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明是台湾独立运动流派中的台独左派代表人物之一，其《台湾人四百年史》影响了很多台湾独派。然而，在我看来，独派与左派这两个理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左派倾向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和去民族国家化，对独派将造成巨大伤害。这也是我对史明的评价远不如彭明敏的根本原因。
史明是台湾独派中跟共产党渊源最深者之一，他在中日战争期间从日本潜入中国，在沦陷区担任中共地下情报员，后来又进入解放区，目睹了中共的种种暴政而决定脱离中共。但是，他只是反对中共却并未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原教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错的，错的是中共。换言之，"经"是没有错的，只是被"和尚"念歪了。史明口述史之第一卷《穿越红潮》讲述史明留学日本，接触左翼思潮和进入中国参与中共革命的那段经历——贼船很容易上去，但想下船就难于上青天，史明真的穿越了红潮吗？
一九三零年代，史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那时日本学界流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史明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参加左派的秘密读书会。读书会的一名带领人，是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沈姓中国同学。中共在尚未赢得政权时就已派人渗透亚洲各国，包括作为敌国的日本。在这名沈姓同学的安排下，史明赴中国参与反日活动。那时，史明的父亲到战乱的中国火中取栗，出任汪精卫政府官员。史明俨然是一名"官二代"，正好以此掩护其作为中共地下情报员的真实身份。
中共通过特殊管道，将史明安排在汪精卫政权江苏省政府底下担任经济科科员，用那份薪水做日常生活费。若要从苏州到上海刺探情报，买车票或住宿等开销，中共会另外再给他工作费——可见中共很舍得在情报工作上花钱。史明对比了在上海沦陷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之后发现：国民党的情报系统很空虚，每次被破获时总是被一网打尽；中共的特务系统比较严密，比较不会被抓——首先，他们大多用钱来买情报，不抛头露面；其次，他们都是单线领导，一人被抓不会连累整个组织；第三，他们比较不会为了钱而出卖同志。史明由此得出结论，战后共产党必定得势。
那时，中共为史明安排了一名年轻女子，他们假扮夫妻，便于互相掩护。这个名叫阿云的乡下女子，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与史明同居，帮他打理日常生活的一切，洗衣、做饭，任劳任怨——当然也充当性奴隶。史明说："阿云是中共为了让我在工作上方便而派给我的，所以即便跟她发生了关系，也不一定要和她结婚，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作。"战后，上级调史明去北京，他就跟阿云分开了。在革命的"大义"和组织的利益面前，阿云这个农家女子的自由与尊严卑贱如尘埃。史明玩弄且抛弃阿云，心中并无愧疚，以革命为藉口，显得理直气壮。
在此期间，史明决定去做结扎手术，因为他不想让阿云怀孕，不想有孩子，不想让婚姻和孩子干扰革命事业。对此，他的解释是："知识分子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总是不论好坏都要将它合理化，而我的性格又是想到什么事情就去做，再加上少年时我很容易被热情跟正义感感染。"他到上海找了一家医院，日本医生不肯做，问他说："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要结扎？"直到他第四次去，医生不厌其烦，才勉强同意给他动了手术。革命的魔力、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魔力多么可怕，可以让一个人兴高采烈地去做绝育手术，永久消除自己的生殖能力！
深受纳粹之苦的德国知识分子发现了浪漫主义与极权主义之关联。德国是浪漫主义的发源地，也是纳粹主义的发源地，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指出，德国的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时对纳粹政权小心翼翼地采取赞同态度，认为其将带领德国获得民族的解放与自由，"由于恶魔诡计，至善变成至恶"。作家费尔迪南德·里昂在《浪漫主义作为德国的命运》一书中也指出，浪漫主义与普鲁士军国主义之间有深刻联系，最终导致了政治的灾难。德国思想史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在《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一书中指出，浪漫喜欢走极端，但一种理性的政治喜欢妥协。浪漫主义属于一种鲜活的文化，但浪漫主义的政治是危险的。
中共办的不是学校，而是洗脑营
战争结束后，中国并未赢得和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失去日本这个敌人之后，立即剑拔弩张。这时，中共命令史明到北京，随身携带三个高级皮箱，箱子装满吗啡和鸦片，让他到约定的地方，交给晋冀鲁豫军区的关系人。
在革命这个崇高的名义之下，一切的恶都成了小恶，史明不觉得自己是在充当鸦片贩子，而认定自己是革命的螺丝钉。他完成这个任务之后，要求去解放区。大概那时中共需要像他这样的会说日语的人才，于是就安排他与日本情人平贺一起上路。
