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按：一萬七千名美國醫生，在林肯紀念堂前集會上聲明三點共識：1、健康兒童不必打疫苗，因為疫苗有無可挽回的健康風險；2、口罩、封鎖和其他限制均不必要，甚至延誤病毒大流行；3、政府（包括ＣＤＣ、ＦＤＡ和福奇）的防疫政策犯有反人類罪。這種認識，無疑是所謂「佛系防疫」，即群體免疫的思路，認為政府的防疫措施，如戴口罩、打疫苗、社交隔離等，均延緩病毒的大流行，而令人類付出更大代價，是一種「暴政」。但是群體免疫有一前提，即必須基於一部分人接受疫苗接種，也須犧牲一部分老弱病殘。何時達至「群體免疫」，既是一個謎，也是一場賭博。
匪夷所思者，中國恰好在搞一場「暴政防疫」，我從維權網讀到一篇凌傲霜的評論《西安极端防疫乱象丛生，民生无保障、尊严遭践踏》質疑：
『官方为了达到感染清零的目标，到底要让多少人付出惨重的人道代价？在岁末年初，又一波疫情来袭，此次沦陷的是西安。检测出阳性感染病例导致迅速封城，并殃及临近的咸阳等城市。虽然新冠肺炎感染者死亡只公开报道了三例，但此次疫情袭城的最大看点是类似于武汉的强力封城导致的一幕幕人道和尊严的惨剧。
比起两年前的武汉，当地官员理应遭到的谴责之声应该更为强烈。然而，网上喊冤的帖子快速遭到删帖、封贴，与武汉日记作者方方的遭遇相似，前记者姜雪的西安日记已经被封杀，并遭"五毛"围攻。西安尚未出现陈秋实、方斌、张展这样的前线公民记者。因为这些公民记者要么失踪、要么曾被秘密羁押、要么正在狱中绝食抗议，奄奄一息。』
無疑，拜登體制之於習近平體制，乃是「小巫見大巫」了。
最近變種Omicro成迷思，即挑戰佛系防疫戰略，其快速傳播且症狀輕微，電視網絡上病毒學家們均言此即這波瘟疫终结的信號，因為它將快速推動地區性的「群體免疫」，這下好了，中國仍在搞「清零」戰術，動輒隔離百萬人的城鎮，荒诞在于，中国若不能「群体免疫」，全球何能？若此至少是终结了「全球化」？
比较之下，有趣点在于：
1、防疫措施如口罩、隔离在自由社会也有「暴政」之嫌；
2、集权下城市层级的隔离、清零，是反佛系防疫，效果成疑；
3、一个人口之最的国家（15亿）不能「群体免疫」，全球免疫就失败吗？
4、但是习近平如果防疫成功，「暴政」的优越是否要被承认？
5、将来政治学须有「大暴政」、「小暴政」之比较研究……。
此前我曾引法国学者张伦之《民族盛衰失去外因》，他接受《财经》杂志马国川的采访，谈瘟疫与国家制度、中西冲突、中国文明提升等重大命题。】
马国川 ：中国解决公共卫生危机的做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举国体制"受到了国内许多民众的追捧，在解决这种突发危机的时候也确实见效
张伦：传统上中国就是个"量"的帝国，可以靠集中力量办很多巨大的工程，但一旦出现危机，因为缺乏地方自主和有效的平衡机制，灾难的传递效果、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在现代世界，一切都等着一个决策中心，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隐藏着各种各样重大的隐患。西方国家很难强迫把国民像监狱一样地关在家里，而是依靠唤醒每个人的自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硬"的方式，对所谓"软"的方式不理解，这反映出中外的制度差别、文化差别和价值标准差别。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哲学是什么？是以效率为所有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还是以道义和自由权利为合法性基础？国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这类街道管理体制，能够在警方之外还有如此强制性的限制居民行动的手段。
马国川：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应对大疫的措施整体评价如何？
张伦：这些年，一些中国人在海外的不文明举止、暴发户心态、对他人缺乏尊重、自以为是、强词夺理等做法，让我越来越忧虑。有些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和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暴力、不人道、不人性对待本质上是相类似的，其实质都是缺乏对人的尊重，对他人生命的关怀。这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将来最难恢复、最难建设的问题。我希望，从灾难中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认识能够更深刻一些，能够对文明、对生命的认识有所提升。不论在中国还是身处世界各处，都应该对正义、人的权利与尊严有些普遍性的关心与追求，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自己群体的权利与利益。
马国川：现在知识界最担心的是，这次危机不但会冲击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崩塌，而且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张伦：从人和病毒的大战，连带造成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上的后果，进而引发人和人的战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造成经济资源萎缩，会引发各地社会冲突，甚至包括没受过疫情影响的地区，可能也会因次生的经济问题带来局部冲突。就像二次大战一样，有些国家没有参战，但事实上大战对其的影响深远，也都没逃得掉。总之，它会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革，旧时代已经崩塌了，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
马国川：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比如中美关系将经受严峻考验。
张伦：如果中美双方处理不好，互不信任，或者一方做出某些选择，中美渐行渐远的趋势就不可逆了。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应该推动更深刻的制度转型，实现法治国家。
像历次人类经历的大灾难后一样，"2020年之后"的人们会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历史上许多狂欢节、节日就是这么诞生的。此次疫情也一定会引发世界范围内某些重大的思想讨论，有关公共健康与政府角色，市场的地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运作的逻辑，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塑，也或许会引发些有关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人与自然界，动物的关系，如何看待财富、环境与发展，据说从威尼斯到中国，各地的空气、水都前所未有地清洁，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重新开工后人们会怎样来寻回这境地呢？灾难会改变人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展现出来的东西，会勾起人们的一些记忆、激发新的想法。这次危机也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有没有反思性，到底有没有思考和检讨的能力？我希望，在制度转型之外，国人能够在价值方面做出更深层的调整，加快文明转型。当代的中国人要以怎样的文明形象展示给世界？中国人也需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了。
从1919到2020，沧桑巨变。民族的危机、盛衰从此不该再委推于外，更将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抉择；能否超越单一的民族意识与框架，以一种明确、坚定、恢宏的人类意识去思考中国，观照人类，这是衡量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思想是否升华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在这个前路不明、危机频现、专断、偏狭的氛围再度蔓延的时代，我们继续召唤自由、理性和宽容的精神，为每个中国人的尊严、权利与幸福，亦为这个星球上的和平、繁荣与文明的存续，努力去思索未来，再造文明，以贡献于人类。
——蘇暁康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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