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羊儿
2022年2月20日，陕西的一位出版人文川老师发给我一篇文章，那几天正是徐州“铁链女”事件如火如荼发酵的时候，他发给我的文章题目是《〈黑色漩涡〉作者讲述当年调查报告出笼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文章发在“冰雪不聪明”公众号上，作者署名是唐冬梅。我一看这个名字就迫不及待地向文川老师打听：“你有唐冬梅的联系方式吗？她这篇报告文学《黑色漩涡》当年是在《雨花》杂志上发表的，我还为此特别去徐州见过她！”文川说他没有联系方式，就是因为此文专门提到我，他才转发给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文章都还没看就急着发问，于是赶忙点开阅读。
作者仔细回忆了写这篇报告文学前后的一些细节和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里面果然有一段提到我：“在这个时候，《雨花》杂志的王晓丹编辑，专程受编辑部领导委托来看望我们，问我们需要编辑部什么帮助。她的到来，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同时，她还告诉我们，当时徐州宣传部派人去了南京，找《雨花》编辑部要买下那一期刊载《黑色漩涡》的杂志。当时的主编叶至诚先生（叶圣陶的次子）对来人说：‘你们买得完吗？只要有纸，我们会不停地印！’”
短短一段文字，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是一个在中国当代史上堪称特殊的年代。文革后的那一代领导人为了树立新的权威，巩固政权，的确做了一些对人民民生有好处的事情：比如让农民“包产到户”，终于给了农民一点可以摆脱赤贫的机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同时允许西方文化思潮进入高校、学术界，使这些地方也有了一些思想自由的空间；而其他各行各业也都从“政治挂帅”的路上折返，走上了“向钱看”的道路，一时间全国上下出现了一种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新气象。那时候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也开始了独立思考，开始关注社会，为民请愿，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那是一个相对宽松的年代，而这有限的一点点宽松就成为思想者的突破口。经济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有人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诉求，这种呼声越来越高形成了一种运动，这就是九十年代之前那场运动的由来。然而，这已经触犯了当权者的底线，为了巩固政权它可以给你有限的自由，同样为了巩固政权，它也可以把你手中那点自由取走，于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镇压不可避免，一场向往美好未来的广场运动变成了一场血腥。
我不为那个时代的当权者给了人民一点点自由而讴歌，却要为在那一点点自由之下不惜付出代价去争取更多自由的人们而鼓掌。《黑色漩涡》的作者唐冬梅和她的同事徐宁正是我所敬佩的人。
1988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当时江苏作协创联部的专业作家周梅森（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使他这位原创作者妇孺皆知），给《雨花》推荐来一篇名为《黑色漩涡》的报告文学，记录了当时发生在江苏徐州的一桩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我记得那几天，编辑部的同仁都在议论这件事，大家都觉得十分震惊，这样的事竟发生在“解放”了四十年的新中国，真是不可思议！主编叶至诚、副主编周桐淦、编辑部主任山谷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杂志社面对这篇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重磅报告文学应该怎么办。我必须说，那个时代的文人还是很有良知和担当的，社会整体的宽松形势培养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辨别是非的良知，以及承担责任的勇气。编辑部的领导一致认为必须传播真相，必须让这一重大犯罪案件昭告天下，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杜绝拐卖人口现象继续存在。
文章在《雨花》第十期一登出，立刻犹如海啸一样，也在全国各地引起极大反响，那一组组骇人听闻的数据，显示徐州拐卖妇女数量之多，涉及的省份面积之广，摧残、强奸、暴力性质之恶劣，令人毛骨悚然。人们无法相信，这片表面光鲜亮丽的土地，竟然深藏着如此重大的罪恶，而揭露这场罪恶的人只是当地报社的两名小记者。
