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草木衰黄、柳枝枯萎、沙河冰封，我就会想起2018年的那个冬天，师爷陡然去世，河流顿失滔滔，而我们这些人，则陷入不可抑制的悲伤不能自拔。
三年，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世界又是另一番模样，对于长期生活于动荡困顿，洞察世事变迁于幽微的师爷而言，却从此安静了。他不必为病毒的变异而紧张，不用为长期的禁足而犯愁，也不会再为此岸的莫测变幻或喜或忧。
那是宁静的彼岸，纷纷扰扰的世事再也不是牵绊。但此岸，却有多少人还在诉说着、怀念着、凭吊着，这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朋友。
十月份少安回京，我俩去丽都旁边四得公园散步，银杏正黄得晃眼睛，少安抬手一指：师爷在的时候，经常在这儿散步，就这棵树下，我还给他拍过照。于是我也去拍了一张，仿佛时空可以重叠，我们曾在同一条路上轻快地走过，在同一棵树下盘桓，然后为不同的事情发出声调相同的慨叹。
而前些日子，或许是师爷祭日将近，梦中有人对我说，施滨海留下的许多文字记录和作品意义非凡。听罢此言，我大哭，说一把火全烧了全烧了，剩下的被兄长当废品卖给收荒匠了。哭着哭着到了十里堡师爷家楼下，我说我知道是哪个楼、哪棵树，撒一些花瓣祭奠一下。可是，逼仄拥挤的楼群中怎么都找不到是哪座楼了，树没了，坐标没了，记忆就没了。梦里抽泣不已，结果把自己给哭醒了。
三年前的12月6日，是吴伟大哥的生日，原本是个喜乐的日子，却意外传来师爷的噩耗。那场火足够大，大到他无法从烈焰中夺门而去，在十里堡的那间出租屋里，堆满了师爷几十年来积攒起来的书籍和手稿，甚至阳台上都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屋里放不下的书籍。我只知道他在生死之间，站在了十二层的阳台上。
很长时间我都会想，一个人身处绝境，是慨然赴死，还是寻求一线希望挣扎着活下去。少安和我都曾设想过，站在阳台上无助的师爷，或许认准了楼下那棵大树，能够成为救命稻草。但是，奇迹却没有发生。我只能去感受，那纵身一跳的时刻，有多少不舍和眷恋，就有多重的惨烈和绝望，死神的面容有多么狰狞，活着对于世人就有多么美好。
师爷去世后，历史学家、上海大学朱学勤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真是一语成谶。当年《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之一贾新民跳楼身亡时，他写道：一些人死了，更多人活了下来，后死者难以融入此后的变动，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迟延数年，还是跳楼而去。这里既有个人病因，也有巨变留下的创痛，至少是帮助我理解，我所经历的历史就像一部被反复重放拉坏了胶片的无声电影，再也跳不出这一部位：每隔10年至多20年，总有一群人从楼上跳下，无声无息。老贾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是一个悲剧，集合了一切的悲剧"，我们的80年代乃至20世纪就是这样结束的。
施滨海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做过媒体记者，大概是跑法制口，八十年代他在香港成报做董事，后来因为不可言说的原因坐过两次牢，说是经济原因，我当然知道，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经济问题情色解决的老套路，后来，师爷在南方早年购置的房产一夜之间不再归自己所有。八十年代末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而师爷的命运与一个被圈禁到死的赵姓老人联系在一起，他终于游离于社会的边缘，成为我们中最不堪的那一个代表。
但有一点，朋友们却是有共识的，如果他愿意，他是可以靠出卖自己出卖别人过上优渥的生活，这样的机会很多，但他没有突破底线，他宁愿困顿度日，宁愿让个人对他抱有成见，也绝不向强权妥协半步。这是他的天真，也是他对待自己的真诚，对待生命的真诚。
我认识师爷的时候，师爷生活已经比较潦倒了，即使潦倒，买书读书他从来都不吝惜，因为买书这事儿，他也没少被喝茶，半夜还被带走过，HK那家著名的书店，他是常顾客，所以在备注的名单里。施滨海的好友黄钟说："滨海和我有一个相似的爱好，或者说毛病，就是有钱无钱，都喜欢买书、读书，以及沟通关于书的信息。以至于每次搬家，最为头痛的问题，就是书的安置。不过，书在，梦想就在。"
师爷最困顿潦倒的时候，不得不卖了小西天的房子，搬到离我东边住宅不远的地铁沿线，有时候吃完饭我开车送他到十里堡，他下车前我总是要嘀咕他几句：必须走路回家哈，走路锻炼身体，还省钱。那一段时间，师爷还真是热爱身体，我看他微信运动里每天都能走上上万步。有一次我们约好去秀儿家里吃饭，也是这样的冬天，冷冷的，到处一片枯黄萧瑟的气息，我从朝阳北路开车到十里堡，远远见到包子铺门前的马路牙子上站着一个手捧鲜花的人，那鲜花在灰白的天空下熠熠生辉。不用说，这么浪漫的一定是师爷。