在进去解放区之前，史明以为社会主义应该是让被压迫的人得到解放、自由。然而，一到张家口，却像是软禁一般地被关在招待所，这让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提防心理。
经过了一番审查之后，史明被安排在联合大学学习。联合大学一共一千多人，十多人一班，一起吃住。每天早上看《解放日报》，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午饭及午休后，各自写自传，写完后由老干部担任的班长带领大家一起讨论、检讨或开会，即共产党所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严肃而压迫。中共窃取大学之名，一般人懵懂无知，史明是其中少数在外国大学读过书的人，自然感觉到这里的状况跟一般的大学大不相同。
解放区表面上宣扬平等，却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当时，一般人都吃大锅饭，吃小米配豆腐白菜汤。史明患有痔疮，作家丁玲等从延安来的高级干部知道之后，就请他过去吃"小灶"，也就是史明眼中的"功夫菜"——由专业的厨师单独做的好菜。
史明进而发现，党员与非党员的待遇有天壤之别：第一，非党员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也不能提出意见；第二，组织对待非党员的态度很差，就是医生治病，对两种身份的病人也有明显的差别。
这种腐败和等级制度，到延安的评论家和翻译家王实味就意识到并提出公开的批评，最终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王实味批评延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一片升平气象，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王实味的立足点不是政治，而是人性。
作家萧军在《延安日记》中对中共的统治模式做出深刻批判，作为一名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的文艺青年，萧军对延安的专制体制感到格格不入。他写道，"党人"大多怯于"坚持真理"、不能"实事求是"。在肃杀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了解脱困境，他们的"自我批判"不遗余力；一经胁迫即胡供乱咬、诬陷同志朋友，搅得气更浊、水更混。萧军感叹说："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的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对它蔑视的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因轻贱蔑视了它本身！……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份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份子党员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时，它们一定要显露出来。"
萧军的这本日记，七十多年后才得以在香港出版。如果当时这本日记能在国统区出版并广为流传，会不会提前打破那些"进步青年"对中共的幻想呢？
中共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杀人哲学
带领学员们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是那些大字不识的"老革命"，对于史明这个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史明在日本就读过不少辩证法、唯物史观方面的原典，他发现仅就马克思主义而言，中国理论的水准比日本差很多。
毛的那些理论，说到底不过是庸俗的实用主义，并不符合马列的原教旨主义。所以，中共建政之后向苏联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不是军事和经济援助，而是请求派遣一位精通马列主义的学者来中国当大使，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也就是用马列主义包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很害怕他的文集中出现违背马列主义原则的错误，以至于在共产主义阵营闹出笑话来。
在联合大学受训期间，史明与平贺分别被编入男队和女队，不能在一起生活。这种管制模式如同太平天国的男女分居，而领导人是不受此限制的。史明不敢跟平贺说心里话，"我怕如果我跟她说了什么，害她被抓去逼供、要求坦白的话，两个人都会没命。共产党常常让一个人坐在人群当中，用群众的压力威吓你、要你坦白，如果不是很稳重的人，很容易被唬住"。他发现，解放区的气氛就是让你心里有想法也不敢说出来，让你必须不时伪装自己。
在解放区，除了日本战俘，很少有自愿参加中共革命的日本人。平贺虽然在史明的影响下向往共产主义，但在解放区却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直到逃出中国后，平贺才如释重负地对史明说："那边不是人住的世界！"平贺是日本人，虽然日本人也会把人吊起来打，但是像中共那种头下脚上凌虐的方式，还是令她不能接受，觉得这不是人做得出来的事。
中共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不是其一统天下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它仅仅是一个割据政权的时候就大规模实行。即便在国共鏖战期间，中共也没有停止过。战争期间，史明随同共军在华北各省四处转移，一路发现中共的暴行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共军所到之处，劫掠村庄的粮草，几乎是颗粒不留。