当时的唐冬梅30岁，徐宁只有26岁，他们都是徐州日报的记者，徐宁军方高层的家世背景使他有机缘接触到了徐州拐卖妇女特大案的第一手资料，唐冬梅的善良、睿智和记者的敏感，使她在这个题材里看到了一个新闻从业者实现社会担当的契机。面对那几大叠材料展示的重大社会议题，他们当然可以选择权衡利弊，装聋作哑，明哲保身，让那些浸透着血与泪的资料寂静无声地躺在资料库里蒙受尘埃。然而，责任感和担当使他们选择了发声，他们知道手里拿着的是一颗炸弹，抛出去会引起爆炸，造成伤害，甚至可能伤到自己，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做！
《黑色漩涡》的主要撰稿人唐冬梅在回忆文章里写到：“我用了三天三夜时间，是泪水伴随着笔墨完成这篇两万六千多字的文稿。完成后，仿佛从地狱里返回，整个人都变得恍惚起来。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了一场。我被重重的的罪而伤，被那一百多名被拐卖到此地的姐妹们的哀伤而伤！”
我被冬梅姐的文字深深感动。称呼她姐，是因为34年前，她曾像姐一样关照过我，虽然那次我是代表编辑部领导，在他们遭受徐州市委打压的情况下去看望他们，给他们送去支持和安慰，但那时我自己也只是一个23岁的毛丫头，仅仅在一年前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雨花》杂志任编辑，那是我第一次单独一人前往徐州出差，领导信任我，派我去完成重任，而我也向来胆子大，到哪里都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但不知是不是因为写了那篇报告文学之后的心有余悸，冬梅不让我一个人住宾馆，要我住在她家里。我要说的是，我和她以前并不相识，第一次见面，她就像关心自己的妹妹一样关心我，这份情意没齿难忘。
冬梅的家朴素温馨，有一个沉默寡言却看起来很有男子气的丈夫，还有一个年仅三岁清秀可爱的儿子。住在她家里的两天，听她谈写作的经过，谈由此而来的各方压力，谈她下一步的打算，深深感觉到她是一个认知清醒、意志坚定的人，她有着极其善良的心肠，又有着大无畏的勇气，作为一个年轻女子，她的优秀品格是超群的。我还隐约感觉到一点，女人的勇气往往来自心灵深处的坦然和笃定，而心灵深处的安稳，又来自爱情力量的传递——她的丈夫是她坚强的后盾。
也是在她家里认识了徐宁，年纪轻轻却留了一大把胡子，潇洒的“美髯公”形象凸显他的艺术气质，后来知道他真是一位画家。本来那天他俩要陪我去徐州郊区游玩，可冬梅的孩子发烧生病脱不开身，就由徐宁陪我去。当时去了哪里我现在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是一片荒郊野外，有墓冢有松林，那时候不像现在，到处都开发成打卡的景点，其实不必过度开发，那份远离市区的清新自然，即便多年以后的今天，仍然在脑海里记忆犹新。那次印象深的除了徐州郊区的风景，还有来回的公交车上：没有空座位，我们凭着年轻人旺盛的精力，吊着膀子对面站着聊天，人很多，路很长，一路聊了多少话题无从想起，脑海里只有那辆陈旧的老式公交车，在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上不停地颠簸。
那以后很快就进入了1989年，又很快进入了那一年的夏天，那年夏天发生的事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我于1990年初离开《雨花》杂志社去了美国，冬梅终于无法在受限与窒息中继续呆在徐州日报而去了深圳，徐宁也随后跟着父亲迁往上海。在我们三个分别走散之前，还是有过一点短暂的交集，我曾第二次去过徐州，还是住在冬梅的家里，她的家依然温馨，她的丈夫依然沉默寡言，她的孩子却明显比第一次看到时长大了不少。徐宁也来南京看过我一次，那次来的时候，长须飘飘的美髯已经减掉，在《雨花》杂志社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坐了一下午，他拿起桌上的一本笔记本，翻开一页，用钢笔画了一张我的肖像，落款没有署名，只写着“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速写于金陵”。
我常常感谢上帝，总在我忧伤郁闷的时候，送来天使的佳音。这段时间，“铁链女”事件带来的心灵冲击无以复加，34年前被揭开的罪恶不但没有消失，还变本加厉！正在我陷入情绪低落中难以自拔的时候，冬梅姐的出现带给我寒冷中的温暖。我通过“冰雪不聪明”公众号主加了冬梅的微信，畅聊中知道她已退休，也终于远离了那片带给她痛苦的土地。更让我开心的是，她也信了基督，成为我在主里的姐妹。三十多年过去了，她当年不惜代价的抗争，并没有改变那块土地上可怜女性的命运，但她问心无愧了，她所做的一切都将在主那里得到纪念。
她说：“真没想到，这件事让你从茫茫人海中冒了出来，我希望哪天徐宁也会从哪里冒出来。”是的，我相信一切都在主的手中，希望徐宁也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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