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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31日星期一

林保華 | 除習感言:習近平學蔣經國不成,卻成習特勒

今年1月22日,臺灣總統蔡英文出席臺北市政府和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興建營運的"經國七海文化園區"與"蔣經國總統圖書館"的開幕式,發表講話,她承認臺灣內部對蔣經國的評價有爭議,如何定位由人民決定,但是面對北京對臺灣軍事與政治施壓,蔣經國堅定反共與堅定保台立場,"毫無疑問也是當前人民最大共識。"但是綠營內部有些人並不認同,認為蔡英文出席這個活動違背轉型正義,統派媒體更簡化為蔡英文"肯定蔣經國"進行挑撥離間,更引發批評蔡英文的聲浪,因為在他們看來,蔣經國是雙手沾滿鮮血的獨裁者,後來的改革也是被迫的,反共也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是一位完全不值得肯定的人物。

可是蔣經國在臺灣以外的華人世界顯然是受肯定的人物。 2012年習近平準備上臺時,擺出一副改革面目,加上他沾了老爸習仲勳的光,有些人對他有所期待,希望他能夠像蔣經國那樣,開啟中國走向民主之路,因為大家知道,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中國的政治改革不但停止,而且是明顯的倒退。這種期待,遍佈中國、香港與海外華人,臺灣人也有這種期待。到底,如果由專制體制內部主動啟動改革,解除黨禁、報禁,就可以減少或避免流血。而中國的民主化不但有益於中國人,也有利於臺灣與全球。

雖然習近平正式上臺後也傳出他的反改革內部講話引發疑惑,但是2013年10月,習近平在印尼演講時引用蔣經國座右銘"計利則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的前半句,又引發習有心仿效蔣經國的期待。 《蔣經國傳》在中國再版,封面上"臺灣民主與現代化的推手"、"理解20世紀的中國,理解蔣經國的選擇"的推介詞,上海澎湃新聞網特別轉載蔣經國解除黨禁、報禁等內容,又在海內外引發習近平要以專制結束專制的評論。

但後來習近平不斷引用毛語錄,"七不准"也亮出來了,嗅不出他有什麼改革氣息,反貪也作為清除異己手段。他的民族復興不是自由民主而是權力與領土的擴張。期間一直有吹鼓手為習近平辯解,指他的獨裁極權是為了方便日後的改革。

然而習近平後來不但恢復終身制,在各項政策上也採取極左政策,包括全力打壓民營企業的自殺政策,讓人想起1950年代上半葉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那是毛澤東時代的復辟,哪裡是改革?而習近平對少數民族與宗教的打擊,更是加強到"種族滅絕"的程度,新疆再教育營讓人們想到希特勒關押猶太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 "習特勒"名聲鵲起,成為西方國家眼裡抨擊的焦點,民主國家對中國冬季奧運的制裁抵制,最主要也是種族滅絕的理由。

拿習近平與蔣經國比較,反差實在太大。一個是往後退,一個是朝前走。所以許多中國人與香港人不理解為什麼有些臺灣人要全部否定蔣經國,如果蔣經國後期沒有開放黨禁、報禁,臺灣目前情況又會是什麼樣子?

蔣經國後期的"吹台青"明確是"反共保台",但是也有某些人故意歪曲為"反共複國",他們要反攻大陸是假,因為那時不可能的事,要恢復當年中華民國党國體制才是真,那就是讓党國餘孽重新上臺,結局肯定就是投共,臺灣人千萬不能上他們的當。

對政治人物的評價不能靜止、片面,要看他的全部與一生,尤其是進步還是倒退。目前臺灣處在中共武力威脅與嚴重滲透的情況下,也許學學鄧小平的"停止爭論"(可以理性討論,但不應是政治上的攻擊),避免因為分裂翻船而同舟共濟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內部尋找反共的最大共識,以加強內部團結、共同對敵才是最重要的。國民黨內部,反共的應該與臺灣人同島一命站在一起,舔共的就滾他媽的。

https://lingfengcomment.pixnet.net/blog/post/36128332


伊利夏提:多里坤‧艾沙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20220131

聚焦维吾尔 | 伊利夏提:多里坤‧艾沙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主席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 (路透社)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 多里坤‧艾沙,说他不仅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起者,而且还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灵魂和组织者可能不太过分。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由东突厥斯坦(中国称:新疆)国民大会和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于2004年4月合并而成。多里坤‧艾沙是主要发起者之一。

于1992年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国民大会,是在苏俄帝国倾塌之国际形势巨变之后,由中亚五国参加过第二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共称为"三区革命")建国运动前国民军军官发起,由流亡土耳其、沙特等海外维吾尔精英积极相应,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成立的。

由于当时土耳其政府一些阻挠,东突厥斯坦国民大会未能在土耳其登记在案,并开展大规模活动;因而,组织者不得不于1996年在德国慕尼黑重新以补充修正后名字: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斯坦)国民大会之名义重新运作。多里坤‧艾沙又是促成者之一。

而于1999年在德国慕尼黑成立的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则是由多里坤‧艾沙、阿布力克木‧伊德利斯、吾麦尔‧卡纳特等为首,参与组织80、90年代维吾尔民主自由运动,流亡海外维吾尔年轻人发起成立的。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依据上述事实,是对始于上世纪初维吾尔民主自由运动各主要组织的继承和延续;因而,可以大胆地说,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其宪章中所述:代表世界各国及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大多数维吾尔人利益,以非暴力形式,推动和促进维吾尔人民主、自由和基本人权,是既有历史依据,也有法理依据。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自成立起,不仅发起人之一的多里坤‧艾沙,而且还包括其他领导人在内的组织本身,成为了中国政府倾一大国之力攻击的第一目标;经历了无数次的内部纷争危机,在风风雨雨中几次起死回生,走过了艰难而又硕果累累的18年。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每次的化险为夷,取得的每一个成功,前进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多里坤‧艾沙作为灵魂人物娴熟的组织能力。

如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驰骋世界政治舞台,不仅能对欧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力,出席并参与联合国等世界性国际组织政治、人权等活动,而且还对包括穆斯林世界和突厥世界事务都有发言权,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拥有相当政治影响力的、决不可小觑的维吾尔人政治组织。

尤其是自2017年11月第六届代表大会以后,伴随维吾尔人危机及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政策实施以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主席多里坤‧艾沙领导下,在对组织自身进行改革的同时,奔走世界各地,游说世界各国政要、立法议员等,动员各国民众,尤其是各国年轻人为维吾尔人发声,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然,伴随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取得的成绩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名声的提高,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对多里坤‧艾沙个人的内外夹击也越来越趋激烈、残酷。

多里坤‧艾沙的父母在他担任世维会主席之后,都死于集中营拘押中;他的弟弟胡什塔尔‧艾沙被判终身监禁;其他亲人也都失踪或被监禁。但他擦干自己的泪水,带着内心的伤痛,继续奔走各国,安慰、鼓励其他维吾尔人要坚强,要抱着希望前进。

记得2017年11月,我参加完慕尼黑第六届代表大会返回美国不久,当选的多里坤‧艾沙第一次以主席身份来美国访问。和他一起参加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场学术会议之后,我开车接他回维吉尼亚。

第一次,我们俩有了一个可以单独畅谈的机会。路上,多里坤‧艾沙告诉我,在三年之内,他想改革组织,使其更有效,以吸引更多在海外受过教育维吾尔人;尤其是年青人加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使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成为维吾尔精英聚集的一个领导中心、运动中心、维吾尔战略重心、学习中心。

他想让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成为一个维吾尔人实践民主的学校,使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如图伯特流亡政府一样,成为一个不依赖领袖,而是依组织章程运作的民主组织;强化世维会执行委员会的协商讨论、制定政策、作出决议之功能,强化组织、财务审计、监督功能,使世维会运作顺畅、透明。

多里坤‧艾沙谈了他想促成一个跨国议员联盟,在各国促进与维吾尔人相关立法的设想;当然,他也谈了维吾尔人危机的应对办法。我们一起讨论了依据国际法起诉中国政府的可能,或设立一法庭审判中国政府的可能。

一晃,几年过去了,回头看,跨国议员联盟在世维会推动下先是在欧盟成立,很快扩展成为与极权中国叫板的、有欧美议员为主的,包括了亚洲日本、台湾等议会议员在内的,极具影响力的反极权联盟。

跨国议员联盟,在各国议会通过动议、决议,确认中国暴行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在阻止《中欧投资协议》在欧盟议会通过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向国际知名法学家、律师咨询之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确认,依据国际法向海牙国际法庭起诉中国的路可能走不通,因而决定另寻出路。最终,世维会接受多里坤‧艾沙的提议,决定邀请国际法专家、大律师尼斯爵士为首组成一个国际知名法学家、社会各界精英专家组成的,独立的维吾尔法庭。

