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10年8月《南都周刊》
章诒和，安徽桐城人，生于重庆。为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主席、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二女。作家、戏曲研究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成员。著有《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等作品。
从公开指出黄苗子告密出卖聂绀弩，揭发翻译家冯亦代在章伯钧家"卧底"，到炮轰将梅葆玖称为大师的说法，感叹京剧完了，中国传统文化没戏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章诒和的许多文章和言论引发轩然大波，她说这种写作的冲动是源自经历过地狱的人对天堂的向往，她要活下来替在天堂的父母留下一双眼睛去看，说到这里她声音哽咽了。
极度的美好与极端的失望就这样纠结在她的生活与作品里。家族命运在翻天覆地中变化无常，她在"文革"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囹圄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所有的亲人不断地走了，等日子好了些，她蓦然回首，茫然四顾，发现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绝不会出卖我的灵魂"
《南都周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你曾说过写作的冲动，是经历过地狱的人对天堂的向往。天堂是怎样的？
章诒和：父辈随时与我同在，家里有我母亲和父亲的遗像，我每出一本书都要拿到像前跟他们说很多话。我会跪下，我的生命以及我有点知识都是我父母给予我的，我一直这样看。那么我能活到今天，我也一直觉得是天堂的父母在看我。我父亲就很明确地跟我讲过，你要活下来，你要替我活下来。那是1969年讲的。后来他就给我讲伍子胥的故事，让我活着，留下一双眼睛帮他看。
群众运动中的章伯钧先生（1895-1969）
记者：前些年你撰文指出画家黄苗子告密出卖聂绀弩，文章发表后引来"无数的批评和质疑"，这对你有伤害吗？
章诒和：那是有极大的伤害。邵燕祥先生和朱正先生推荐给我原文，他们说你看看这（告密）文章，很多人看了是很沉痛的，很多老作家一夜无眠。后来他们就切磋着把这些人排列出来，推测哪句话是谁讲的。这些是文化人，他们的遣词造句、说话语气、为人态度以及写字方式，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谁一说就知道这是谁谁谁说的，全比出来了。细心人可以看出排队是照着什么排的，绝对不是按姓氏笔画排队，而是按揭发的轻重与多少，我看了之后就大为震惊，非常好的朋友，几十载的患难与共无话不谈的朋友，居然可以这样。想让黄苗子摘掉告密者的帽子，是绝对不可能的，你看看队列中黄苗子的位置就知道了。但人家都不说，我傻里吧唧地全写了。
记者：这些文章是不是跟许多作家晚年的揭秘写作类似？
章诒和：不是，问题在哪呢，这种卧底告密制度，是中国政治最落后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作品来说一说？我们都知道德国等国家都在做，只有中国不做，其实中国最盛行的就是圈子化。
记者：接下来会写哪方面的书？
章诒和：继续写告密者。也会写我自己是怎样的历程，还是多说说自己少评论别人。那一代人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拿出来还是很漂亮，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你看看现在的人还有故事吗？我们生活在一个格式里，无非就是受教育然后拿学位，婚姻谋职干活，你有什么故事？即使有成就的人也是他出过什么什么书、开过什么什么会、到过什么什么地方、玩过什么、结识过什么，他有故事吗？他能像储安平、康同璧、张伯驹那样？我所认识的人都是有故事的，我以后写的包括告密者也有故事。我就想把这些故事说出来，我从来不说搞的是历史或是文学，因为我不配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是认识这样一些人，还识字还能写，就好好写，故事多得不得了，可能到死都写不完。
言慧珠女士（1919-1966）
记者：在《伶人往事》中，你对言慧珠的评价是这个女人活得很美丽，死得很漂亮，说自己很崇拜这样的女人。她对你有影响吗？
章诒和：她太敢说太敢当了。有个细节，四个女人打牌，言慧珠奶大，有人说是假的。说曹操曹操到，言慧珠当面把衣服一脱……我很欣赏她。现在有人给我电话跟我说，不同意那么写言慧珠，说她的珠宝首饰是别人送她的，来路不正。当然是男人送的，但人愿意送，能怪她吗？她做事有担待。我入狱前，父亲跟我说，我得判刑，我说那就判呗，充其量十年。当时我26岁，出狱36岁，还能干一番，我父亲非常感动。人活着，有些起码的原则不能改。我绝不会出卖我的灵魂，我不说假话，不投靠权势，不拜倒在金钱下。哪怕喝粥，也认了。
康同璧女士（1886-1969）
记者：现在回头看，一生中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章诒和：苦难。1957年政治上受压迫，社会上受歧视，生活上受管理。周围也有卧底和告密者窥探和监视。你一直处于这种环境，外面越简单内心就越丰富。外部空间被高度挤压，内心空间就高度扩张，一定是这样的。我经常讲我在青春期没爱情，哪个男孩子敢理我啊？就不用想了，好好读书背诗写字，对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是很不幸的。接着就进了监狱十年，从26岁到36岁，关于饥饿关于疲劳关于肢体的痛苦关于一个人的尊严被当众撕下……你可以见到当年落后、野蛮到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程度，这是监狱所给我的，经历这一切你就会坚定起来，我不能病不能死不能疯。然后我所有的亲人不断地走了，等日子好了些发现剩我一个人了，那怎么活？写下来呗。
