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海监狱中，和文革的第一、第二号群众领袖蒯大富、韩爱晶成为了好朋友。开始他们感情上还在"国家"一边，只是觉得自己受了冤枉，根本看不上我这个纯粹的反革命。而且文革时，靠自己竞争出头的领袖确实不俗，蒯大富就是辩才无碍。我只是在知识上和他们堪堪打了个平手，最后不打不成交成了好朋友。记得他们俩人都说西餐不好吃，都是凉的。我告诉他们，外国大使馆请他们参加的是招待会，不是宴会，所以都是冷餐。
中国的政治有很多秘密，现代话讲叫做"不透明"。我问蒯大富，为什么会想起来抓刘少奇？那不是小老百姓能够想到的僭越行为。老蒯大呼冤枉说：那是老毛亲自安排的。当时他被叫到中南海老毛的卧室里，在场的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江青说，让老蒯出面抓刘少奇。老蒯说，让富治同志抓不就行了吗？江青斥责他说：按规矩下级不能抓上级，可是法律有一条叫做群众扭送坏人。你们是群众，刘少奇是坏人，扭送给富治同志就是合法的了。
我说，抓刘少奇不是你们的罪名之一吗？为什么在法庭上不说呢？老蒯冤枉透了，说他们的法官好象没听见一样。我想了想也觉得后脊梁骨发麻，以我在北京干部子弟圈的见闻，也没想到领袖们也这么黑，这么无耻。因此好心地建议他们俩说：你得谢谢法官没听见，他那是在保护你们呢--他如果把这些东西反映上去，说不定上面就要灭口了。以后不要在上诉里说这些，看来你们得为高层背一辈子黑锅了。不要以为国家公检法都是有良心的人，审你们和林彪四人帮案子的有很多是改正右派，还有点儿起码的良心。别人就不一定了，人不能总靠运气！
为毛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只过两、三年就被抓起来了；群众专政了好几年之后，又被邓小平抓起来了，还要判刑。他们觉得比窦娥还冤，那是按照戏曲中老百姓的思维逻辑，以为立了大功就可以挟功劳而自傲，手中握着丹书铁券了。但这不是高层的思维方式，在高层里边能混出来的官僚们，大多都是冷酷无情、没有信用的人。一旦你们对国家无用或者有害，二话不说就是弃之如弊屐，很少有例外。
七十年代末，公检法里还有很多改正右派，有时候还会本着良心干点儿好事儿。我接触的法官、律师就本着良心对抗上级，为我争取了十五年的刑期，没有掉脑袋。之后，他们也都为此承担了严重的后果！
——作者脸书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