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哲专访许成钢博士（1）：谈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困境
美国之音 金哲 华盛顿 -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许成钢1950年出生于中国，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多年来，他的学术性趣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制度问题，尤其是中国的问题。在许多人抱怨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次文革、大学教师人人自危不敢认真教学之际，许成钢认为，对有心上进的当今学子来说，他们的学习条件比他那一代人还是好多了。
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许成钢多年来任教于美国、英国、韩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问题成为他的日常功课。许成钢的研究常常得出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发现。
在中国的学校教学环境日渐恶化之际，在中国的新闻出版的禁锢越来越紧之际，经历过文革的许成钢认为，现在拥有好奇心并有心追求知识的年轻人仍是有充足的学习条件成为中国一流、世界一流的人才，而且现在的条件比文革时期好得太多。
以下是许成钢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摘要的第三部分。许博士表达的观点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劳动力比发达国家还贵
金哲问：您2017年在中国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劳动力比发达国家还贵：“贵得多，工人却没拿多少钱，成本是压在企业脑袋上，企业也没拿到，因此是国家拿走了。所以我们看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连续二十多年超过GDP增长率，如今仍然如此。所以政府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导致劳动者和企业承担了巨大的制度成本。”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在西方的政治学当中叫Kleptocracy，翻译成中文就是窃国政治体制。许教授说的这些很厉害的话能在中国公开发表究竟是因为这些话对中国当局没有什么损害，还是当今中国仍然有很多学术自由，言论自由？
许成钢答：我先解释一下你刚才引用的我的那些话的数据是从哪儿来的，因为为什么可以发表是跟我的数据从哪儿来有关系。
这个数据都是国际上相当权威的机构核算出来的，不是我说的。这些国际机构都是商业机构，这些机构的数据是中国的商业和跨国公司都要看的。它们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谈论中国的劳工成本的高和低是怎么核算的时候，他们的核算方式是按照你的产品来核算的。
比如说造一辆汽车，你用了多少人工。你的人工成本在汽车里占多少比例，是这么来的。比如说同样一辆汽车，人工成本在中国是多少，在日本是多少。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工很贵，但是他们就发现在中国人工成本反而更贵，比日本、比美国、比欧盟都贵。
这是什么道理呢？道理很多，其中包括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劳动生产率不意味着这个工人三下两下跟日本人一样几下就把活儿弄完了然后付了他很多钱。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劳动生产率很低是因为一件活弄了半天弄不好或者还要返工，这是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部分是和劳工相关的企业要承担的负担，那就各种费用，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劳工拿到手的收入只是劳工成本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小的部分。大部分成本是压在企业头上了，不是劳工拿到家里去的钱。
中国家庭收入占GDP比例全世界最低
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讲的实际上就是整体上来解释，我们必须要明白中国的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和它对应的像是一个镜子，镜子的另一面是中国政府的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为什么中国内需不足呢？原因是在这儿。
你刚才引用的就是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所说的。这些话之所以能公开发表，我想是因为我相当地客观和具有科学性，我的数据来源都是国际上权威的商业组织。而且，那些商业组织都是他们自己也要看的。但如果我把这个问题高度简化，变成一个很政治性的表达方式的话，那一定早就被禁了。
（我的那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发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中国也是个动态过程。也就是，说当年比起现在还是要宽松的，现在就越来越紧了。在越来越紧的情况下，原来可以表达的也慢慢不能表达了。
文革氛围重来 今天比那时如何
问：我这个星期刚刚采访了一位最近在中国大学任教五年的德国教授，她写文章说当今中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基本荡然无存，教授在学校内外的一言一行和教授的学术发表都受到严密的控制，教授不能好好教学。许教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在文革期间通过自学打下后来上大学和到哈佛深造的基础。请问许教授，你觉得今天中国青年人追求真学问的条件比你年轻时如何？换话说，你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能像您当年一样通过自学和非学校正规教育来追求真识而不是人云亦云？假如能，如何自学？
答：如果拿今天的学习条件和文革时期对比，哪个更恶劣？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简单——当然是文革时更恶劣。
因为文革的时候绝大部分该上学的年轻人都没学可上。大都在农村，一些在工场，一些在军队。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上学的，那个时候可以读到书也非常少。现在虽然情况比起几年前越来越不好，但是可以读到的书仍然是很多。
文革挡不住有志者上进
但把今天和那个时候对比，中间很可能有一个大的差别就是，当年由于文化革命的原因，在年轻人里有少数人对当时的党中央的宣传从内心深处产生了疑问，对这个制度产生了怀疑。当他们对那些宣传和制度产生深刻的怀疑的时候，他们是自己在寻找答案，在寻找出路，而不是单纯为了就业或读书。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探索就会走得远。这样的学习就自动来了一个问题：学习是为了什么？
如果学习就是为了升学，如果升学就是为了找工作，那么这个动力就相对比较机械，就很依赖于升学对他的要求是什么，找工作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但是如果人想要寻找的东西超过了这个，那么他就走得远了。所以为什么在文化革命期间人已经没地方读书了，没可能升学了，没可能靠学习才能找到工作。在那个情况下，还是有少数人能够学习而且走得很远，原因就是他们没打算用那个去升学，没打算用那个去找工作。他们只是为了或者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他觉得他有什么志向，有什么兴趣，是为了这些。这就使他能走得远。
其实在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早期，我们这一代人里产生了相当一些有创造力的人。表现得特别突出的在科学上要少一些，因为科学更难。更突出的是在艺术上，比如说中国最好的作曲家几乎都是集中出现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导演、演员。还有美术、绘画、雕塑等等，还有作家，写诗的，写小说的，一大群人产生在那个时候。奇怪和不奇怪都在这儿。他们不是为了升学，不是为了找工作，是为了自个儿的兴趣去专研的。我自己的体会就很深了。
好奇心决定你能走多远
说到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学习能不能走得远，应当这么说。虽然今天的学习条件比起几年前来是逐渐变得不太好，但如果人有好奇心（好奇心非常非常重要，你要不好奇那就没有可能了）如果人有好奇心，有探索的欲望，探索任何东西都行，无论你探索什么都行。有探索的欲望，有好奇心，在今天其实仍然还是有很好的机会。
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三年以前有研究政治学的同事在北大清华做了个试验。这个试验就是发给北大清华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给他们免费的（可以突破信息封锁的软件）VPN，然后记录给他们免费的VPN几十天之后看他们做了什么。
让他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大多数北大清华的学生没有使用VPN做任何有意思的事。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发现，让他们很吃惊。
因为给了他们VPN就意味着，他们从原来网络有阻碍变成可以跨过阻碍去了解他们本来不太容易了解的世界。但是他们没兴趣了解，有了这个工具他们也没兴趣。不是说所有人，而是多数人。
很不幸就是说这多数人不幸，少数人可以很有成就。也就是说，今天的少数的人有兴趣，有好奇心，愿意探索的人比我们当年文化革命时候的人条件要好得太多太多，要容易得太多。只要你愿意干，机会还是很多。就是怕你自己没有兴趣，不愿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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