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历竟然是一位外国神父编撰的！
《华夏导报》2018年
【马悲鸣导读】一直惊叹于我国现行的农历，觉得很精确。曾经以为这是几千年朴素的劳动人民在劳动耕作过程中对地球运行、气候变迁的经验总结，结果直到看了2013年7月23日CCTV10的「探索发现」，才知道目前现行的农历是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编著的。
【马悲鸣再按】春节快到了。这个中国人过的大年是德国传教士制定的。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黄底青龙旗是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设计的。他曾任美国第13任驻华公使六年，任满离职之际，被清政府聘为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清初清末两洋人，汤若望与蒲安臣。其实还有成百上千的洋人帮助过中国，比如中国海关关长赫德，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和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但中国人都不记得。
农历，是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神父奉大明王朝所命而编撰的历法，农历里"正月"二字与"立春"等，都是汤若望神父所设立的节气名称⋯⋯
一直惊叹于我国现行的农历，觉得很精确。曾经以为这是几千年朴素的劳动人民在劳动耕作过程中对地球运行、气候变迁的经验总结，结果直到看了2013年7月23日CCTV10的探索发现，才知道目前现行的农历是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编著的。
汤若望在明朝崇祯年间来中国传扬天主教，他精通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当时中国的历法已经暴露出诸多弊端，存在众多偏差。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农耕帝国，一部准确的历法对整个中国的生产和经济影响巨大。汤若望根据他的西方科学理论开始研究编制适合中国现行的历法。因此他受到崇祯皇帝的最高礼遇，他是唯一一个能自由进出皇宫的外国人。
腐朽的制度不可避免的让明朝走向了没落和毁灭。而历法的编制在帝王眼里都显得格外重要。汤若望同样受到李自成的礼遇。这个德国人以自己的亲生经历目睹了朝代的更迭，而那时的西方还在研究中国的夏商周历史。
后来清王朝建立，多尔衮下令三天内北京城的非满人都必须搬出。而汤若望冒死写信给多尔衮，提到历法编制的重要，由于自己身边诸多的资料不能及时搬出北京城。多尔衮很欣赏这位传教士，破例让他待在北京城，并请他继续编写历法。期间由于他精通医术，治好了孝庄皇后的病，所以他被请进朝廷做官，并和孝庄、顺治建立非常好的关系。当时顺治很小，多尔衮的野心不断膨胀，汤若望还安慰顺治说：多尔衮太过霸道，上天会惩罚他的。结果后来多尔衮从马上落下摔伤，于是人们一直坚信这个德国人有知晓未来的能力。
再后来，汤若望完成了历法的编著，大清王朝开始沿用新的历法。顺治后来染上了天花，可是顺治一直对传位给哪位皇子犹豫不决，他临终前请汤若望给他建议。汤若望是当时唯一一个能知道天花的破坏性影响的人，于是他从大清帝国的长远考虑，建议一定立一个曾经出过天花的皇子当皇上，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康熙——玄烨。
汤若望在康熙当上皇帝后已经是年近70的迟暮老人了，他对于东方文明的热爱以及怀揣传播基督教义的思想，一直留在了古老的中国。他不求功名，不参与宫廷斗争，他的官品一直被提升了一级。对于这样的人生经历可算非常辉煌了，可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丝毫的自豪感，而是对自己未能完成的使命的深深忧虑。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却在康熙初年迎来人生中最大的挫折。由于宫廷中利益团体的明争暗斗，他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鳌拜等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怂恿一名自称通晓天象的低级文官弹劾汤若望，并将汤若望打入大牢。在长达数月的审讯中，年迈的汤若望受尽了屈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历法案。
后来汤若望被判处凌迟。在判刑后第三天，北京通县竟然发生六级以上地震，建筑毁坏，皇宫也部分倒塌并着火。民间议论纷纷，出于这样的压力，鳌拜才免以汤若望的死刑。 这位中风半身不能动弹的德国老人请自己传教弟子代笔书写了自己长长的忏悔录，他在自己的忏悔中离开了人世，再也没能回到德国的故土。后来康熙掌握实权，宣布全国祭奠汤若望，并把他葬在了皇家陵园，葬在了著名的利玛窦陵墓旁。从此汤若望的新历法开始被广泛推行并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仍然指导着我国农业生产的中国农历。
央视"探索发现"频道，2013年7月3日《人物》介绍汤若望神父： 九死一生来到中国，交流中西文明、编撰新历法、制约皇帝、决定康熙继位、被判凌迟⋯⋯
视频最后一句话："公元1679年，由汤若望编撰的《时宪历》重新开始推行，一直沿用到今天，这就是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都有着精密联系的农历。"