维吾尔法庭历经一年多的收集证人和专家资料,三次现场听证、网络听证之后,于2021年12月9日做出了最终的判决,即: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暴行,已构成反人类罪行和种族灭绝罪行。

可以说,维吾尔法庭从成立、举办现场听证到筹资,都离不开多里坤‧艾沙夜以继日的奔走呼吁。世维会领导层,除了几个专职以外,大多数都是义务工作者,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因而只能兼职抽空帮忙;重担就义不容辞地落到了主席多里坤‧艾沙身上。

去年年初,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决定召开第七届大会。很快,从开始动员各国维吾尔人民主选举与会代表,到7月份,各国维吾尔人社区就完成了提名、投票选举代表工作。然后,世维会公布了全部领导层换届的通知,动员维吾尔人自荐或推荐合适人选。到9月底,推荐、自荐工作也透明有序地完成了。

到2021年11月10 号,来自世界各国将近200名维吾尔代表齐聚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市,举行了3天的代表大会,选举了新一届领导人。当然,多里坤‧艾沙,又一次,以多数票当选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任期三年。

他在他的当选主席演讲中说:"在维吾尔人面临生死存亡的今天,当选世维会主席是我的荣幸也是大家的信任,但更多的是责任和重担。我将殚精竭虑,为拯救危难中的民族,和战友们和大家一起,勇往直前,动员世界,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用中文套话说,路很长,维吾尔人的路更长、更为艰险;做领头人难,做维吾尔人的领头人更难,做民族生死存亡中挣扎的维吾尔人的领头人难上加难。但多里坤‧艾沙做到了,他在摸爬滚打中,正和战友们一起,引领维吾尔人开辟一条民族拯救之路!


——RFA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91)——父亲去世三周年祭

2月16日,父亲去世将整整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中国大陆,我诉首都机场海关非法扣留《李锐口述往事》一书的案子悬在那里;美国这边,斯坦福大学和我应诉张玉珍关于李锐资料归属权案的反诉因为疫情,审理进程一拖再拖。祭日将至,我无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进入2022年,拜登政府将一批又一批的非法移民在夜幕中偷偷送往美国各地的视频被曝光;1月29日大雪纷飞的纽约市,一望无际的黑色——来自全国各地的警察,寂静无声地站满了一条又一条街区,向他们只有22岁的同伴杰森·里维拉告别;乌克兰和俄国边境的战事似乎一触即发,拜登总统同乌克兰总统的通话内容被美国这边封得紧紧的,乌克兰那边传出的是,泽连斯基总统告诉拜登:“降降声儿,你的言论在制造恐慌。”(NBC News: Zelensky told Biden to tone down his predictions as they were creating panic, a Ukrainian official told CNN)。塔克·卡尔森在他主持的福克斯晚间节目中坚定地反对美国向乌克兰出兵,以为将自己国家的边境向非法移民敞开的同时去保卫乌克兰的边境,实在是匪夷所思。却被主流媒体众口一词地骂成俄罗斯间谍。

父亲生前极力推崇过“全球化”,他的挚友李慎之先生亦然。父亲在1995年4月10日的日记中,记录下参加社科院近代史所“五四与中国文化”的座谈会上慎之先生的一段发言:“布什提到要向亚洲学习,美国放弃了个人责任,英国工党则搞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滑坡,中国当前可谓世界第一。”他还在2001年3月25日日记中记下自己在河南一个学术座谈会上的一句发言:“西方遵从马克思指示,资义在变化,到信息时代。”点出了他们心底以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应该出现的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当然,正如蔡霞教授指出的,他们这些人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李慎之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全球化”发展的前景做了尙无法确定的阐述,他以为在极权国家,经济全球化能否成为政治改革的动力,说到底掌握在当权者的手里。又说:“生活确实要比理论丰富得多,人类的认识过程因此也永远没有终结的结果。”

父亲去世之前,为了保持思维和手指的灵活,天天在病榻上反复书写下的是:

人生在世,任何人都要受这四种限制:

时代、知识

思想能力

个人品德

(马恩列斯毛也不例外)

后人是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向上攀登的,因而认知更为开阔、更加深刻,因为我们还在生活,生活在前人已离去的世界。

即以下面的话祭奠父亲吧:

爸爸,你和你的朋友们曾经热烈拥护的“全球化”,你们以为“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将中国推入普世价值的不归路的憧憬,已经被丰富的生活击碎了。“全球化”带给了中国人民深重而难以逆转的伤害——河流和土壤的污染,即使立即停止污染物的排放,自然净化也至少需要数百年,上千代人的历程。“全球化”让本来应该引领世界风气之先的美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发布的一系列总统令,在国会已经通过的,和正在施展浑身解数欲强行通过的大撒币法案,把由政府,其实就是由一个党掌控国家发展方向的中国模式在美国变成了实施的法律。实践证明老布什总统曾经赞誉的“中国当前可谓世界第一”,你20年前看到的:“西方遵从马克思指示,资义在变化……”是说准了。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东风”正在无情地压倒“西风”。如今,每个美国公民的钱袋子,每个美国企业的钱袋子,都被捏在权力越涨越大的政府的手中,它想从里面掏多少就掏多少,没商量!“私人财产不容侵犯”的概念正在美国逐步消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私有制终将被消灭”,正在被美国的年轻一代接受。

爸爸,我会为保护你留给这个世界的珍贵史料,把中国和美国的两场官司一直打到底。与此同时,我还会用我的声音,用我的笔,让人们认清中共正在世界肆虐的邪恶。人们呵,绝不能让中国共产党以它的意识形态实现全球一体化的野心得逞啊! 


2022年1月31日


李怡《失敗者回憶錄》: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失敗者回憶錄0131)

「庚申改革」提出時,正值《七十年代》脫離天地自立門戶。因方案講到新聞記者可以獨立報導新聞,鼓勵對黨和國家發表批評意見,因此也有朋友認為我們遭中共杯葛只是暫時,中共政改後會有所改變。但眼看方案流產,政治改革在最好的時機也無法推動,我認定中共一黨專政這種結構性的痼疾已不可能改變。後來雖有趙紫陽在1986年推動政改(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也胎死腹中。光是一個「黨政分開」,就數十年來,中共一直掛在嘴邊都實現不了,黨的一元化領導以致一人化領導只有變本加厲。黨政不分,黨總忍不住在所有事情上插手,就是中共無法實行政改的死症。所以,儘管那時在香港的中共工委對我仍然表面友善,但我已深知中共不可能接受對它批評建議的言論監督了。
我邀請了幾個原有的職工,先在中環租了一個地方辦公,繼而在灣仔自置小物業繼續出版《七十年代》。
因麗儀離職,遷離廉價房屋,少了收入,單靠《七十年代》月薪,家計頓成問題。82年台灣的《中國時報》出美洲版,因香港問題受關注,故在香港每天編一個香港專頁,黃毓民主持編務,我受邀負責作最後審視,並寫一段點題短文。每天早上七點多去上班,至九點多回《七十年代》辦公室。《中時》兼職的薪資不差。我又受邀在《信報》寫「星期一評論」專欄,稿酬也算豐厚。那幾年,兩女兒分別去美加上大學,家庭負擔很重,所幸身兼數職,熬了過來。
離開天地前後,我分別作過兩個專訪,一個是1981年3月訪問儒學大師徐復觀教授,另一是同年9月訪問哲學大師勞思光教授。這兩個訪問對《七十年代》以至對我的思想認識都起了很大作用,也使我與中共的關係進一步趨於破裂。
徐復觀的訪問引起海內外極大關注。訪問時他已患癌,身體較衰弱,但就中共政局、儒家文化、民主理想和知識分子的角色,表達出他的衷心的誠懇與激情,使我感到他或許自分不久人世,因此要作無保留的公開談話。
談話內容非常豐富,他從早年對共產黨的傾慕,談到慢慢的改變,文革時的失望,而四人幫被捕後,許多老幹部復出,他們的腐敗,使他對復出老幹部的失望,「遠超過我對江青的失望」。他說權力不是好東西,過分龐大的權力使掌權者必然腐敗。這使他非常傷心,因為「我們國家的命運在他們手裡」。
徐先生表現出一個真正愛國者的激情。他說,「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不論國家怎麼樣,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
我想起,我的愛國感情也正是在中國抗戰的艱困時期產生的。對當時仍然抱有「愛國不愛黨」感情的我來說,徐先生說出了關鍵。當然,後來的中國已完全被中共黨替代的情況下,愛國也就變成愛黨的代名詞了。
徐先生關於儒家文化的明白而顯淺的解釋,使我徹底改變了受五四新文化批判儒家所影響的觀念。他對海外知識分子的批評也很到位.這些留待日後再詳述。
徐復觀的訪問刊出後,許多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人士對這訪問贊不絕口。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見,表示對我作此訪問的不滿。我記得當時陳松齡對我說,整個訪問就是「反共」,他可能是接收到中共的訊息。
勞思光的訪問就從哲理上釐清一些對中共的觀念。其中我向他提及徐復觀曾表示,中國大陸目前的困難局面如果不能突破,中國有可能發生第三次革命,勞教授的回應是:「一個政府在大政策上的失敗,每每使人想到革命,但事實上革命另需要正面條件。現在,龐大的幹部集團不會贊成革命,群眾也無意革命,正面條件幾乎看不見,我們怎能判斷革命會在中共統治下發生呢?」他明顯不贊同會有革命的估量。
訪問發表後不久,香港的左派刊物《鏡報》發出幾篇文章,針對這個訪問,並直指我的名字,不顧事實地說勞教授鼓吹中國第三次革命,並列出一些我從未講過的話和發表過的文章,對我大張撻伐。到1982年一月,中共的《參考消息》轉登這幾篇文章。我為此寫了一封「致《參考消息》編輯部的信」,2月送去新華社,在無反應之下,在《七十年代》三月號發表。
至此,北京大概藉兩個訪問執行廖承志的「徹底搞垮」指令,香港中共工委奉命執行「不投資,不印刷發行,不刊廣告,不邀請」的四不政策。中共對《七十年代》割席,幫助我們洗脫左派色彩,成功成為一份獨立的刊物也。(103)

