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

2021年12月24日星期五

刘再复:李泽厚先生对我的五项思想影响

 作者:刘再复 (原载《明报月刊》2021年第12期


李泽厚先生去世时我哭了,我写了一幅敬悼他的挽联:“难兄难弟,一起逃亡,一起告别革命,确认改良才是中国出路;亦师亦友,共同表述,共同建构桃源,明了漂流方为人间美学。”

 

改良才是中国出路、关注儒家美学

 

李泽厚先生对我第一项冲击性的影响是确认改良才是中国出路,也许是我受谭嗣同比较崇尚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以为靠革命才能成功。但是我跟李泽厚进行告别革命对话之后改变了,他很肯定康有为的贡献,认为康有为的思想有原创性,认为(康的学生)梁启超只是个宣传家。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梁启超也是思想家,在中国的改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同意他的康梁的思路是有道理的,要是康梁胜利了,而不是孙中山胜利了,中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我们一味认为孙中山正确,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历史充满偶然性,没有那么多必然。李泽厚告诉我这点,他说英国的光荣革命比较好,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改良,法国的革命太激进了,把路易十六和他太太都杀掉,太激进了不好,我们不能搞法国式的革命,只能搞英国式的改良。他这一点使我明确了改良才是中国出路。后来《告别革命》经过我太太陈菲亚的整理,又经过李泽厚和我进行修改就出版了。不过他只修改他自己写的部分,对我写的部分一字未改。但他让我明确了改良的思路。改良是广阔的,并不是胡绳所说的死胡同,我跟李泽厚一样不否定革命的道德正义性,但是认为革命不是历史必由之路,不是一定要走革命道路才行。这是我出国之初第一项受李泽厚启发最大的。李泽厚一再强调历史的发展是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历史主义强调进步,强调发展,伦理主义就强调善,这是有矛盾的。我呢,受李泽厚影响就确认中国改良是唯一出路,确认伦理主义可以对历史主义起调节作用,但不是根本。历史要往前发展要靠改良,不要光靠革命。

 

李泽厚对我第二项冲击性的影响是对儒家美学的界定。也许是受西方美学的影响,我一直认为中国美学主要的重心在庄子身上,后来在李泽厚的影响下我开始注意了儒家美学思想。李泽厚认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在此大前提下,他认为儒家文化有自己的一套理念,例如情本体(西方讲理本体)。中国为什么讲情本体呢?就是因为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总是讲通情达理,有情才有理,通过情达到对理的把握。比如对江青判处死刑但是缓期执行,这个缓期执行就是情本体,他还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情本体。他批评我诗人气质太浓,什么都讲爱,哪有那么多爱啊?情本体不是爱本体,情本体是以情感为核心。第二点是对儒家美学的开拓。

 

坦然面对死亡、发明和发现的区别

 

李泽厚对我有冲击性的影响的第三项是关于死亡的假设。他说人是一定要死的,这是必然,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所以人的死是未知的必然。面对未知的必然,我们最好是假设我们已经死了,还怕人家批评吗?他鼓励我不要怕批评,毁誉不要计较,荣辱不要计较。他在年轻时就把骷髅摆在书房里,就是面对死亡。他曾多次跟我说过我们要有死亡假设,他还说畏死是人的本能,他发现人决心自杀跳进水里还要挣扎上岸,这是本能。我们要坦然面对死亡,以死来面对未知的必然。

 

第四项对我的冲击波是他的理论代表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他告诉我,你要特别注意发明和发现的区别,按照康德的说法,发明才是天才,发现不是天才。这样说来伯乐不是天才,千里马才是天才。我注意到了,所以把二者区别开来了,尊重发明,认为发明才是天才的特征。

 

伦理比美学重要

 

最后一项冲击波是伦理学,他告诉我,伦理学比美学重要。最后十年他的心力都放在伦理学上。人类学本体论包括认识论、存在论和伦理学,他说他的功劳是区别开宗教性伦理和社会性伦理。康德没有把伦理学和道德学分开,他说伦理学是研究外部的,道德学是研究内部的,他把伦理学和道德学区别开了,把宗教性伦理和社会性伦理区别开来了。

 

有些记者访问我时,我说我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也适用于李泽厚。王浩说李先生的著作可读,但他做人有些冷漠,他的人不好多接触。还有圣贤文化里面有表现圣贤的一面,也有表现非圣贤的一面。特别是晚年,李泽厚认为中国人使他太失望了,当奴隶当惯了就当奴才,所以他很失望,对社会更冷漠了。他冷漠到极点,捐了八万美元给一个机构储存自己大脑,他说五十年以后才会明白我们说的话有道理。他不信任何宗教,也没宗教性情怀。他的学生杨煦生说我的老师没有宗教性情怀,你有,所以我的同学都认为他选择跟你在一起最合适了。李泽厚自己说我只有一个半的学生,跟他的学生关系并不好。他说我没有朋友,但你朋友很多,我只要有你这样一个朋友就够了。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读者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