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7期）
近年来我国新生代性比失衡日益引起人们的忧虑。这种失衡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今后社会中婚配，是一个备受关注且紧迫重大的事情。而目前舆论界的关注似乎集中在性比上。而性别是在与其他因素的结合中对婚配发生影响的。换言之，要考察未来社会中婚配失调与否，必须将性比同其他两个因素一总考虑。
八十年代初期，北京出现了很多大龄女子找不到配偶的现象，笔者对此曾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性别比、男女初婚年龄差、人口增减势态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了一个地区婚配中男女数量的平衡与否。在同龄男女青年数量基本平衡的前提下，如果不存在初婚年龄差，那么无论人口发展出现怎样的波动，都不会导致男女婚配人数的不平衡（见图一）。如果人口发展保持平衡，不存在激增锐减的现象，那么即使男子初婚年龄大于女子，也不会造成男女婚配人数的不平衡（见图二）。但如果人口发展出现激增或锐减的势态，而男女青年又不是同龄结婚，就将造成婚配中男女比例的失调。在同龄男女人数基本平衡，婚配中男子年龄大于女子的情况下（现实中平均大约相差2岁），人口如果是增长趋势，就必将造成女子在婚配中过剩（见图三）；人口如果是下降趋势，就必将是男子在婚配中过剩（见图四）。”（《人口研究》，1983年第五期）
在笔者写下上述文字的时候（1983年），北京市的男女性比大致正常，1945—1954年出生的在京人口每年的性比分别在101—109之间。普遍认为102—107是自然的性比状态。因此笔者的上述解释几乎没有谈到性比。也就是说，笔者认为，即使男性高出6—7个百分点（即性别为106—107），在图一和图二所示的情形下，男女婚配人数仍属大致平衡。保持这个性比，如果人口呈微微增长的势态，婚龄男女的数量更趋接近，原因是婚龄差发生了作用；而如果人口增长势头过猛，则女子过剩。八十年代北京呈现的大龄女青年过剩正是此种原因造成的，这是五十年代生育高潮导致的人口金字塔所使然。
如果性比正常，人口呈减少趋势，则婚龄男子过剩一些。如果性比中男子超出，人口又呈减少趋势，婚配中男子将严重过剩。不幸的是，中国人口目前遭遇的正是这两个因素——男子性比超出和人口锐减趋势撞在一起，因此大约十二年后婚配的严重失调将会发生。因为多数人只看到了性比，没看到人口锐减的因素，因此他们即使看到，也还是低估了即将发生的婚配失调的严重性。
1976年—2004年出生的，即今天2岁到30岁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如下：
（上表中1976—2000年出生人口数字来自《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2001—2004年的人口数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4》）
同以上数字对应的人口金字塔如图5：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1988年是一个转折点，从那年开始中国新生人口的性别背离了常态。1997年新生人口的性比高达120，2003年的性比高达126。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到，加入了初婚年龄差的因素后，就人口出生年来说，1989年是个转折点。此前，一方面是性比呈常态，另一方面人口呈微弱增长趋势，这两个因素加上初婚龄差，决定了1976—1988年出生的人口在目前和未来——他们择偶时间大约是1998年到2016年——的婚配中男女数量大致平衡。这十三年出生的人口在未来的婚配中，平均每年男性适龄者超出女性不足十万人，不足1%，相当均衡。
1989年后，一方面性比不正常，另一方面新生人口呈下降趋势，即所谓“倒金字塔”形状，它们同初婚年龄辐辏在一起，将导致未来婚配中男性大大超出。假设男女择偶的社会高峰期在男28岁女26岁之前，那么1989年出生的男子和1991年出生的女子的择偶高峰在2017年之前。但是男性在婚配中多余的成员不会马上感到压力，因为他们还可以向1992年以后出生的女青年中寻找。这种“下寻”必然挤压下面几个年龄段中男性择偶的机会，增加其难度。如此“下寻”积累四年，到2020年，婚配中男性数量的过剩将从潜在和模糊走向表面和明朗。以男女初婚年龄2岁为前提作简单的计算，1989年—2002年出生的男子在未来的婚配中将过剩3200余万人，超过该年龄段男子的1/4。
男性过剩的程度在城乡有所不同。《中国人口年鉴2004年》显示了城、镇、乡新生人口的性比：
城市 镇 乡村
0— 4岁 111.77 117.47 125.51
5— 9岁 115.48 119.78 120.98
10—14岁 107.46 112.83 112.63
15—19岁 102.10 114.24 112.90
从上可以看出，农村的过剩更加严重。根据我们远不充分的调查，我国现阶段城乡不同户籍人口之间的通婚并不普及。因此在婚配问题上，城乡人口不可混同为一个整体看待。城市人口因收入和职业等方面导致的择偶中的优势，当男性过剩时可能吸纳部分乡镇适龄女性。如是，男性过剩的问题在乡镇就会更加严峻。