圖,1981年訪問徐復觀先生。

作者按:農曆年期間,本週三(初二)休息,週五續刊.

——作者脸书

蘇暁康:从德国经验看文革

【按:蔡英文提了一句「蔣經國」,四面楚歌了嗎?陳芳明教授出來緩頰,竟也被哄,台灣尚被悲情綁架嗎、還是選舉因素?可知「轉型正義」這件事,在不同的文化里,會遭遇不同情境,而這在中國,毋寧更加窘迫、複雜,我不敢拿台灣跟大陸對比,就拿德國來跟中國比較,可比性更強。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很热闹。胡杰制作的卞仲云死难纪录片《我虽死去》,被译成德语上了书展,由一个小出版社译制,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Schwiedrzik),据说曾经是个"毛分子",他的妻子则是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大学汉学家苏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间留学北京,学的是中共党史。据说他们夫妇看了这个纪录片,很震动,找到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联络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还写过一篇《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在网上很流行。自然,此文拿德国经验(纳粹)跟中国的文革经验作对比,无疑极有价值,尤其她作的是关于罪与责的对比。我想,没有哪个民族比德国人更有资格谈这个问题。
同谋与受害的两面性:中德类比
假如我的理解无误,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希特勒曾使每一个崇拜者获得满足,由此也导致所有德国人都自觉是受害者,而拒绝面对真正的受害者;这种同谋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或"两面性",曾是一个重大障碍。
这种"双重身份"的德国式尴尬,套用到中国官方的身上,果真非常合适——"存活下来"的邓小平为首的整个中共体制,它的全部官员(走资派),当然也包括"保爹保妈"的高干子弟们,既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帮凶;更典型的,还要算是"副统帅"林彪集团、"小爬虫"王关戚等,但没能存活下来;不知道"四人帮"和陈伯达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国人怎么界定戈林元帅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
至于民间,魏格林认为处于一种"记忆群体"分散、割裂状态,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讦,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这个观察很准确,但是没说原因——因为她不会知道,这恰好是官方所乐见的一个局面。
毛泽东杀的都是本民族同类
说实话,西方汉学家看中国或中国历史,总会给人感觉隔了一层什么,何况文革这种云山雾罩的历史呢?魏格林能看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火眼金睛"。不过,我还是想指出她某种"隔"的东西。
首先,主席与元首的区别——德国人跟希特勒的关系,与中国人跟毛泽东的关系,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毛泽东从来没有让所有中国人都"自我满足"、自豪过,恰好相反,这位枭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依次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跌入地狱,饱尝挫折感、罪恶感、"另册"感,他用"运动"群众的这个法宝,变着花样挑动中国老百姓互相批斗,把中国变成一座"古罗马斗兽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希特勒绝对没有的一种兴趣,大概汉学家们也很难了解,若是曾经雾里看花地崇拜过毛泽东的,就更难了。
还有一层不同。纳粹歧视非日耳曼人,专杀犹太人,也有个专用名词,叫着"种族灭绝"(genocide);可是斯大林、毛泽东杀的大多是自己党内的竞争者、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老百姓,这该叫个啥,好像还没人发明个词出来。这个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使"同谋加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更加暧昧,直接影响魏格林说的整个民族的"道德记忆重建"。
"全民族遗忘运动"
不可忽视的还有,在现实体制层面,第三帝国彻底崩溃,希特勒没有任何继承者存活下来,这使得德国人的反省没有任何制度的阻力。
这在中国恰好是一个相反的情形。魏格林问道:"年轻一代为何不起来强烈要求公开讨论文革的问题,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可是,为什么她没有问:"中国当局为什么至今不允许公开讨论文革?"
而且,中国当局在"六四"以后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遗忘运动",难道是国际社会和西方汉学界视而不见的吗?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除了还知道毛泽东是谁,对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一概闻所未闻,连二十年前的赵紫阳都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么一个民族,你还指望她有道德记忆,不是异想天开吗?
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还躺在对面的纪念堂里——请一个德国知识分子设想一下,假如二战之后希特勒在德国还仍然享有这样的待遇,德国民族还能反省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罪行吗?他们还有能力认识"为什么大多数人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跟着伟大领袖走"吗?
中国官方在最权威的公共空间保护着这个"象征",就保护了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里的"小毛泽东"——"同谋与受害者"这个双重身份就不会瓦解;毛泽东就依然俯视着中国,而在他的注视之下,人们就不必理会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后的一幕幕历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须保住"毛泽东"这块神牌的思路,因为他就是这个政权的来源。其实问题没有那么深奥:德国民族跟着希特勒毁灭过一次,中国则没有。
2009-10-25

——作者脸书


2022年1月30日星期日

王軍濤:2021年是一個歷史巨變的年份

王軍濤 - YouTube - 2021-12-11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我想聊聊對在中美關係和人類命運的看法,不僅僅是回顧2021年。2021年是一個歷史巨變的年份。這個變化有多大呢,美國的總統拜登是這樣說的,而且這樣在前,他的前任的國務卿賴也這麼說:現在的中美兩國之間的對抗或者競爭,已經是關係到下一代人類生活在什麼樣制度之中。所以美國要全力贏得這場競爭。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是這樣說的,現在世界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就是東昇西降。

我們在美國見證了美國的政策和局勢的艱難調整,我們作為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沒有人像我們這樣能以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中國大陸的政治局勢。因為在中國大陸的人可能看不到全局。同樣地,也沒有其他的美國華人群體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這樣的衝擊和變革。

所以今天我想簡單地說一下中國和美國發生了什麼,然後再談對人類命運的影響,以及我們海外華人應當做什麼樣的選擇

彭斯副總統曾經在東南亞部長級會議中,把中美兩國的衝突全部列出來,之後他要求習回到鄧小平路線上。鄧小平的模式是個什麼模式呢,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探討。鄧小平的模式是對毛澤東模式的一個否定。毛澤東的模式是來自於他在重慶的一句話,他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後來經過了內戰,又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沿著這個馬克思的經典革命理論走下,最後到1976年,按照共產黨的說法中國經濟面臨著崩潰的邊緣。

鄧小平是親身參與過中國六十年代的革命,他意識到他們當年的革命是失敗錯誤的。然後帶著中國加入到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去,以開放帶動改革。但鄧小平這個人呢,他自己亂世的經驗,對自由和民主,對人有深深的不相信,所以他上來就在經濟上學習資本主義,但政治上的他並沒有想學,而只想保留共產黨的東西。

發展經濟的這些力量,不僅滿足於經濟上的利益,同時也要滿足政治上的的發言權。
這個發展過程由於沒有政治改革,於是出現了腐敗,這就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實際原因。是在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基礎上,產生出新的社會力量,他們需要有新的政治管理模式。

但鄧小平仍然沿襲過去的方式。我們雖然知道了鄧小平的高壓手段並不能夠消滅新的社會力量,但是在1989年,這些力量就開始知道已經不大可能按照西方的民主方式,去尋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起決定的作用。

習近平後來覺得還是有用黨的獨裁作一個工具來強行推行。他關於這個中國發展的一些問題,已經沒有辦法再按正常處理。所以他建立的個人獨裁,全國姓黨,全黨姓習,不按照鄧小平的那個簡政放權的模式走下去。他要開始重新塑造一個新的中國供給側改革,對中國的增長模式和中國的這個產業及政策進行解調整,要發展高精尖的,能夠領先世界的這樣的一個產業。對不符合這個供給側改革的大企業進行整肅,比如對恆大許家印,還有安邦,王健林等靠炒房地產的資本集團。而相反地,對那些真正還在高科技領域,其中特別是打造中國領先世界的強大的企業,包括民企業,甚至外資企業比如馬斯克的,他只建立了一個基本性的集權和專制。