随着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起进攻，史明随军辗转周旋。有一次，行军途中，史明去一口古井汲水时，惊见一个人的尸体在里面载浮载沉。捞起来以后，他发现死者是昨日跟他谈过话的当地村庄的一名年轻人。此人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批斗，走投无路，遂投井自尽。
在路上，史明看到很多"人民裁判"时被打死的地主，或者是他们被冻死、饿死的家族亲戚东倒西歪地死在路边。他从中共文件中看到，要求每一个村庄都要进行流血斗争，把地主杀掉，地主的人数大约是每个村庄人口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八，平均百分之五。当时，华北总人口两亿，换算起来等于杀了一千万人，如果再加上家属、子女等，那就更多了。他在村庄的批斗会上看到，中共干部刻意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一般不亲手杀人，而是让贫下中农杀地主富农，如果不杀人，你就是反革命，等待你的就是被杀的命运。如此，那些被迫杀人者就等于向中共缴纳了投名状，再也没有回头路了，死心塌地为中共而战。这就是中共能得人心和得天下的秘诀之一。
史明不能接受中共的斗争哲学和杀人哲学，他开始寻找脱离中共、逃离中国的方法。不过，他只是反对中共的具体政策，而并未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史明的这种思维方式，很像上世纪八零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期间，一些党内开明派学者竭力挖掘的"青年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企图在不整体性地放弃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用马克思主义中的"健康成分"，来对后来走向极权暴政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提出有限的批判与反省，即所谓的"扛着红旗反红旗"。但这种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根子上就是溃烂的、邪恶的，溃败之根必然结出"恶之花"。
在解放军中筹建"台湾队"，居然是台湾意识觉醒的契机
正是在这段时期，史明的台湾意识被一个意外事件再度唤醒。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占领台湾后，在新竹、嘉义、台东等地征召台湾子弟当兵，总共募集一万多人，新编成七十军。一九四六年底，七十军被派到黄河沿岸参与国共内战，多数被中共俘虏。当时，台湾的年轻人多有受过日本的军事训练，开枪等行动都很敏捷。于是，中共便命令他们改穿解放军军服，倒过头去与国民党的部队打仗。
史明从《解放日报》得知，台湾兵作战勇敢，台湾子弟每次冲锋都有五、六百人阵亡。他对此感到很悲伤："台湾人一下子被当成蒋军，一下子又变成毛军，任人摆佈，何其凄惨。"他的台湾意识，因此再度燃起。
不过，那时史明并不知道，此后台湾兵还将遭遇更悲惨、更荒谬的命运：有若干在解放军中服役的台湾兵，在韩战爆发之后被中共送往韩战战场，中共的算盘打得很清楚——利用韩战将这些不够忠诚的前国民党官兵消耗掉。结果，他们被美军俘虏，在俘虏营中提出到台湾的要求。几经周折，他们终于被运送到台湾。但国民党当局并不信任这些身份多次转换的"反共义士"，将他们圈养在穷乡僻壤，密切监视。有人为了恢复尊严，毅然加入情报小组受训，被安排到中国东南沿海骚扰及搜集情报，结果再度被中共俘获并获重刑。这才是李登辉所说的"身为台湾人的悲哀"——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些跟台湾并无关系的战争，成为绞肉机内无辜的牺牲品。
当时，史明向上级建议成立一个由台湾人组成的"台湾队"，他的真实意图是以此保全台湾人的性命，避免台湾人被送上战场当炮灰。但他对上级说，如今看起来蒋介石很可能逃到台湾，那么以后就可以靠这些台湾人回到台湾为党工作、收复台湾。这个说法打动了中共高层，一个月以后，上级就下令，将史明从晋察冀军区改派到晋冀鲁豫军区去组织台湾队。史明出任代理队长和政治教员，负责训练三百多名台湾官兵。当然，中共不会让史明如愿以偿，中共也不会让他掌握实权。
正是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筹备台湾队时，史明与邓小平偶然碰面了。史明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与邓小平的一次简单交谈：当时，有人跟邓小平介绍史明，说这是台湾来的同志。邓小平就走过来和史明握手。邓小平与刘伯承正在准备大军渡过黄河，对国民党军队发起雷霆一击，神态轻松自如。史明跟邓小平提到自己想要随军南下，但邓对他说："不行，组织台湾队是党交给你的任务。"在共产党严密的组织体系之内，个人是没有选择的自由的。不过，邓小平没有想到，在革命即将成功的前夕，这个"台湾同志"早已对革命事业有了二心，而且很快付诸实践——史明用伪造的证件逃离解放区，进而逃离中国，回到台湾，然后在台湾和日本展开其惊险刺激的、"另类革命"的后半生。
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是建构台湾主体意识的开山之作，但他组织的"独台会"随后策动的台铁列车爆炸案等已然流于孤注一掷的恐怖主义活动，于台湾独立运动有害无益——这种对恐怖活动和游击战的迷恋，仍是来自于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史明的思想遗产，精华与糟粕共存，需要后人仔细甄别。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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