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中國底層解體（附：《系统之恶：评小花梅案》）

【按：「拐賣人口」在中國浮出地表，令出生或成長於「歲月靜好」中的幾代青年「跌破眼鏡」，他們見過「盛世」種種，可能窮過但沒餓過，可能受過欺負但沒見過「專政」；昨天我路過一下Clubhouse聽一個房間在談鎖鏈女，有個女孩說那不是制度問題，叫我「跌破眼鏡」了。鎖鏈女細節其實是中國的一個社會尺度，解讀不了它才是今天的要害。我猶記阎连科2015年的一句話：「农村就像一个开满鲜花的垃圾场」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51011/tc11yanlianke/...

我頗能領會，因為我有四十年前的經驗，它成為我的《屠龍年代》的一節『豫南：中國當代史』。】

在豫南這塊土地上，輪番、交替出現的，是社會須臾間局部解體、文明消亡、禽獸奔突的狀態，當作何解？

第一、彩排了毛式"烏托邦"全劇終場的結局。

北京有個毛澤東，河南有個吳芝圃，則信陽便出了一個路憲文。信陽是河南最靠南的一個專區，人口一千萬，在大躍進中很出風頭，有兩件事是載入史冊的：一件是遂平縣的碴牙山衛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成為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全國紛紛朝聖取經；另一件事是西平縣和平社宣布小麥畝產達7320斤，這是大躍進中放出的最大一個衛星。至今凡談及中國大躍進的荒唐，不可不舉此兩例。

當時的信陽地委書記叫路憲文，是一個大躍進的極端激進派。信陽產生上述兩個出風頭的全國典型，是他的激進政策的結果，反過來又成為他的政治資本，"廬山會議"以後他就愈加瘋狂，據後來中央工作組關於路憲文所犯罪行的報告稱，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獄中；拘留一萬多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打人最嚴重的光山縣，公社一級的幹部親自主持和動手打過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鬥山公社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自拷打農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一個農民，是被他吊起來活活燒死的，當地稱為"點天燈"。河南省委檢討中也不得不稱信陽"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個謎。今天人們所說的一百多萬這個數字，最早出處在中央工作組組長陶鑄1961年4月間的一個講話中，他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從中央工作組的檔案里，我們只能看到兩個驚心動魄的數字：一是表面統計餓死十萬人的息縣，竟有639個自然村幾乎無人幸存，永遠從地圖抹去了；二是僅據潢川、光山、息縣三個縣的統計，家庭成人死絕而剩下來的孤兒，竟有一萬兩千人之多。

信陽提供了一個模型：毛澤東的大躍進如果不在一九六〇春天剎車的話，那麽不止河南，而是全中國都將出現"信陽模式"，則這場大饑荒將會餓死的人，就遠遠不止楊繼繩給出的"三千六百萬"這個數字，而注定會死上億人！

第二、幹部豺狼化、社會羔羊化、人倫底線洞穿。

信陽成鬼域世界的兩大特色，一是幹部打人成風，二是民眾吃屍體成風。幹部兇狠，乃上行下效，五七年夏在毛澤東批判鄧子恢右傾路線的誘發下，河南省長吳芝圃，悍然拿省委第一書記潘覆生開刀，在全省批他的右傾路線。省長敢鬥省委書記，下面各級班子大抓"小潘覆生"，鬥得更兇。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在廬山會議之後，帶頭批鬥另一位縣委書記張福洪，並親自動手毆打，以作示範，張福洪每次都被眾人揪住頭發毒打，有一次竟將大半頭皮連頭發撕下，頭部傷口感染，不幾天便在拘禁因破傷風而死。縣、社、隊各級幹部反"瞞產"中，對農民不惜活埋、點天燈；挨村搶光糧食後，眼看著人口死絕而不發一粒糧食；後來甚至發展到餓死人可賣屍體給醫院造標本，便推動"賣屍項目"；強迫化肥廠用餓死小孩屍體煉化肥。

我早在"文革"中就聽說信陽大饑荒慘烈到"人相食"的程度，不敢相信。後來看到信陽事件的檔案里，果然有這樣的記載。在路憲文罪行材料中，提到當時公安局以"破壞屍體"的罪名，逮捕了數百人，這些人是把埋掉的屍體，挖出來吃。當時人們不僅吃別人的屍體，也吃自己家里人的屍體，甚至孩子死了，也拿去換別人家的死孩子吃，真正是歷史上"易子相食"的重演。檔案中記載，當時大批大批的人餓死，埋都埋不及，起先各個村里的隊長，還組織民兵挖一條大溝，把各家各戶的死人擡到溝里，碼一層屍體，撒一層石灰，怕瘟疫流行。後來，活著的人都餓得不能動了，家里死了人，屍體就擺在那里。活著的人就靠吃屍體延續生命，真正成了鬼域世界。

信陽西部和南部為桐柏山、大別山，自古民風強悍，習於揭竿而起，近在三十年代，曾是張國燾、李先念割據的紅軍根據地，卻在五十年代陷入如此酷烈的境地，而民眾馴服如羔羊，任憑宰割，底蘊何在，是一個很好的政治學題目。