在這個過程中,他跟美國並沒有像當初的江澤民和胡錦濤還有溫家寶一樣,採取一個低下的姿勢。卻讓美國人認為他想回到共產主義。因為在Covid-19爆發之後,習近平讓企業家把過去吃的都吐出來,那麼這真是"官產學"一體化。企業家對於財產的安全性感到擔憂,對習近平不懂卻亂指揮經濟是有意見的。

冷戰結束後,福山說的歷史的終結,美國成了全球的政治領袖,那麼中國當時也說承認有"一超多強"的格局。美國在這方面的經過30年的發展,美國的矽谷建成世界技術發明的發動機。

全球化中,一方面美國在去庫存化過程中,其產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很多發達國家都轉移了大部分的製造業,留下那種高附加值的製造業,其他的就甩到了海外去。其實在德國,日本還有在台灣都經歷這樣一個階段。

如果到拜登換上來,之後中國經濟有希望恢復嗎?我覺得並沒有,拜登有和川普不一樣就是他認為那不是簡單的貿易問題。拜登就是對中國的這個政策分出了三個方面,一個方面的就是在對抗領域,這是關係到美國的價值準則。這個是沿著兩條戰線,一條與人權戰線,就在新疆西藏香港等等,還有法輪功還有在國內政治問題。

但是很多的政治家,包括那些媒體大亨,都相信讓中國經濟發展,中國中產階就會要求政治改革,這個幻想已經是破滅了。最近為期兩天的民主峰會就是針對中國的,它更多的是兩種制度的競爭。但是現在的國際政治格局其實很難解決的。如果中國繼續保持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那麼這個國家要是不可能和自由民主國家一起合作解決人類問題的。

習近平總體戰略就是說,他講到了四個全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其實都還是鄧小平的以建設為中心長期發展的硬道理。所以我講習近平,他九年多來經歷了那麼多的權力鬥爭,他不可能改變。我們說這裡有個路徑效應原理,一個方向走錯之後,又一步一步偏離原來的地方越走越遠。

——转自对话中国

郑也夫:我能影响中国吗

郑也夫


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听表扬的人。当然这不意味着我喜欢听批评。也不知道这脾气是生来就有,还是幼时的环境造就的。小学六年我一直是个顽劣少年,五年级才入队。老师常常要找家长,表扬很少听到。照理说,稀缺了更应该喜欢,可是我一听到表扬就坐立不安。从来没有得过奖状,区里小学田径比赛的奖状是个例外。我当众领取那奖状时竟异常坦然。那时候还没有分析能力,大概是感觉到它是以最过硬的成绩为基础的,不是谁谁的恩赐,里面也没有谁谁的好恶。从十几年前开始,拒绝申请任何奖项。觉得它们要么廉价,要么虚假。即使不廉价和虚假,我也无意靠近。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缺乏表现欲的人。但是就像少时赛跑一样,有成绩放在那里就够了,要别人的表扬和评价作甚?

听到我的学生陈心想从美国发来e-mail,祝贺我被评上影响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一头雾水。从网上查查,才知道是《南方人物周刊》搞的名堂。忝列我所钦佩的一些人物之中,冠盖如此显赫的头衔,一个不喜欢表扬的人竟感到前所未有的亢奋。立即骑上车子,到报摊上买来一份《南方人物周刊》。那亢奋大约持续了二个钟点之久。

待亢奋过去,我才怀疑人家对我的抬举:我能影响中国吗?40岁以前,我曾经以为自己提出过的一些想法,说不定对中国小有影响。40岁以后,我再未怀抱过影响中国的奢望。当年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你影响了中国。毛泽东的回答是:哪里,我只是影响了中南海附近的地方。这之中最表面的含义无疑是自谦,但如果只有这层浅白的含义,他就不是毛泽东。我猜想,在空间上毛泽东有悲哀,地方官的腐化他很清楚却从来也没能管束住,他能较好控制的只是京官。在时间上他更深怀忧虑,疑惑他对中国的影响不能持久,死后资本主义可能复辟。影响中国谈何容易。毛泽东尚且如此。形格势局下的一个侏儒的一句真心话是:我只能影响我的几个学生。

我是中国最早提出反对发展私车的人。我以为真理显然在我们手里。在辩论中我们甚至没有够格的对手。樊纲和我只争论了一个回合,就高挂免战牌。我主编了一本《轿车大论战》,为了营造旗鼓相当的争论,甚至要帮助对方组织文章,可是实在是找不到够格的支持轿车的作者和文章。但是我们雄辩的声音无改中国之国策――拥塞轰鸣的轿车是对我等侏儒的最大的嘲讽。

国事太大了,且不谈它。我们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制度,我影响的了吗?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已经高达1亿元。我以为这制度造就了腐败。很多课题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钱。这许多钱并没有带来多少好成果。我在《国家社科基金批判》一文中提出,应该将资助变为借款,将审批申请报告改为审查科研成果,成果的质量远比申请报告更好把握,申请报告远比成果更好蒙人,成果审核公开化,不合格的借款不能核销。这提议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倒是我自己因为十年来没有申请过基金,有从教授降格为副教授之虞,因为人民大学曾正式规定教授工作的达标内容:课时、核心刊物发表文章、拥有国家科研基金。我为避无端受辱只好仓皇逃窜。很多人劝我:北大真的那么好吗?其实北大和人大我了解的都不多,了解的只是自己的几个学生。但是在上述问题上北大还真的不比人大好多少。我刚刚看到北大的一个文件,说申请教授职称要有国家课题。面对这么糟糕的基金制度,难道洁身自好都不行吗?难道一个没有基金的人完成了拥有基金的人完成的工作还不能申请教授职称吗?看来我能保持教授的资格已属不易,遑论影响知识分子的社区。我在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四个单位工作过,一向处在边缘,并且日益边缘化。我乐于如此。我影响不了我的小单位,只希望它也改变不了我。

我实在不是一个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确实还可以算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写过200多篇讨论社会问题的杂文,作过电视台的谈话嘉宾、策划、乃至主持人,拥有自己的听众和读者。在媒体上写了这么多字,说了这么多话,说没有一点影响,是虚伪。那么我影响了谁?影响了什么?我可能影响了一些人的思想。我猜测我所能影响的人,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原本就和我接近。我其实只是澄清了他们原来模糊地感觉到了的东西,或者强化和坚定了他们已经具有的认识。我不敢相信我曾经改变过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与我不同的人的思想。我以为我的言论是雄辩的,但雄辩充其量是在争论中出风头。能改变原本认识不同的人们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影响力。我大约不具有令他人皈依的力量。不管怎么说,我可能澄清和强化了一些人的认识。但是我完全不能借此改变社会生活。比如说,经由我的喋喋不休和连篇累牍,在思想上认同反对私车观点的人可能更多了,但是与此同时在街道上轿车也更多了。影响不到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那么能否影响明天中国的社会生活呢?我的判断是不能。中国未来的决策若改变,也是未来的形势所使然――正所谓"形势比人强",不是前辈思想家的思想种子发芽开花。一个论据就是马寅初的人口论。我不觉得中国后来控制人口的政策是马寅初当年的思想造就的,我认为是人口膨胀的严重后果导致的。我的轿车批判的真理成分至少不低于人口论。实际上是六、七十年代我们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衬托出马寅初人口思想的英明。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有日本,那怕是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就不会是那么严重的问题。人口过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政治家经济政策失败的托词。须知,至今半数以上的发达国人口密度大过中国。轿车的破坏则无论国家贫富,无论经济制度如何,它都将吞噬能源,并以扩建道路和停车场吞噬人类最宝贵的地皮。但是我判断我的轿车批判的命运多半和马寅初的人口论相似,不会影响中国。

你已认定不能影响中国的社会生活,不仅今日而且明天,为什么还要充当公共知识分子,并乐此不疲呢?这使我想起美国畅销小说《教父》中的一句戏词。教父的小儿子迈克尔在翦灭了敌人后,对投靠敌方暗害了他哥哥的妹夫说:"我不会杀你,不想让我妹妹守寡。但是我的智力不能蒙受侮辱。"这就是我发表不同意见的兴趣所在。迈克尔最后还是杀了他妹夫。洞察阴谋和惩罚背叛,是他的两大愿望。我也有两大愿望。其一是抑制轿车的发展。而当轿车铺天盖地我们无可奈何时,便只剩下一个愿望:不能任凭一个"经济增长"的华丽而蹩脚的借口,在思想认识上"赢家通吃"。洞穿迷团和误区,满足了我"解题"的欲望。发出不同声音,满足了我表现的欲望。我们保护不了我们城市的生态,我们至少保护了思想领域中的生态。因为在现实领域中没有影响力,我的动力就完全地系结在个人的智力兴趣上面了。我早就说过一句略带犬儒味道的话:我是"游戏人"。别人有误解,以为游戏人随机即兴,不执著,无定力。其实游戏人有可能是最执著的。一个为社会功利奔走的人,如果有足够智力,明白了奔走注定无告,他还会执著下去吗?游戏人则不同。他不计功利上的得失,满足于解题和不同意见的发表,满足于智力王国里的胜利,因而有最执著的一面。但是至少外表上,他也有似乎不够执著的一面。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但是不愿意没完没了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因为重复在智力上没有乐趣。重复的动力是功利上的收获。比如轿车问题,我从没有放弃我的观点。但是早就不想重复了,说了一百遍了,还有什么意思。

