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地缘性、历史终结与大空间

 Original 牲命记 历史与秩序 2022-03-28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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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位俄国地缘政治学者杜金，忽然间刷屏，论者目为“克里姆林宫的帝王师”，或是“普京的大脑”。事实是否如此，外界不得而知。

杜金大幅继承海德格尔和施米特的思想资源，诉诸于传统主义，大空间论，专注于反现代性、反理性、反单极化的思想生产。在其代表著《第四政治理论》，批判了20世纪所盛行的三大主流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但是作为噱头的“第四政治理论”的篇幅，只是寥寥数页，给人感觉似乎是一个俄国版的“通三统”（沙俄，苏联，当代俄国。）。

不过，我并不关心杜金具体的批评和伸张。杜金作为一个俄国政治思想家，和二十世纪的德国政治思想存在着明显的亲和性，这一现象背后是一种地缘空间关于知识生产的逻辑，这个值得讨论。

二

在人类的历史上，产生过不计其数的独立知识系统（通常我们称之为“文化”），这是基于各自特殊的交通、生态条件下，产生的结构性、系统性的效率规范（这里的“知识”并不涉及对错，比如说“地心说”也是一种知识。）。在近代之前，人类的技术条件并没有形成跨大区域的大规模交通联结，因此知识也是互相独立于区域性框架的，并且高度受制于生态性的限制（比如农耕和游牧，儒家学说就无法适应草原。）。

随着大西洋世界的崛起，开启全球性的扩展（一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近现代化”。），发端于大西洋体系的知识系统，也开始相伴扩展。全球体系的扩展过程中，通过暴力和交换，重置了过去的全球各大区域空间，形成了“中心—边缘”的空间等级关系，取消或是贬值了各大区域空间中的传统知识（据说，杜金就拒斥物理学、化学这些全球性知识，他到是自觉的挺彻底。）。这种同质化的知识基础，是全球协作得以展开的基础条件。直到今天，人类的知识获得了空前的统一。

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逻辑，应该是遵照一个生物需求性的获利逻辑在生产和传播，即人类并不在乎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基于知识的获利效用而决定是否生产和接受。这也许是基于暴力压制，也许是基于交换效率。这种逻辑才是我们具身知识形成的驱动力。

三

作为冷战终结宣言的《历史的终结及其末人》，在风靡20多年后，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历史终结论”最终变成了一场惨不忍睹的学术群踩事件。

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历史终结论”是基于全球单极权力场的奠定所形成的。如果这一结构没有改变，人类的政治进程，自然会按照美国所设定的议程展开，历史也朝此目标终结，但随着中国的崛起，撬动了美国所主导的单极世界。权力场的演变，自然会造成之前权力场所形成的知识有效性贬值。

因此，今天的学者在群嘲“历史终结”盲目的普世终结论之余，转而会强调赞同亨廷顿当年“冲突论”的洞见，因为亨廷顿给予了各大文明的特殊性及其存在地位，也就是承认了多极化世界。

只不过在预设美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依然会是霸主的前提下，一些非中心区域的政治学者，往往会策略性的提出“大空间论”这一柔性抗争方案。因为“大空间”作为特殊论的前提，只是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但“大空间论”并不会给予所属空间势力范围内的弱小者以尊重。），而不是像冷战时期两种普世论之间的零和对抗。

四

“历史终结论”，作为一种知识方案，是基于政治哲学的演绎，在面对现实世界时，政治哲学其实更多的是作为权力体系的规范，而非实然解释，因此这种规范导向，决定了它就只是一种低维的知识生产，是无法涵盖人类的自然差异的。

海洋世界的全球性链接和崛起，是人类权力场的一大突变。“历史终结论”，就是建立在海洋世界权力压制大地世界权力这一现象的总结。海洋的几百年间的强势扩展，的确容易让人产生“乐观”、“进步”认知，但事实上，海洋作为交通介质，受制于获利的规模边际，受限于地理成本的桎梏，这决定了它的知识方案，存在效用边际。

欧亚大陆腹地，绝缘于低成本海洋运输。在生产上无法适应、被改造于大西洋中心政经体系。这和近代以来的西方，完全是两条道路。这在马克思这里就变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恩格斯对于俄国能否跨过卡夫丁峡谷是持悲观态度的。）。换言之，海洋世界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并不适用于欧亚腹地，若接受大西洋中心政经体系知识，则具体实践效用的往往是负值。从而欧亚大陆腹地是独立于“大西洋全球知识体系”中的例外，出现杜金这样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需要注意的是，两种空间知识的差异，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地理层面的划分，但也存在阶级、城乡分布的差异。）。

两种空间秩序的形成，其实存在两个核心要素，海洋世界的常量要素是时间，而在大地世界的常量要素是空间。因为海洋世界的空间是变动的，而大地世界是静止的（这样概括可能有些抽象，举个例子，见上图。给人的感觉，这个村落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还是这样，这个空间就是静止的。但是，在沿海的城市就不一样，可能今天通高铁，明天建高架，后天修机场。人们除了置身在一个现实空间外，还存在于一个共同拟构的未来时空间，人类的理性可以延展到这个拟构空间之中。有无这个空间，差异是很大的。比如说，杜金主张等级制，因为他所处的欧亚空间是低流动的，那么权力格局就不会发生变化，所以人家可以接受等级制。一个高流动的空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的是资源配置的机遇，谁愿意接受等级制？）。这种差异，自然造成了两种知识体系的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但它们在彼此的空间中，又都是自在自为自明自恰的。

五

如果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指海洋世界的历史终结论，其实大地世界也会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儒家主流就持有一种历史倒退论，而公羊学派则有三世说，还有五德终始说。）。比如说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是一再重复，那么在皇权制度下的臣民，不就是“末人”吗？当然，随着近代以来的全球空间剧变，中国的历史哲学又改变了，这是后话。

因此，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论”，解构性的表述，应该是海洋世界在占据全球支配地位后，以其空间形态涵化大地形态，以其秩序最终形态普遍替置于所有大地世界的最终形态。

不过，在现有的科技条件下，海陆的自然鸿沟依然是无法抹平的。“历史”即使“终结”，也只是局限于海洋世界的终结，大地世界因为地理的限制，无法被吸纳，也不甘于被支配。因此，海洋还会持续性的受到大地世界的挑战，而出现历史的“反复”。

杜金和施米特、海德格尔的知识亲缘性，都是基于一种空间对抗的知识生产。不过我对于大空间划分的大地政治本体论，并不以为然（这也不代表我会去尊重海洋世界的政治理论，因为它们都有特殊的空间载体。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人类还不能发展出有效的普世政治方案。），毕竟世界是变动的，大地世界试图降低信息流通，维持低位均衡状态的政治秩序，虽然很稳定，但扼制了创造性（只要强暴力存在，信息熵减，知识创造的路径是锁定的，人类什么想象力都废了。）。而海洋世界因为弱控制，允许一种高位均衡的政治秩序，因为需要满足高均衡的条件比较多，总是面临失序的风险。但时间一长，又会得益于信息的流动性和信息组合的开放性而率先完成技术突破，重新将人类拨回到到“历史终结论”的道路上（这未必是有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