第三、中央災難性決策的終端放大，且屢試屢爽。

毛澤東的"大躍進"狂熱，導致大饑荒；蘇聯式治水模式"水庫大壩"狂熱，導致大水災；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盲目性，導致大血疫。這三項中央的災難性決策，在豫南一隅，皆被放大，一直荒謬到盡頭。如此反覆試煉，又無論多麽慘烈的後果，都不能絲毫啟動這個社會的糾錯機制，因此豫南勢必難逃下一輪災難的降臨，是肯定的。

災難性決策底下，法度、倫理均消失，社會倒退至前文明狀態。黨的幹部在大饑荒中的殘忍，已如前所述；盡管"信陽事件"敗露後，北京逮捕了那里上萬名基層幹部，但這並不妨礙"七五八"大水災後，他們照樣浮誇、貪污，把農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飯。到了"經濟改革"的九十年代，河南地方各級政府可以把組織農民賣血，當成"第三產業"，竟聲稱"河南有將近一個億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如果在將近一億人中有百分之一的人賣血，一年就可以有幾億元的利潤"，因此各級政府都辦血站；終於釀成艾滋病的血液傳播災難後，他們又開動宣傳機器大造輿論，謊稱艾滋病的傳染渠道是性病，將責任推給受害者。輪番的人禍爆發，都是制度性根源，卻莫可奈何。

從歷史或社會學的角度看，五十年代還飆過一場"共產主義"大躍進狂熱，到八十年代便可以再飆一場資本原始積累的另一類血腥狂熱，幾乎不出一個世代的時間長度，在我的年齡段上，就是從少年到中年而已，如此翻江倒海的激進的社會折騰，我們看不到什麽過渡，而社會、人文、民眾心理所支付的巨大代價，從未被統治者計算過，這是一個何等可怕的國度！

——作者脸书

附：

系统之恶：评小花梅案

作者：谢燕益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20220214

从徐州八孩女、狗链女到小花梅成为网络热搜词，徐州方面先后四次发布通报不仅未能平息人们的质疑，再一次凸显了公权失丧公信力的窘境。民间更有对官方处理固定套路的置喙：比如舆论带风向把众怒引向人贩子、截断所有维权进路宣布受害人父母双亡后对其进行精神病隔离治疗并对施害嫌疑者董某立案采取强制措施进行人身控制。毋庸讳言，从事件的发展来看一切尽在官方掌控之中，持续发酵不仅无碍大局，相反在一个多事之秋动荡不迭的当下，客观上未尝不可达成聚焦个案减压全局稳控社会的收效。无论最终对当事人严刑峻法还是再祭出个别基层替罪羊均是低成本可控的。

抛开个案表层，除了众所诟病的地方权力长期尸位素餐渎职失职包庇掩盖拐卖人口所造成的一系列恶果，更应看到在这背后的系统之恶。

买卖人口的根源在于底层无论物质还是精神的绝对匮乏。对于卖方而言，拐卖人口无论妇女还是儿童均是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的"营生"。一般拐卖人口均需跨省异地进行以达成有效交易，比如有大量西南边远地区妇女儿童被转卖至沿海地区。反之，对于买方而言，不单要跨地买卖而且还要承担交易风险对收买对象实施严格看管及暴力驯化。买卖双方均承担不可预见的法律风险。试想，但凡物质精神无匮乏者，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谁愿意铤而走险买卖婚姻、买卖人口？娶妻可以你情我愿，无后可以合法收养。小花梅一案，不仅小花梅是受害者，董某及其子女何尝不是受害者？

拐卖人口的普遍发生屡禁不绝，根本在于公权力及社会资源垄断、社会服务异化成社会管制。具而言之，由于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教育等基本权利的丧失或虚化导致底层物质精神陷于绝对匮乏之中。正常的性需求、家庭、生儿育女成为奢侈品。更有甚者，由于权力结构问题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在各层级地方权力及基层公权力运行主导下，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救济等基本民生条件不仅很难造福一方，反而异化成为进一步收割韭菜的工具，加之户籍制度、计生政策等管制措施的实行，愈加增大了底层的困境民生成本。

站在基层财政、资源现实的立场，依靠计生罚款、上户口、扫黄打非等等各种手段，依靠合法伤害权，来解决地方尤其是基层财政以及满足既得利益似乎也尚存情有可原之处。万事不如吃饭财政，大家都要活下去。由于日积月累的社会问题，中央和地方当局未必不比外界更清楚危机之重重，便需进一步的加强控制。这就势必进一步增加了基层管控社会的经济负担和压力，无米之炊难以为继。反过来，管控和收割日甚一日，窒息了民生民权的出路，导致底层资源愈加稀薄生存状态不断恶化愈加艰困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不惟拐卖人口，黄赌毒的蔓延泛滥以及社会各种黑色灰色产业的滋生莫不因此产生。

小花梅身上的枷锁无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枷锁整个社会的枷锁。小花梅出路何在？拷问我们每一个人。

解除这一枷锁正在于革除弊政，即逐步改变大一统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思维模式，建立权责相对应的权力运行机制，资源及财政有效直达基层终端。比如在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社会自助等方面革除公权力垄断、社会资源垄断方面的弊端。改变只有权力没有责任、只有责任没有权力的局面，改变既垄断资源还不做事，既不做事还不让别人做事的局面。以真正实现如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资源充分兜底，建立牢靠的社会保障底线降低民生成本，正用和善用现代科技手段，充分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从管控、维稳方面转为社会保障、人道救助、资源共享、查缺补漏之效用，补足最短的木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