我乐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我知道对于影响中国,我没有积极的功能。但还是以为,略有一点消极的功能。讲这消极功能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上面的观点。好在重复一遍,有强调的意味,还不那么令自己厌烦。这消极的功能就是平衡社会管理者的力量。不让社会的实践吞噬舆论,抵抗宣传的声音催眠大众。很可能政策和社会生活依旧,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声音,显示了一个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进多样化的思想生态。

                                                                       《博览群书》2004年10期

阿城谈张爱玲:她不打算与我同类的人来往是对的

天下中文系 2022-01-26

阿城谈张爱玲:适得其志,逝得其所 

对于张爱玲的死,我其实没有资格置喙。我出生成长成熟于一个张爱玲格格不入的社会,这从她的《对照记》图四十六、四十八的说明可以读出,我猜她可能犹豫观望过,终于不能忍受,一走了之。环境再恶劣,没有可以退缩的私人空间,容易死掉。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巨隐隐于心,只有杨绛在小说《洗澡》中写出连心都无法隐的惊心动魄。张爱玲五二年离开中国大陆到香港,五五年再到美国,不料在美国差一点又隐不成。 

洛杉矶有一位女士是"张迷",文字及小意象处颇学得有几分,知道张爱玲不见人,就去张爱玲住处附近租屋监视,也叫她惊鸿一瞥瞥到"鸿"出来倒垃圾。终于是晤不到,于是就翻检张爱玲的垃圾,而且将自己的变态写成文章发在报纸上,逼得张爱玲只好搬家。崇拜竟可以像苛政,达到猛于虎的地步,令人不寒而栗。 
我猜张爱玲是一个有"洁"癖的作者,这种洁癖使她最终于生活里拒绝与"脏"或可能"脏"的人来往。我想我自己恐怕就是一个"脏"人,她不打算与我同类的人来往是对的。我身上可能有令人感兴趣生好感的部分,但处久了,"脏"东西摊开了,就会被人厌恶。坦诚相处,不太是好的意思,你不能保证对方不认为你的"坦"与"诚"是忍受不了的"脏"。 

张爱玲被人发现死后的次日,洛杉矶华文报纸登出那位女士在桌上铺排张爱玲的垃圾的照片,同日的报纸有美国参议院议员派克伍德因性骚扰而宣布辞职,后被同僚限期离开的新闻,读后觉得世界好像有些许公理可言。 
张爱玲遗嘱自己死后请遗嘱执行人立即火化她的遗体,将骨灰抛撒旷野。张爱玲生前不晤人,不应门,不接电话,不回信,这已经是"志"了,张爱玲死后才被人启门发现,可说是适得其志,逝得其所。人生难得"志满意得",张爱玲做到了,正该为她高兴,不料洛杉矶的华文报纸有些人认为按遗嘱做太过凄凉,治丧人员定二十天后追悼,究竟要如何,仍在商量之中。 
崇拜张爱玲的人无疑是好意,不忍凄凉。为了尊敬所崇拜的人,却忘了逝者的遗嘱是要尊重的,这是信。逝者不可能再怨再怒了,有感情的只是活着的人,世间若无信,即便是好意,另外的人到底不安。若尊敬张爱玲,就让她按自己要求的方式走吧。 
所以我想我没有资格置喙张爱玲的生与死,因为张爱玲拒绝做公众人物而且做得干净彻底,我只能对"公众"对她的死的反应置喙。 
张爱玲的公共物是她的文字,我来试着稍稍置喙一下。 
不妨抄一下我在《闲话闲说》里的一段:"记得是八四年底,忽然有一天翻上海的《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后纳闷了好几天,心想上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就如此惊人。心下惭愧自己当年刚发了一篇小说,这张爱玲不知如何冷笑呢。于是到处打听这张爱玲,却没有人知道,看过的人又都说《倾城之恋》没有什么嘛,我知道话不投机,只好继续纳闷下去。幸亏不久又见到柯灵先生对张爱玲的介绍,才明白过来。" 
张爱玲的感觉方式,表达方式与一九四九年后大陆形成的共和国文体格格不入,这是我读她的小说时觉得"新"的地方,也是我认为不会有多少大陆人学得了她的原因。迷可以迷,学是一定学不好的。要学她,得没有受过多少共和国文体的浸染,或有能力抗拒腐蚀,或与张爱玲有相近的文化结构、感情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学她学得有些意思的都在台湾、香港。不过痴迷地学,小心大树底下不长草。 
另外,北人写南,或南人写北,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好,道理不知道,但我们算一下古今以来的作家,差不多是这样。南人写南、北人写北也有好的,比例上不多。南唐后主李煜是南人写南的好例子,他的词哀婉凄凉,算得绝唱。鲁迅其实在北方很久,文体在北方形成,所以可算是北人,他的《野草》是北方意象,他最简捷犀利的杂文则是写南。张爱玲写南,她的感觉、意象和灵魂是北方的,所以才是苍凉,而非南人写南的凄凉。"苍"是近于无色的黑,北方的狼,整天跑来跑去,却常常在苍茫时分独自伫立良久,之后只身离开。 
我以前不太理会得张爱玲为何会写苍凉的意象,及至看到她的绝笔《对照记》中写小时候在北方及其家族,于是猜测苍凉在她幼年就渗进心底了。 

2022年1月29日星期六

朱學淵:關於陰曆陽曆和職業革命家的議論云云(附:中国的农历竟然是一位外国神父编撰的!)

朱學淵發議論】中國「農曆」常稱「陰曆」;而所謂「陽曆」又往往被誤作「洋曆」。中國人思維之糊塗,不僅對於探索未知的勇氣不足,和對已備知識的不求甚解,還在於不願意將事情說明白。實際上「農曆」是360天的「月亮曆」和365天的「太陽曆」的結合。後者也就是「節氣曆」,所謂「節氣/ solar term 」就是把365天分成二十四個等分(隔年有小時分秒的差別),其中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最重要。「過年」是過「月亮年」,種田是靠「太陽曆」(湘潭升起的酷曆和中秋春節的喜慶不在其列)。其實,中國古人「陰陽」早知,汤若望是把兩者搓合在一起,他是既把事情看得很明白,又懂得尊重中國人的傳統和情感的偉人。

 

中国的农历竟然是一位外国神父编撰的!

《华夏导报》2018

 

马悲鸣导读】一直惊叹于我国现行的农历,觉得很精确。曾经以为这是几千年朴素的劳动人民在劳动耕作过程中对地球运行、气候变迁的经验总结,结果直到看了2013723CCTV10的「探索发现」,才知道目前现行的农历是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编著的。

【马悲鸣再按】春节快到了。这个中国人过的大年是德国传教士制定的。中国的第一面国旗,黄底青龙旗是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ame18201114日-1870223日)设计的。他曾任美国第13任驻华公使六年,任满离职之际,被清政府聘为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清初清末两洋人,汤若望与蒲安臣。其实还有成百上千的洋人帮助过中国,比如中国海关关长赫德,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和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但中国人都不记得。


馬悲鳴攝


农历,是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神父奉大明王朝所命而编撰的历法,农历里"正月"二字与"立春"等,都是汤若望神父所设立的节气名称⋯⋯

一直惊叹于我国现行的农历,觉得很精确。曾经以为这是几千年朴素的劳动人民在劳动耕作过程中对地球运行、气候变迁的经验总结,结果直到看了2013723CCTV10的探索发现,才知道目前现行的农历是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编著的。

汤若望在明朝崇祯年间来中国传扬天主教,他精通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当时中国的历法已经暴露出诸多弊端,存在众多偏差。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农耕帝国,一部准确的历法对整个中国的生产和经济影响巨大。汤若望根据他的西方科学理论开始研究编制适合中国现行的历法。因此他受到崇祯皇帝的最高礼遇,他是唯一一个能自由进出皇宫的外国人。

腐朽的制度不可避免的让明朝走向了没落和毁灭。而历法的编制在帝王眼里都显得格外重要。汤若望同样受到李自成的礼遇。这个德国人以自己的亲生经历目睹了朝代的更迭,而那时的西方还在研究中国的夏商周历史。