【注】：约翰·亚当·沙尔·冯·拜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ii是汤若望神父的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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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淵再發議論】馬先生之見，尚可再議。毛澤東鄧小平的才幹智慧膽力就一定不如華盛頓拿破崙嗎？當然不是。而是他們的腦子裡只有「皇權」「黨權」「我權」，唯獨沒有「民權」⋯⋯。中國是永遠鑽在「解決吃飯」問題的牛角尖裏，永遠沒有餘錢剩米來興教育和寬鬆言論的國家，老百姓也從來不知道自己有權，當然也不能容忍先進如馬先生，馮先生等自說自話，不押送他們去犁田種谷就算好事了。當然，中國人種的性格還最缺乏幽默感，前十天八天，英國議堂中出了一堂笑話，強生首相在疫情中參加了一個聚會，反對黨領袖建議他辭職，他坐在那裡作答，沒說幾句突然轉說中文「你好，很高興認識你」，換來哄堂大笑⋯⋯想必大家已經知道這則笑聞。但這是先明白事大事小和如何大事化小，而後發的無傷大雅的英式幽默⋯⋯在中國人中，毛澤東鄧小平算得是懂笑話的人，但每遇「權」字就不惜「小事化大」了。悲乎哉？否，性格也。但願未來執掌中國權力的，是有器量也有幽默感的職業革命家。
马悲鸣：中国已经失去党主立宪的机会
冯胜平先生提出过"党主立宪"说，以规避大革命和开历史倒车；遭到党校教授蔡霞的反驳。但蔡教授也提不出比党主立宪更具体的办法来。
我不在两者之间选边站队。只谈一下在中国党主立宪的机会已经失去。
其实我在国内上学讲到君主立宪时，就立刻联想到当代中国可以搞党主立宪。君主立宪最成功的就是西欧一连串发达国家。虽然西欧两大国，德国和法国都不是君主立宪，两牙原来也不是，但西班牙后来还是恢复了君主立宪，搞得都不错。
君主立宪是保留王室为国家礼仪象征，议会和政府出自民选，由君主复核认可。德法，还有西班牙，废了君主制曾造成巨大的国内和国际间的战争和血腥屠杀。
君主立宪是国内各方势力，主要是王室和平民间抗衡中达成的妥协。这要有高超的政治敏感人物的操作，比如杀了英王，经历过克伦威尔专制之后，英国议会认识到有王室比没有王室好；在英国斯图亚特王室绝嗣后，从德国迎来祖上曾娶斯图亚特公主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来当英国国王。
中国搞不成党主立宪，是因为中共在中国一党独大，没有抗衡力量。另一方面，没有德高望重的政治敏感人物高超的政治操作能力。比如军事强人拿破仑曾下令制定《拿破仑法典》。他巡视法典起草办公室时，有如乾隆皇帝巡视纪晓岚《四库全书》编纂馆。当有人提出疑难问题时，拿破仑当场就能背诵出《罗马法》中的有关章节。 _拿破仑当然没搞君主立宪，但他搞成了以《拿破仑法典》为代表的法治建设，直到如今。
中国要想搞成党主立宪，需要有拿破仑之于法治建设和开创德国社会保障系统的铁血宰相俾斯麦那样的政治军事强人；而且要有拿破仑之于制定《拿破仑法典》那样的才学见识。这种人中国从来不曾有过。 _中共搞党主立宪的机会曾经有过三次，但都错过了。第一次在毛泽东刚得天下之际。他能挟百战余威，用枪口指着议会公平选举。但是他没有，而是把精力都用在了巩固政权以保卫自己的权位上，再加上自以为是的大跃进胡来，把中国推进了万丈深渊。 _第二次是文革结束之际，华国锋、邓小平能挟结束文革，擒拿四人帮的余威，用枪口指着议会公平选举。但他们却忙于内斗争位和自以为是，毫无章法的胡乱改革开放。
第三次是六四平乱之际，邓小平能挟武装清场余威，用枪口指着议会公平选举。但是他已经太老，只能让接班的江泽民闷声发大财，导致腐败横行。
这三次机会失去后，搞党主立宪就更没有条件了。
所谓党主立宪，其实可以参考伊朗。
现在国际上确认，真正的共产党国家只剩五个：中国大陆、北朝鲜、古巴、越南、老挝。和中国搞联合海上军事演习的俄罗斯和伊朗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共产党专制。
俄罗斯虽然搞了大选，但只选出了叶利钦和普京两位总统。可伊朗却选出过多位总统。 _如果把共产党类比成宗教，则党中央就可类比成伊朗的最高宗教委员会。伊朗的大选是在全民中进行的，但最后要有最高宗教委员会的复核认可。除非出现反宗教的候选人获胜；否则，最高宗教委员会都会认可选票。
因为中共历史上造孽太多，受害者众，恨不得食肉寝皮，故喊出"杀光共产党员及其直系亲属"的口号；否则他们还会卷土重来。君不见"四一二"乎？
"四一二"大屠杀漏网的共产党员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最终报了"四一二"之仇，彻底夺得天下。
但共产党建立的制度不好。国家控制经济破坏了经济秩序，造成深重的社会经济灾难，而且过于凶残，杀人太多。这是因为一党独大的军事、政治、经济一体化破坏了正常经济循环的结果。
要恢复良性经济循环，需要各阶层所有人的抱怨赔钱和想多挣钱的意愿都能表达出来，就能知道经济循环哪里出了问题。这需要广泛民选的代表制度选出的民意代表把抱怨和意愿表达在国家议事堂里，由议事堂里的表决确定取舍。这就是即非民主，也非君主，更非一竿子戳到底的一党专制的，"有代表性的共和制"（a representative republic）。 仿照伊朗最高宗教委员会的样子，在中国放开民间的自由选举。选举结果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复核认可。如果选出有"杀光共产党员及其直系亲属"意图的人胜出或通过"杀光共产党员及其直系亲属"的法律，则中共中央不予复核认可。因军队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手里，受中共中央节制，故其不予认可的决定有武装力量保证。 _军队在共产党手里，你怕什么选举？实在不行可以开枪嘛。顺便说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牌子应该摘掉。军队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党军，另挂一面"国"军的牌子，反而授人以"军队国家化"的口实。 _我这些话都应该在文革刚结束之际和六四刚平乱之际说出来，但不会有人听的。现在说出来已经太晚，中国已经失去了党主立宪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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