"和前辈比我们都羞愧死了"
记者：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
章诒和：我很刻苦，因为我知道我很差，跟前辈比真是非常差。和前辈比我们都羞愧死了，我说的前辈还不是指鲁迅胡适啊。上世纪30年代第三流的文人都比咱们强，1949年前的高中国文班比现在大学中文本科生水平都高。当年，到柳亚子家去看，那就是诗的天地；到张伯驹家，那就是艺术的天地。你再学也赶不上，那个高度是时代抚育出来。我见过真正的文人和艺术家是什么样的。人家玩都能玩出贡献来，张伯驹所有的贡献都是玩出来的，他无职业，是散仙，一个人从早上起来就晃悠，晃悠出名堂。老说人家钱多，现在的富翁能玩出张伯驹那样吗？这个倒退非常的惊人，所以我常常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消亡了。台湾还有白先勇，你再看大陆没有一个白先勇了。你能找到吗？
张伯驹先生（1898-1982）
记者：遛鸟逗狗，琴棋书画，是指贵族精神吗？
章诒和：现在都不谈贵族，谈文人了。所以我觉得除了刻苦没有别的途径了。从早到晚都在学习，不停地看从前的书不停地写。一件事情的叙述我可以写出五段来，比比看这里面哪个好。因为你知道你差，只能用这种非常笨的办法挑出你还行的。现在谁有才啊，都没才。人家那个笔一抬出来就七律，你没法弄，启功先生想都不想那个诗就出来了，现在谈他的诗，跟郁达夫比还差一些吧，但都已经这么出色了。我只有不停地阅读、不停地写，琢磨出自己的文章。章伯钧和罗隆基这些人的故事起码都写了五六年，不停地再改，都说我文字挺好的，那都是磨出来的，不是流出来的。
记者：是不是对现在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
章诒和：如果我们用鲁迅和胡适来做一个标尺的话，中国现在没有知识分子。你非常的悲哀。我在北京跟一些西方的记者交谈，我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讲，但是西方记者说我对中国的青年学生非常失望。他说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工资、自己的钞票、房子、汽车，其他的不管。他们入党都是为功利入的。他说非常不喜欢你们中国青年人。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时候还比较含蓄啊。
记者：你笔下描述了许多令人神往的前辈故事，你最欣赏他们的是什么？
章诒和：首先是有人格，然后有修养、操守，然后有才气。人格第一位。现在的知识分子在重金收买下，人格溃亡。现在最明显的是争课题，争基金。我的学生就经常跟我讲，章老师您甭美。在世故和实务上您十个章诒和顶不过我们一个。
记者：你在写文章时说会看电视会看模特大赛，怎么看现在的流行文化，比如说选秀？
章诒和：现在是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时代，纯艺术已经没有了，即将消失。一切不足为奇，大家就图个乐呗。中国当代文学，用章伯钧的话，从《论语》读到周作人就可以了。董桥、白先勇把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文字基本结构都很好保存了，很不容易。
记者：从周作人再往后呢？
章诒和：我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教育。这取决于教育制度。家教都没用。
"这个时代说贵族会备受攻击"
记者：你刚刚说现在不谈贵族，只说文人，但你讲的故事写的书都是关于当时贵族阶层的。为什么现在会拒绝谈贵族？
章诒和：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说贵族会备受攻击，我想还是用文人好一点。我不太想成为很多人攻击的靶子，当然我不会受到干扰和动摇，但是我觉得少一点误解吧。文人的概念更宽泛一点。其实你说聂绀弩先生吧，一辈子也没过什么好日子；储安平先生也一样也没过什么好日子，用文人更合适一点。罗隆基先生是比较讲究的，康同璧先生也是比较讲究的，马连良啊、程砚秋啊、梅兰芳啊、言慧珠啊、叶氏兄弟啊那都是非常讲究的。
马连良先生（1901-1966）
记者：有人说，你写书赚稿费，在北京请大家吃虾，生活很奢侈。
章诒和：我是把钱花完，光着去死的那种人。一人吃不完，大家吃。奢侈不奢侈，自己心里清楚。比有钱有权的人检点多了，他们一餐几十万的都有。我们不就几百、一千。当你的家被无数次清洗、抄拿；当你中午刚在菜市场买了一些小菜、冰糖，十分钟后就有人来把你的小菜和冰糖拿走……你不断经历这这些，就会养成我这种绝不留钱、花光的习惯。大家知道我特大方，我的学生就常说今晚到您家洗去（洗劫），人的生命和情感最珍贵。
记者：小时候你应该也穿旗袍，现在穿衣服还那么讲究吗？
章诒和：很少买，看中了一定买。外地，北京，香港都有。我不是时髦的，身上穿的这个裤子有8年了。我比较保守，我学艺术，舞美里有服饰，有两条要把握，一个是合乎身份，比如我，我是搞教学和研究的，露太多，色彩很跳跃都不好，要尽量内敛和含蓄。第二个是看是否和你的环境协调，比如说昨天一个酒会，我穿的就是色彩很重的晚礼服，结果到那一看，就我这样，恨不得回去换掉。
潘素女士（1915-1992）
记者：坐过牢，经历过苦难，可能让小时候的一些生活讲究都丢了。
章诒和：主要的没丢，其次的丢了，比如现在不煮咖啡了，就用速溶的。母亲在的时候，家里常常开沙龙，女主人晚上穿旗袍，我也有，现在就不穿了，也不戴首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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