后来清王朝建立,多尔衮下令天内北京城的非满人都必须搬出。而汤若望冒死写信给多尔衮,提到历法编制的重要,由于自己身边诸多的资料不能及时搬出北京城。多尔衮很欣赏这位传教士,破例让他待在北京城,并请他继续编写历法。期间由于他精通医术,治好了孝庄皇后的病,所以他被请进朝廷做官,并和孝庄、顺治建立非常好的关系。当时顺治很小,多尔衮的野心不断膨胀,汤若望还安慰顺治说:多尔衮太过霸道,上天会惩罚他的。结果后来多尔衮从马上落下摔伤,于是人们一直坚信这个德国人有知晓未来的能力。

再后来,汤若望完成了历法的编著,大清王朝开始沿用新的历法。顺治后来染上了天花,可是顺治一直对传位给哪位皇子犹豫不决,他临终前请汤若望给他建议。汤若望是当时唯一一个能知道天花的破坏性影响的人,于是他从大清帝国的长远考虑,建议一定立一个曾经出过天花的皇子当皇上,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康熙——玄烨。

汤若望在康熙当上皇帝后已经是年近70的迟暮老人了,他对于东方文明的热爱以及怀揣传播基督教义的思想,一直留在了古老的中国。他不求功名,不参与宫廷斗争,他的官品一直被提升了一级。对于这样的人生经历可算非常辉煌了,可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丝毫的自豪感,而是对自己未能完成的使命的深深忧虑。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却在康熙初年迎来人生中最大的挫折。由于宫廷中利益团体的明争暗斗,他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鳌拜等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怂恿一名自称通晓天象的低级文官弹劾汤若望,并将汤若望打入大牢。在长达数月的审讯中,年迈的汤若望受尽了屈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历法案。

后来汤若望被判处凌迟。在判刑后第三天,北京通县竟然发生级以上地震,建筑毁坏,皇宫也部分倒塌并着火。民间议论纷纷,出于这样的压力,鳌拜才免以汤若望的死刑。 这位中风半身不能动弹的德国老人请自己传教弟子代笔书写了自己长长的忏悔录,他在自己的忏悔中离开了人世,再也没能回到德国的故土。后来康熙掌握实权,宣布全国祭奠汤若望,并把他葬在了皇家陵园,葬在了著名的利玛窦陵墓旁。从此汤若望的新历法开始被广泛推行并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仍然指导着我国农业生产的中国农历。

央视"探索发现"频道,201373日《人物》介绍汤若望神父: 九死一生来到中国,交流中西文明、编撰新历法、制约皇帝、决定康熙继位、被判凌迟⋯⋯

视频最后一句话:"公元1679年,由汤若望编撰的《时宪历》重新开始推行,一直沿用到今天,这就是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都有着精密联系的农历。"

 

【注】:约翰·亚当·沙尔·冯·拜尔,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ii是汤若望神父的原名。


——————


朱學淵再發議論】馬先生之見,尚可再議。毛澤東鄧小平的才幹智慧膽力就一定不如華盛頓拿破崙嗎?當然不是。而是他們的腦子裡只有「皇權」「黨權」「我權」,唯獨沒有「民權」⋯⋯。中國是永遠鑽在「解決吃飯」問題的牛角尖裏,永遠沒有餘錢剩米來興教育和寬鬆言論的國家,老百姓也從來不知道自己有權,當然也不能容忍先進如馬先生,馮先生等自說自話,不押送他們去犁田種谷就算好事了。當然,中國人種的性格還最缺乏幽默感,前十天八天,英國議堂中出了一堂笑話,強生首相在疫情中參加了一個聚會,反對黨領袖建議他辭職,他坐在那裡作答,沒說幾句突然轉說中文「你好,很高興認識你」,換來哄堂大笑⋯⋯想必大家已經知道這則笑聞。但這是先明白事大事小和如何大事化小,而後發的無傷大雅的英式幽默⋯⋯在中國人中,毛澤東鄧小平算得是懂笑話的人,但每遇「權」字就不惜「小事化大」了。悲乎哉?否,性格也。但願未來執掌中國權力的,是有器量也有幽默感的職業革命家。

 

马悲鸣:中国已经失去党主立宪的机会

冯胜平先生提出过"党主立宪"说,以规避大革命和开历史倒车;遭到党校教授蔡霞的反驳。但蔡教授也提不出比党主立宪更具体的办法来。

我不在两者之间选边站队。只谈一下在中国党主立宪的机会已经失去。

其实我在国内上学讲到君主立宪时,就立刻联想到当代中国可以搞党主立宪。君主立宪最成功的就是西欧一连串发达国家。虽然西欧两大国,德国和法国都不是君主立宪,两牙原来也不是,但西班牙后来还是恢复了君主立宪,搞得都不错。

君主立宪是保留王室为国家礼仪象征,议会和政府出自民选,由君主复核认可。德法,还有西班牙,废了君主制曾造成巨大的国内和国际间的战争和血腥屠杀。

君主立宪是国内各方势力,主要是王室和平民间抗衡中达成的妥协。这要有高超的政治敏感人物的操作,比如杀了英王,经历过克伦威尔专制之后,英国议会认识到有王室比没有王室好;在英国斯图亚特王室绝嗣后,从德国迎来祖上曾娶斯图亚特公主的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一世来当英国国王。

中国搞不成党主立宪,是因为中共在中国一党独大,没有抗衡力量。另一方面,没有德高望重的政治敏感人物高超的政治操作能力。比如军事强人拿破仑曾下令制定《拿破仑法典》。他巡视法典起草办公室时,有如乾隆皇帝巡视纪晓岚《四库全书》编纂馆。当有人提出疑难问题时,拿破仑当场就能背诵出《罗马法》中的有关章节。 _拿破仑当然没搞君主立宪,但他搞成了以《拿破仑法典》为代表的法治建设,直到如今。

中国要想搞成党主立宪,需要有拿破仑之于法治建设和开创德国社会保障系统的铁血宰相俾斯麦那样的政治军事强人;而且要有拿破仑之于制定《拿破仑法典》那样的才学见识。这种人中国从来不曾有过。 _中共搞党主立宪的机会曾经有过三次,但都错过了。第一次在毛泽东刚得天下之际。他能挟百战余威,用枪口指着议会公平选举。但是他没有,而是把精力都用在了巩固政权以保卫自己的权位上,再加上自以为是的大跃进胡来,把中国推进了万丈深渊。 _第二次是文革结束之际,华国锋、邓小平能挟结束文革,擒拿四人帮的余威,用枪口指着议会公平选举。但他们却忙于内斗争位和自以为是,毫无章法的胡乱改革开放。

第三次是六四平乱之际,邓小平能挟武装清场余威,用枪口指着议会公平选举。但是他已经太老,只能让接班的江泽民闷声发大财,导致腐败横行。

这三次机会失去后,搞党主立宪就更没有条件了。

所谓党主立宪,其实可以参考伊朗。

现在国际上确认,真正的共产党国家只剩五个:中国大陆、北朝鲜、古巴、越南、老挝。和中国搞联合海上军事演习的俄罗斯和伊朗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共产党专制。

俄罗斯虽然搞了大选,但只选出了叶利钦和普京两位总统。可伊朗却选出过多位总统。 _如果把共产党类比成宗教,则党中央就可类比成伊朗的最高宗教委员会。伊朗的大选是在全民中进行的,但最后要有最高宗教委员会的复核认可。除非出现反宗教的候选人获胜;否则,最高宗教委员会都会认可选票。

因为中共历史上造孽太多,受害者众,恨不得食肉寝皮,故喊出"杀光共产党员及其直系亲属"的口号;否则他们还会卷土重来。君不见"四一二"乎?

"四一二"大屠杀漏网的共产党员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最终报了"四一二"之仇,彻底夺得天下。

但共产党建立的制度不好。国家控制经济破坏了经济秩序,造成深重的社会经济灾难,而且过于凶残,杀人太多。这是因为一党独大的军事、政治、经济一体化破坏了正常经济循环的结果。

要恢复良性经济循环,需要各阶层所有人的抱怨赔钱和想多挣钱的意愿都能表达出来,就能知道经济循环哪里出了问题。这需要广泛民选的代表制度选出的民意代表把抱怨和意愿表达在国家议事堂里,由议事堂里的表决确定取舍。这就是即非民主,也非君主,更非一竿子戳到底的一党专制的,"有代表性的共和制"a representative republic)。 仿照伊朗最高宗教委员会的样子,在中国放开民间的自由选举。选举结果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复核认可。如果选出有"杀光共产党员及其直系亲属"意图的人胜出或通过"杀光共产党员及其直系亲属"的法律,则中共中央不予复核认可。因军队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手里,受中共中央节制,故其不予认可的决定有武装力量保证。 _军队在共产党手里,你怕什么选举?实在不行可以开枪嘛。顺便说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牌子应该摘掉。军队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党军,另挂一面""军的牌子,反而授人以"军队国家化"的口实。 _我这些话都应该在文革刚结束之际和六四刚平乱之际说出来,但不会有人听的。现在说出来已经太晚,中国已经失去了党主立宪的机会。 

 

2022年1月28日星期五

【書摘】《美國式正義》之12.賴瑞金來訪

 / 思想坦克 2022 年 1 月 28 日

12.賴瑞金來訪

這是蘭斯•伊藤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決定,也是辛普森審判中開審陳述的最後一個障礙。在某個層面上,問題其實很簡單:檢方是否可以向陪審團提出,關於辛普森曾在身體和情感上騷擾他的前妻的證據?然而,在另一個層面上,家暴聲請(domestic violence motion)則帶出了關於刑事審判本質的深層問題。是否應該對陪審團隱瞞有關被告的任何資訊,即使這些資訊是準確的?哪些證據(如果有的話)對被告人過於不利?如果丈夫虐待妻子,是否意味著他更有可能謀殺妻子?被告是因其所作所為還是因其身分受審?