师爷长年在北京生活，却是地道的上海人，少安总开玩笑叫他"寿头"，他说这是他妈妈怜爱地骂他时的称呼，大概是猪头的意思。上海城里的男人，长成师爷这么魁梧高大的并不多，有时候我们很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上海人，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他说要回上海陪90多岁的老妈妈过年，我们才选择性相信他确实是上海人。也因此，师爷即使潦倒，身上仍然有上海男人的派头和排场，他总是希望生活过得更精致一些，但这个时代辜负了他。
师爷走后，我才知道他其实是蒙古血统，去世前的十天左右，他来村里吃饭，羞答答地说他找了一个蒙古女朋友，我叫他带来我们审查审查，师爷有些惭愧地说：自己生活拮据，未知此事能否长久，等确定了再说吧。但其后不久，一切都成了前尘往事。师爷走后，我还担心过这个蒙古女郎，他们俩在北京就像一对一的单线联系，虽是男女朋友，但各人有各人的住所，并不每日朝夕相处耳鬓厮磨，那女子与周遭又毫无交集，当一个人永远逝去之后，她怎么能够知道他活着还是死去，她该怎样去想象和面对她所不知道的一切？但师爷去世一年后，有个小西天的老邻居，又巧合地成了十里堡的新邻居，主动跟我联系上，说了许多身后事，包括这个经常在楼下手动洗车的女朋友，或许她是知道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她已经知道和她知道后面对情人骤逝后的心境，也许，不重要了。
还是这个老邻居小夏，后来告诉我，师爷发生意外后，他从小区住户的描述中惊诧地判断出可能是几天前偶遇还约好了出差回来一起喝酒的师爷，于是去门岗打听，去出事的房间探查。房门先是锁着不让进，有一天忽然打开了，他却看到很多收荒匠在里面一捆一捆地搬书搬文稿，收荒匠说是师爷的家人处理的，小夏没有资格去阻拦，惟有看着一车车三轮开出小区。他慌忙中问人要了几本书，说是带几本回去给小西天的朋友们，做个念想。因为这件事，我跟少安心痛了很长时间，那都是心血啊，师爷几十年的心血，一把火没有烧尽，却最终未能摆脱送进搅拌机化成纸浆的命运。
我搬到乡下后，多次忽悠师爷和吴伟大哥搬来做邻居，他俩迟迟不动，我一边嘴上骂他俩是交际花，到处参加饭局，一边在心里想，到底是有些年纪了，不过是为了孤单的人生多沾染些尘世的热闹，不让孤单在孤单中消亡。师爷走后，我总想，要是他真的听话搬过来了，或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意外了，但是，生活，从不理会美好的假设。
师爷从八十时代过来，脑子里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和事，每次他和吴伟、史义军到徐庆全家，聊的都是四九年以后的人和事，我惊讶于他们几个对人对事的记忆都超强，有时候说起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都能精确到哪一天哪一刻。这两年他一直在写华国锋的传记，我总问他什么时候出版，他说初稿完成了，但出不了，即使HK，也受限了。有一回去上海，朱学勤老师和我聊起华国锋为什么会突然配合老人们一起将王张江姚拿下的事，其中有些细节可让人参详，回京第一时间我就跟师爷讲，生怕他错过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师爷说，他去上海跟朱老师已经聊过了。
三年前的今天，师爷遽然长逝，少安说："滨海！你走过险恶的江湖，你吃过很多苦头，但是从不抱怨甚至也很少发愁。你暗夜读顾准，到会心处猛拍大腿激动难言。你永远不倦地奔走、观察与思考，力图看清这个时代。你有平常人的毛病，但你更像一个圣徒般地忠实于信仰，诚心对待朋友。你以"寿头"自嘲，不计较利害得失，必要时奋不顾身。我们之间的友谊长达三十年，我们有多少畅快的长谈和相互打趣。失去你我真的好痛心！"大理的朋友普明也说："觉得他待人温和，虽受过迫害但内心坚定。知道他落魄，但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局。我觉得曾为撬动铁幕而付出过代价的每一个人，都值得尊敬。愿他安息。"而我当时写道："他以这最后的轰然坠地，宣告一个苦难生命的结束，宛如一个时代的写照，一群人命运的脸谱。"
师爷周年祭日时，一众生前好友和前同事还曾相聚在四川大厦，凭吊这颗受尽苦难却从未与魔鬼做过交易的干净的灵魂，怀念他从90年代开始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革所做出的的贡献。如今，师爷已经魂归上海，安葬在青浦的一家陵园，十月下旬，徐庆全老师代一众朋友去祭奠亡魂，乱世如斯，情义恒远。
然时间永是流逝，记忆终将黯淡，越来越少的人会在这个日子想起曾经有个朋友，和我们一同欢喜，和我们一起畅饮，和我们一起穿梭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和我们一起去八宝山参加别人的葬礼却最终把自己变成了葬礼的主角。我只想在未曾忘却这世界忘却我之前，记住生命中长长短短路过的朋友。
师爷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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