有些人口研究者认为，新生代中男性大量超出与统计上的误差有关，这误差是因为农村中不乏隐瞒女婴以求再育男婴的行为。因为事关重大，有关部门应该抽样调查上述情况，以搞清性比的真实情况和严重程度。在权威性的再调查没有进行的情况下，我们判断，统计的误差大约只能降低，不能改变男多于女的事实。
不错，历史上适婚年龄段男性超出的情形发生过。但今非昔比。全球个性解放的思潮导致人们在个人利益上高度觉醒。因此历史上可以在较少动荡中渡过的难关在今天未必。面对这样的关乎基本欲望的巨大落差，期望少数人想出一条妙计便能化解是荒诞的。当危机来临时亿万民众必会调动他们的全部智慧，穷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那些以常规眼光看极不合理的非常手段，去应对和博弈。所谓智者也不过是对未来婚配博弈中可能使用的办法作出一点预判，提醒社会管理者，当这些现象真的发生时，思想上有所准备，能以恰当的政策应对。
人口的国际输出与输入很可能将扩大规模。这些年民间在运作劳动力输出上已经小有气候。照理说，不管何种手段能出去的都不是最弱者，他们在国内择偶竞争中未必不能成功。但是未来仍有可能有相当规模的男性，目的明确地为了择偶而出国打工。这多半是家庭内的选择所导致的，家里有几个兄弟，只好将比较活跃乃至能干的送出去，缓和一个家庭中多个兄弟们择偶的压力。输入女性毫无疑问对国家不利，它将从根本上破坏我们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但是非法输入女性也可能会发生，因为我们周边有些国家的经济状况还不如我们。
男性适龄青年过剩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印度甚至先我们而遭遇了这一问题。其当事者们在困境和无奈中选择了一种“换婚”的策略，即某家庭出嫁一个姑娘的条件是男方家庭要有一个姑娘回嫁给新娘的某个单身兄弟。可信这种策略在未来中国农村也会发生。它其实包含一种积极的意义：以最荒诞的方式帮助人们理解生女不比生男差，平衡才是大道理。我以为，我国人口政策的反省与调整应该同步开始。平衡在最小的单元——家庭中实现，不是坏事，即一个家庭生一对男女。技术的进步一旦问世就覆水难收。既然人们越来越洞悉生育中性别选择的秘诀，且那方法越来越廉价和普及，杜绝就几乎不可能了。让失衡教训人们，让平衡与每个家庭的利益相关，很可能是我们将走过的一段道路。不要经历了艰辛，却没有收获。
同性恋者有权利结婚是国外的激进思潮之一。与国际接轨导致了我们不再严酷制裁同性恋者，虽然此种行为的合法化在我国还没有完成。我以为同性恋不失为解决男性过剩的一种手段。同性恋是进化论生物学思想面临的几大难题之一。进化论认为，没有用途的身体部件和性能将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被淘汰。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不生育或少生育，为什么这种倾向没有在漫长的自然选择中被淘汰呢？我在近日阅读灵长类动物生活习性的有关文献时对这一问题有了心得。灵长类动物大多都有同性恋和性自娱行为。68种灵长类动物中仅有11种实行一夫一妻制（人类是大部分一夫一妻制，小部分多偶制），23种实行多偶制，34种实行群婚制，群婚中性资源的享受当然是不平等的，强者的机会更多。学者们观察到在野生狒狒的群体中，小狒狒在染指不到异性时大多发生同性恋，一旦能够得到异性马上就转变为异性恋。由此可以判断，同性恋是具有生存优势的。在多偶制乃至群婚制的群体中，很多雄性长期得不到异性，如果没有同性恋作替代，一方面内部的冲突将趋于白热化，另一方面雄性中的弱者的性能力将弱化（它们还将在郁闷中变态），而那又将导致该群体中的首领及其他少数强悍的雄性没有了替补和候选，那将是物种的灾难。进化没有淘汰这种品性，在于它有功能，可以帮助灵长类动物协调性资源，缓冲性压抑。美国性学家金赛认为，同性恋倾向绝非不正常、病态，绝非不道德，甚至不是选择，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他认为，相当多的人有同性恋的倾向，在美国三分之一的男性青春期后至少有过一次同性交往达到高潮的经验，8%的男性一生中曾有一段至少三年的仅仅与同性性伙伴来往经历。他还说，62—79% 的自称同性恋的男性，和74—81% 的自称同性恋的女性，有过异性性行为的经验。可见同性恋群体中的多数具有双性恋倾向，而有双性恋倾向但在现实中未表现出同性恋的显然要高于现实中的同性恋者，金赛甚至认为有双性恋倾向的人口高过异性恋倾向的人口。不错，女性也不乏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但与男性相比比例小些。且当女性短缺时，追求者的热情、社会的压力，都会极大地压缩专事同性恋的女性群体。也就是说，将同性恋合法化，将是未来可望应对男性过剩的手段之一。
婚配人数极大失调时，社会早已存在的性产业有可能增长。现在光顾性服务的多是富贵者和权势者，那时众多弱者的需求有可能拉动服务于底层的性产业。而另一方面，择偶市场上女性的短缺会不会导致色情业中就业者的紧张，都是殊难预料的。但几种可能性应该及早地在学者和管理者的头脑中思考和权衡。
以往的大量调查显示，男性已婚青年的犯罪率大大低于男性未婚青年。提供更多释放精力的渠道，是社会必须及早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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