關於這個問題和辛普森案中提出的所有議題,伊藤有條不紊地處理著。伊藤住在帕薩迪納(Pasadena),每天早上七點左右,趁著交通還很順暢的時候,他早早就來上班了。當他溜進他的辦公室時,刑事法院大樓裡大多空無一人。他的辦公室位於九樓,就在他的法庭對面,中間隔了一條破舊的油氈走廊,那裡被稱為一○三部門。他狹長的辦公室的一端有一扇窗,可以眺望洛杉磯時報大樓,更遠處則可看到市中心的許多高樓, 但窗台上堆積成山的文件遮住了視野。伊藤的辦公室是新派工作狂(Neo-Workaholic)風麗特•約克(洛杉磯警察局位階最高的女性之一)的精美沙龍照,以及一小排歷史悠久的日本旗幟。成年後,伊藤開始認真看待自己的文化傳統。作為第三代加州人,他從小就知道,他的父母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懷俄明州的一個拘留營中相遇。就連蘭斯•艾倫•伊藤(Lance Allan Ito)這個名字也是那段艱難的戰爭歲月的見證;它是為了紀念一位律師,蘭斯•史密斯(Lance Smith),他在伊藤家族被拘留期間幫他們保住了財產,還有一位牧師,艾倫•亨特(Allan Hunter),他為拘留營的囚犯帶來了食物和精神支持。

在他法庭牆上的攝影機啟動前不久,大約九點左右,伊藤會從他的辦公室漫步到他的法官席上,檢查當天的文書工作是否有序。此時的他不穿長袍,所以他裝滿筆的插筆袋,就會從襯衫胸口的口袋露出來。當身著全套法袍時,伊藤往往會彎腰駝背;他的長袍會融入他的黑鬍子中,使他顯得柔軟、矮胖。這容易讓人誤解,但其實這位四十四歲的法官身材修精實,是參加過兩次馬拉松比賽的老手。

與他面前的對手相比,伊藤法官在工作中幾乎沒有任何助手。在審判過程中,只有幾個來自當地法學院的學生在他的辦公室輪班,但伊藤獨自完成了所有的文書工作和裁決。他害怕在法庭上顯得毫無準備,幾乎是患了恐懼症的程度,所以他閱讀了律師們引用的所有案例。這意味著他在開庭後會長時間工作,要麽在他辦公室,要麽在他有網路可以連到他辦公室電腦的家裡。

伊藤和任何人一樣,都明白家暴議題對檢方的重要性。檢方要求他對五十九起不同的「情節重大事件或不當行為」做出裁決,包括辛普森在一九八九年因毆打妮可而被定罪一事,以及妮可在一九九三年撥打九一一電話一事(當妮可乞求警方援助時,O. J. 在旁對她咆哮)。伊藤的裁定將決定檢方舉證是走完全基於間接證據和科學證據,雖然枯燥但高度專業路線,還是走愈來愈嚴重的家庭暴力,最終導致有人死掉的八點檔路線。

伊藤以他特有的一絲不苟的方式苦惱著。他要求雙方為他製作一張圖表,列出每一個事件,同時就這些證據為什麽要被採納或排除,進行簡要的論證。伊藤要求律師們把電腦磁碟裡的資料給他(伊藤在本案中常常要律師們這麼做),讓他自己去折騰。他研讀了案件資料,又重讀了其中一部分,然後開始逐一研究家暴事件。為了不耽誤審判,伊藤必須在一月十八日前做出裁決。到那時為止,他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告訴任何人他的結論。

但,伊藤法官確實告訴了賴瑞金他將如何裁決。

* * *

蘭斯•伊藤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物。雖然他是一位深思熟慮的法學家,他的工作體現了他認真嚴謹的態度,但在審理辛普森案的嚴峻考驗下,他也展現了自己性格的另一面。不幸的是,在這個漫長的案件過程中,伊藤不那麽吸引人的一面愈來愈顯露出來。在審判過程中,伊藤經常表現得像一個瘋狂追逐名人的洛杉磯居民,但問題比眼睛發亮的粉絲更嚴重。到最後,伊藤變得過分急於取悅他人、不願意冒犯,以及要命的缺乏莊嚴的風度。

對賴瑞金不當披露一事離譜得嚇人(伊藤很幸運,因為這位脫口秀主持人當時沒把此事說出去),而這只是伊藤深受其擾的其中一個表現。他與KCBS那次驚人的採訪是另一個例子(他之所以接受採訪是因為翠西亞•豐田的丈夫,伊藤的一個老朋友,要求他這樣做的)。第三個例子,則是當伊藤聽到關於攝影機是否應該留在法庭上的爭論時的反應。

伊藤骨子裡喜歡鏡頭帶來的關注,他從來沒有考慮過要將觀看庭審的民眾驅逐出去,但法官確實喜歡調侃新聞媒體。在十一月七日媒體律師出庭的那天,在法庭的攝影機前,伊藤決定用自己的方式登場;伊藤指示,將他收到的二十一箱要求他停止拍攝的信件堆放在法官席旁。(芝加哥的新聞記者麥克•羅伊科〔Mike Royko〕發起了一場寫信運動。)伊藤提到這些郵件,問為各種新聞業務辯護的律師凱莉•薩格(Kelli Sager):「當妳說妳為公眾發言,或說公眾有興趣了解這些情況時,但絕大多數民眾告訴我,他們希望我拔掉攝影機的插頭。妳對此作何反應?」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經常出庭(而且表現非常突出)的薩格一下子就破解了伊藤的堆箱花招。「當然,如果法院要以這種方式來解決本案的議題,我的當事人會很樂意組織一場寫信運動,」她說:「但我會強烈建議法院不要根據公眾意見……做出裁決。如果有兩萬人寫信說,『我們認為應該加入DNA證據』,我相信法院屆時不會是根據公眾的發言做出裁決。」伊藤很快就投降了。攝影機留在原地,堆積如山的箱子也加入了KCBS採訪的行列,成為伊藤天真的象徵。

以前只在電視上見過伊藤法庭的人,第一次來到伊藤的法庭時,總會說出同樣的話:太小了。房間的大小和一個網球場差不多,只有四排長椅供觀眾使用。在法庭上,就像在婚禮一樣,你的立場決定了你坐的位置,所以控辯雙方從案件開始就各自標明了自己的領地。在檢察官的身後,法庭靠近陪審團席的一側,坐著受害者的家屬。羅恩•高德曼的姐姐金(Kim)幾乎每天都來,她的繼母帕蒂(Patti)也是。羅恩的父親弗雷德(Fred)每週都會來幾次。布朗一家來的次數比較沒那麼頻繁,妮可的母親朱蒂莎來的次數最多,她三個還在世的姐妹,丹妮絲、多米尼克(Dominique)和譚亞(Tanya)則很少來。記者團坐在二十五個嚴格配給的座位上,圍著受害者家屬。記者身後站著三名平面攝影師和兩個技術員,他們負責操作牆上的遙控攝影機。

辯護方的陣容也很固定。O. J.的兩個姐妹,卡梅麗塔•杜里奧(Carmelita Durio) 和雪莉•貝克(Shirley Baker),以及雪莉的丈夫班(Ben)每天都來。他們堅信辛普森是無辜的,但他們以無可挑剔的優雅態度,面對包括受害者家屬和許多記者在內的那些不相信辛普森的人。伊藤在辯方區保留了四個座位給自己的朋友,而在後排,有六個每天用抽籤決定的民眾席。就這樣大約五十人。在這裡,新來的人很快會被注意到,因此一月十四日,人們不可能沒注意到賴瑞金的到來。

