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徐州鎖鏈女引發的民情洶洶，已經超過2011年中東茉莉花革命引發的社會震盪，如今沉默大眾被一件事喚醒，已非常罕見，說明中國社會還有溫度，善良還在，也對中共維穩體制構成挑戰。我相信苦難俯拾即是，弔詭的是，它曾是中共手裡的一張王牌，毛澤東靠它搞過一場血淋淋的階級鬥爭，其中的經典，就是「白毛女」，当年的诠释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那么今天则是「权贵社会再把人变成鬼」，新「白毛女」也變成民眾手裡抗議暴政的武器，極具反諷地印證了中國社會的翻轉和巨變。讓我再來講講白毛女的故事。】
沙滩大院令我回味的还有一处，是“孑民堂”。这“孑民堂”，全院小孩都会叫，但是我估计大多数人并不认识那个“孑”字，也不知道“孑民”何许人也。据说1947年的北大为纪念蔡元培先生，将一个三进院落改称“孑民纪念堂”，院内雕梁画栋。1955年修建中宣部办公大楼时，拆除了“孑民堂”的许多附属建筑，留了一个西院，作副部长钱俊瑞府邸，后来副部长姚溱迁入，文革中称“红心院”，为军宣队办公所在地。
“孑民堂”平时也用来放电影、开舞会和节日娱乐活动，暑假期间则开设为“学生俱乐部”——暑期阅览及游艺室，我在那里读完了法国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的全部译作，从《海底两万里》到《神秘岛》。有一天，我又兴冲冲赶去，却见大门紧锁，还装了一个门铃，我疑惑地按了一阵，大门“吱”地一开，兀见一方脸汉子出来，头上戴着很考究的一顶苏式皮帽，一看就是个大官，吼道：“去！小孩儿。”我吓得转身就跑。事后问同院孩子是怎么回事，“嗨，你怎么不知道？那儿住的是——周扬﹗”
老实说，我那时真连周扬是谁也不清楚，只隐约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好象是老被鲁迅骂的一个人，压根儿不知道他是一个副部长，文艺界的总管。他能住进“孑民堂”，足见当时之权势。不过，周扬权倾一时也是有资本的。自文艺上出现“延安时代”以来，没有人比他更有生杀予夺的能耐，陷胡风﹑扫右派，连丁玲的命运都被他玩于掌股之上；而且，他为中共铸锻出一支精良的文艺队伍，在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里“缔造”一整套造反神话，包括毛泽东这个“大救星”，取代和剥夺中国人的想象空间。中共这个武装暴力集团若缺了周扬这等角色的辅助，断不会如此出色。
周扬的“文艺神话”，起始于延安的一部歌剧《白毛女》。1945年春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听到从晋察冀边区来的作家，谈起当地流传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故事，周扬敏锐地抓住它，说一个女人被迫在深山生活两三年，白了头发，很有浪漫色彩，写成一出歌剧不是很好么？于是他组织一批作家、诗人、作曲家进行创作，向他们提炼出一个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出戏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时，毛泽东、周恩来皆去观看，据说把毛泽东感动哭了，周恩来并夸奖这出戏“走到了时间的前面”，提前将“民族矛盾”升级到“阶级矛盾”，因为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与国民党争夺江山就要开打。文评家孟悦在《女性表象与民族精神》一文中，精彩地分析了阶级意识改造一个民间故事的偷换路径：
『喜儿与黄世仁之间强暴与被强暴的性别压迫事实一旦被抽空，便只剩下压迫被压迫的关系式——刚巧符合我们关于“阶级”概念的简单化理解……随着喜儿“身体”标记的完全消亡，她的性别处境已被抹却，痕迹不剩，但留下的那个空位，却被名之为“阶级”。一个不再有身体的“受压迫的女人”就这样在被剥除了性别标记之后，变成了“受压迫阶级”的代表。当革命来临，喜儿的形象出现在斗地主大会上时，一个没有形体的、不在场地“被压迫阶级”终于借助她而有血有肉地出现。《白毛女》的叙事设计就这样完成了一个意识形态诡计，即以一个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中的人物功能、以性别个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承载了“阶级”关系和等级，以喜儿被压迫的女性表象填充、支撑了与地主殊死对立的“贫苦农民”，或曰，以等级底层的“性别”表象填充并支撑了“被压迫阶级”。可以说，若不是靠抹煞身体与性别，与喜儿的性别化作一个空洞的位置，则党的权威和位置及整个“阶级斗争”的政治象征秩序，都将无可附着。』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或如今大陆上叫作“新左派文学史叙事”的解读，话语改造最标准的做法，不是剥夺而是以偷换的方式，把每一个“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经典”所供应给你的“标准件”：在人们的想象和表达的对象化为空洞之处，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异的意识形态话语。周扬挂帅的这支文艺队伍，缔造了一个语言的暴力体系，创作了一批“经典”，借助一切传播的手段，进入大众想象/表意系统、情感宣泄方式等等浅意识无意识领域，这样的“经典”或“本文”，最初只是一两首民歌改编的小调，如《东方红》，取自一首山西小调的旋律，将歌词全部偷换掉；后来就洋洋大观，出产了大陆上曾经妇孺皆知的《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话剧、电影、芭蕾舞)、《洪湖赤卫队》、《红岩》(都是从小说到电影、流行歌曲)、《收租院》(从大型群雕到纪录影片、博物馆)等等，以及整个庞大的、有大师级人物(如老舍、茅盾、郭沫若)作为支柱的具有强烈感染性侵蚀性的所谓“革命文学”。当年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权威国家”象制造工业一样制造“文化”，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在一切生活领域里的干预，比起中国的这种话语改造运动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周扬他们不仅编造“造反神话”，还制造“新人”谱系，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圣人”制造术接榫进来(这主要发生在刘少奇主政的温和时期)，“史前”打天下的英雄谱系，如抗战之张思德、白求恩，内战之董存瑞，韩战之黄继光、邱少云，被一个全新的“建设年代”的平民化的英雄谱系所取代：向秀丽(一个烧伤的女工)、刘文学(农村小学生)、雷锋(普通战士)、焦裕禄(县委书记)、王进喜(产业工人)、陈永贵(农民)、时传祥(城市清洁工)、邢燕子(下乡知青)等等，完备到了几乎为这个话语系统中“正当”身分和各行各业都制造了对应的一个模型；由于知识分子身分的嗳昧性，他们的模型是要到邓小平时代才被“扶正”，于是后来又在这个谱系上接续了诸如钱学森(科学家)、张海迪(伤残青年)、李燕杰(教授)、曲啸(被冤枉的干部)等等近乎被人调侃的“英雄”。
可是很奇怪，毛泽东对周扬却又特别心狠，周扬住进“孑民堂”的时候，已经离灭顶之灾不远了。“文革”中北京挨斗最凶的要数沙滩中宣部的头头们，陆定一﹑周扬首当其冲，死去活来，脱了几层皮，可他俩居然都活了下来，又成为中共领导人里仅有的两个彻底反省者，周扬晚年反对再整知识分子，成为“自由化”的总后台，他更是对邓小平也忤逆不避，至死不再检讨，盖棺之际极有风骨，令人刮目相看。不过也奇怪的是，中共至今最左的棍子们，仍是陆﹑周当年手下的一帮，如邓力群﹑贺敬之之流。我始终想不通其中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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