂主义和城市恐怖主义的隐忧。所谓的欧亚主义和由此催生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赖以维系的是地理纽带，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仅仅以地理为出发点，俄罗斯帝国难获新生，甚至很难与基辅罗斯、中世纪莫斯科大公国、罗曼诺夫王朝以及苏联相提并论。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迪米特里·特里宁（Dimitri Trenin）认为，在21世纪“吸引力胜过强制力”，因此“软实力应该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核心”。换句话说，一个真正脱胎换骨的俄罗斯将更有利于向整个欧亚大陆边缘投射其影响力。俄语是从波罗的海到中亚国家的通用语言，俄罗斯文化“从普希金到流行音乐”，仍然需求旺盛。在用知识振兴俄罗斯的过程中，俄语电视台应“成为俄语世界的‘半岛电视台’”。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自由民主将是可以让俄罗斯再次实现其心中“地理命运”的唯一道路。
这种理念与索尔仁尼琴1991年的言论不谋而合，他说：“现在到了该作出毫不妥协的抉择的时候了，要么谋求帝国统治，让自己继续成为受害者，要么实现人民的精神和身体救赎。”事实上，特里宁的分析也有地理方面的因素。他认为，俄罗斯应该更加重视远在欧洲和太平洋边缘的边疆，而不是仅仅重视欧亚心脏地带。一味强调与欧洲合作，将从心态上把俄罗斯往西推移。俄罗斯的人口地图显示，尽管境内地跨11个时区，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居住在毗邻欧洲的最西端。因此，将政治和经济改革与人口结构相结合，可以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地道的欧洲国家。
特里宁写道，就太平洋地区而言，“俄罗斯如果把符拉迪沃斯托克视为其21世纪的首都，那将再好不过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国际大都会海港，靠近北京、香港、首尔、上海、东京，这些大都市都云集在这个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因为苏联把远东地区视为原料基地，而不是通往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门户，从20世纪70年代持续至今的东亚经济崛起与俄罗斯擦肩而过。特里宁说，俄罗斯正承受这种结果带来的痛苦，要弥补这种过失则需要时间。
如今，中国已越过俄罗斯，紧随着环太平洋边缘地区国家日本和韩国采用市场经济，现已成为欧亚大陆的巨大力量。北京给中亚提供了100亿美元贷款，帮助白俄罗斯进行货币互换，又给大陆另一端的摩尔多瓦10亿美元的援助，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一片有影响力的区域。对于俄罗斯来说，相应的策略将是在政治上向欧洲靠拢，在经济上向东亚靠拢。如此，俄罗斯或可解决高加索和中亚的问题，那里的人民渴望自由和较高的生活标准，就像欧亚大陆的西部和东部边缘人民业已获得的那样。
其实，俄罗斯在一个世纪前就有过迎接类似命运的机会。1917年的脆弱时期，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俄罗斯完全有可能演变成为20世纪的法国和德国，哪怕是个贫穷一点、腐败一点和更不稳定的版本，至少停泊在欧洲的范畴里，而不是成为后来斯大林式的庞然大物。毕竟旧制度下浓重的日耳曼式沙皇统治、说法语的贵族、资产阶级议会和以欧洲的圣彼得堡作为首都，总体上是面向西方的，虽然俄罗斯农民并非如此。俄罗斯的地图在亚洲蔓延，而俄罗斯的人口地图，却心向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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