菲依•雷斯尼克原定十月出書(《私人日記》)後上節目宣傳,《賴瑞金現場》是其中之一,但伊藤寫信給CNN以及其他電視台,要求他們推遲雷斯尼克的採訪。與宗毓華在CBS的節目不同,賴瑞金的節目取消了採訪,伊藤給他寫了一封感謝信,並邀請賴瑞金有空就到他的辦公室看一下。(這是一個親切的姿態,但一個喜歡有明星來拜訪自己的人,也會是這樣的態度)。於是,在十四日上午的法庭休息時間,賴瑞金、他的高級執行製作人溫蒂•沃克•惠特沃斯(Wendy Walker Whitworth)和賴瑞金的女兒查亞(Chaia)被帶進了伊藤的辦公室。賴瑞金的出現讓伊藤非常激動,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談論他必須做出的家暴裁定。「我知道妮可打電話給收容所是有力的證據,」伊藤對驚呆了的客人說:「但這只是傳聞證據,我不能讓它加進來。」談話圍繞著各種話題,進行了四十分鐘左,包括伊藤計畫有朝一日去少年法庭工作、查亞在美國大學的課程學習等等,直到賴瑞金最後問道:「你不用回法庭嗎?」

休息時間只有十五分鐘,所以當伊藤回到法官席時,面前的那群人早已坐立不安。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賴瑞金和他的隨行人員跟著伊藤從後門進入了法庭的審判活動區裡。為了向來訪的名人表示尊重,O. J. 起身並且伸出手與賴瑞金握手。然而,法警卻將被告趕回座位。O. J. 懊惱地對賴瑞金說:「謝謝你這麽公正。」接著,賴瑞金走向夏皮羅, 夏皮羅給了他一個熊抱,然後賴瑞金與貝利握手。所有這些對辯護陣營的關注,都讓吉爾•加塞蒂的特約公關主任(也是賴瑞金未來的戀人)蘇珊•柴爾德斯感到心煩意亂。柴爾德斯從她的座位上衝到辯護席上,把賴瑞金帶到檢察官面前,克拉克告訴他:「我都有在看你的節目!」

這時,溫蒂•沃克•惠特沃斯開始對他們引起的騷動感到難為情,她急著離開。不幸的是,她伸手要開的是拘留室的門,休息時間辛普森會在裡面待著。一名法警攔住她。「大多數人都儘量不去那裡。」他冷冷地說道。

賴瑞金和他的隨行人員把法庭弄得像遊輪的甲板一樣,最終從旁聽席的門離開了,伊藤法官帶著平靜的微笑看著整個場面。

我自己在審判期間也去找過伊藤法官,那一次會面同樣反映出這種令人費解、想要得到名人青睞的渴望。在案件審理初期,某天早上接近中午的時候,高等法院的公共事務主任傑里安•海斯利特(Jerrianne Hayslett)說,法官想在午餐時間與我見面。(伊藤在審判過程中見了許多記者,儘管大多數審理高知名度案件的法官都覺得,最好是永遠不要和記者打招呼。)海斯利特把我帶回了伊藤的辦公室。

大多數時候,伊藤和我都在閒聊,天氣、我放棄法律從事新聞工作的決定、他對帕薩迪納的玫瑰盃跳蚤市場的熱愛程度。有一次,我告訴他,我認為他在這個案子中的工作非常棘手。

伊藤停了下來,露出微笑,「想看點什麽嗎?」他問我。

當然,我說。

「想看點好東西嗎?」

我想看。

伊藤將手伸進辦公桌裡,接著拿出一個信封,他像抱著一件珍貴的傳家寶一樣抱著它,然後遞給我。我打開一看,發現一封信,寄信人貼心地在背面襯上了一層紙板,很適合裱框。

在這封簡短的留言中,作者說他一直在電視上看辛普森案的進展,他認為伊藤在困難的情況下做得非常出色。它的署名是:「阿森尼奧•霍爾」(Arsenio Hall)。

我說這是一封非常棒的信。伊藤笑容滿面。

***

嚴肅的法官跟不用腦袋的洛杉磯佬,這之間的鮮明對比,反映了伊藤的出身背景。在本案的所有負責人中,他是唯一一位出生在洛杉磯的人,而且跟洛杉磯有著深厚的淵源。這位法官的祖父曾幫助建造了該城第一個跨種族的衛理公會教堂,他的父親詹姆斯•伊藤則是在一個穩固的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詹姆斯大學畢業後,在西科維納(West Covina)開懇了一個占地二十七英畝的蔬果園,甚至在二戰開始時加入了加州國民警衛隊。跟許多日裔美國人一樣,戰爭讓伊藤詹姆斯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被勒令辭去國民警衛隊的職務,變賣資產,並到拘留營報到,一切都在兩週內發生。

蘭斯出生於一九五○年,他的父母最後成為了學校教師,定居在銀湖(Silver Lake) 的中產階級區域,就在道奇球場附近。詹姆斯•伊藤曾經希望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能更有所成就,但戰爭使這些夢想破滅,他轉而把希望寄託在年輕的蘭斯身上。蘭斯有一個幾乎典型的純美式童年。他當上種族混合的約翰•馬歇爾高中(John Marshall High School)的學生會主席,並在童子軍中表現出色,獲得了所有人夢寐以求的鷹級童子軍徽章。他的童子軍團長,一個名叫黃錦紹的年輕律師,成為了他的導師和榜樣。(黃律師後來成為加州首批亞裔美國人高等法院法官之一,當伊藤選擇他作為「特別主事官」,檢視辛普森案中「神秘信封」的內容物時,他已經從法官席上退休。)

伊藤十幾歲時的叛逆行為,還算是溫和的,只侷限於父母要求他上日語課,而他拒絕接受的那種程度。一九六八年,他帶著一流的頭腦和海灘男孩樂團時代美好生活的所有配備,來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包括一堆花花公子的折頁,用來裝飾他的房間,還有一套音響系統,一個迷人的女朋友,一輛裝了後擋百葉窗、引擎蓋進氣口,以及鍍鉻敬的態度。伊藤住在校園裡的Sproul Hall宿舍(暱稱是Bacchus House,取自酒神之名),在珍珠港紀念日(Pearl Harbor Day),這位未來的法官會戴上破舊的皮製飛行員帽和臨時做的披風,在大廳裡跑來跑去,大喊「萬歲!」

不過,在同一個時期,伊藤司法生涯的根基就已經被種下。作為大學生,伊藤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擔任學生停車場主任。在為車痴狂的洛杉磯,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調解任務。伊藤的學業也很優秀,他以優等(cum laude)的成績畢業於政治學系,並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著名的博特法學院(Boalt Hall)錄取。一九七五年從博特畢業後,伊藤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了兩年,隨後成為洛杉磯的地檢署副檢察官。

伊藤的檢察官經歷形塑了他的司法觀。他專門負責處理洛杉磯暴力幫派的案件,最終被分配到一個專門審理這些大型複雜案件的特別小組。(作為這種工作的附帶福利,他在某天淩晨四點鐘的一個兇殺案現場,第一次見到了他未來的妻子,她當時是一名兇殺案警探。)就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在羅伯特•菲利博西安(Robert Philibosian,近年來少數幾個擔任過洛杉磯地區檢察長的共和黨人之一)任內,伊藤的事業開始起飛。

據菲利博西安說:「蘭斯是民主黨人,而我是共和黨人,但他非常能同理我們在那些日子裡努力做的事情。」菲利博西安離開地檢署後,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幫助發起了一場旨在推翻加州最高法院的革命。當時加州最高法院大概是全美最自由的法在兩屆州長任內所任命的官員領軍。這七人領導的法院對上檢察官,進行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漫長鬥爭,直到一九八六年,選民罷免博德及其兩名同事時才結束──這場鬥爭是在菲利博西安的幫助之下進行的(法院現為堅定的保守派)。「蘭斯並不喜歡羅絲•博德,」伊藤的法學院同學、現在仍是他朋友的佩瑞•莫奇亞羅(Perry Mocciaro)說:「他對她的感覺與該州其他檢察官沒有什麽不同。」伊藤並沒有直接參與罷免活動,但對於博德的法院,他異常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那時候他的汽車上掛著一個車牌框,上面有加州最高法院的字樣;這位年輕檢察官用自選車牌給出了評語:7 BOZOS(七個笨蛋)。一九八七年,菲利博斯安將伊藤推薦給同為共和黨人的州長喬治•杜美金。州長於同一年任命伊藤為市法院法官,一九八九年又任命伊藤為高等法院法官,那之後伊藤就一直待在高等法院。成為法官後,伊藤換了車牌,但車牌背後的心情似乎沒有改變。

作者是美國著名的司法題材調查報導作家。一九六○年出生於紐約,是一名律師、部落客,曾於美國司法部任職,後離開公部門開始寫作,曾任《紐約客》作家及CNN評論員,專長是法律分析與評論。著有《巨大的陰謀:柯林頓性醜聞案(A vast conspiracy : the real story of the sex scandal that nearly brought down a president)》、《九人:美國最高法院風雲(The Nine: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the Supreme Court)》等多本調查報導作品。


書名:《美國式正義──公眾與O.J.辛普森的司法對決》
作者:傑弗瑞.圖賓(Jeffrey Toobin)
出版社:凌宇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