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26 | 思潮 AND 文化 / 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
文／楊德立（中研院文哲所博後研究學者）
「我城」一詞來自西西的寫於七十年的《我城》。當年開香港本土城市文學先河，如今不單是香港香港文學經典，更是香港記憶與身份的一部分。「我城」一詞，不能以「分解再合成」的方式理解。「我城」中的「我」，不僅指某個主體的主觀認同，同時指向跟這個「城」不可分割的經歷，由這個城所成就的我。是以，「我城」這詞一方面是主觀、個體性的，另一面卻是公共、集體的 — 這個城既是「我」的城，也是當中每一個我的「城」。
張燦輝用上「我城」而非「香港」，其情溢於言表。然而，在「我城」後配上「存歿」，到底是個索問，還是個判斷？他解說：「這些文章本來沒有想過刊書出版，故不全是有系統的結構寫作，內容是有重複的，但整體是面對香港的『存』和『歿』的掙扎處境而寫的，是以書名為《我城存歿》」。這些掙扎與其說是張的個人掙扎，無寧說是許多香港人的共同掙扎。處境或許因人而異，但掙扎卻有共同基礎，那就是這個「我城」正在經歷的「存」與「歿」。而無論對一人還是對一城而言，所謂「存歿」，或許以張燦輝長年研究的海德格思想來解讀最為恰當：存在就是時間，死亡則是不再有時。換言之，「我城存歿」這一命題，表面看是對香港的生與死的反思，但當多探一步，實是對香港作為時間主體的持存與消亡的探問——香港還有時間嗎？
真正值得追求的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必須是由具有自主意識的交互主體，在各種能容讓理性互動的集體空間裡，通過不斷的互動修正而組成的。
同出而異名：主體與公共
陳健民在代序裡，以哲學家對照社會學家，可堪玩味。他說：「張燦輝是哲學家，他傳道解惑不是靠提供讀者絕對的答案，而是提出重要的問題、釐清各種回答的進路、希望人們在困惑、掙扎、思考中重拾個體的自由，令拷問過程成為答案的一部分。」確實，哲學思考若是有用，不是因為能給出正確的答案，而是能教曉我們問出正確的問題。這正是人自覺成人的第一步、也是不斷重複的一步，因此陳總括「張燦輝寫作的任務是喚醒人的主體性」，而他作為社會學家，「更關心的是能否建構一個如哈[伯]瑪斯所設想的公共領域，讓我們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對真和善進行理性和真誠的溝通」。
兩種目的看來迥異，實是同一，或說，必須相輔相承。社會是由個體組成沒錯，但一個能讓理性溝通者交際互動的公共領域，不能由一班隨波逐流、唯唯諾諾的寄生者，或是阿諛奉承、唯利是圖的弄權者所組成，蓋因前者沒有主體性，後者的主體性中只有自己而沒有他者。真正值得追求的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必須是由具有自主意識的交互主體，在各種能容讓理性互動的集體空間裡，通過不斷的互動修正而組成的。這種空間的構成或瓦解，並不能由一個或幾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的出現或消失來界定，情況就如某人不繼被拔掉額上毛髮，拔到「哪一根」我們才會稱其為禿驢？主體與公期，個別與整體，存在或消失，從來也是同出而異名。
「坦白」在這個時勢裡，變得特別珍貴，因為不知到哪一天，或要為此付出代價。
坦白
全書由過去兩年見於不同媒體的文章、訪談、讀者回應組成。談話對象和寫作目的既然不同，內容不免顯得零散，論說也有重複處，但仍能讓人一直讀下去，乃因文章有一共通特色貫穿其中：坦白。
坦白的人不一定真誠，但真誠的人往往坦白。而真誠的必要條件，則是自由。沒有自由，真誠變得危險，坦白的代價變得更高昂。除了坦白批評時政，張先生在書中也道出不少學界「不方便的事實」，例如：
至少直到我從中大教席退下來的時候（筆者註：已近十年），我可以大膽的說，中文大學還是一個真正有學術自由、尊重言論自由的地方；我們的老師，任何他們想的事，任何他們教的教材，都沒需要審查、沒需要禁止。
但是我知道，以很簡單的升職制度下手，就可以將大學教授或學者的言論或學術自由慢慢地收縮，也有很多方法使眾多老師不敢再多講中國大陸的事情，這就是self-censorship（自我審查）。
當然，大陸學界的舉報文化，香港暫時仍沒有。反而我剛剛讀完博士去台灣大學教書，那時蔣經國仍未取消戒嚴令，的確有學生、有人在聽我講甚麼，以作舉報。但在取消戒嚴令之後，台灣開始發展民主，已沒這種事了。以香港來說，如果有舉報文化，令教授、學者都懼怕的話，就很淒涼了。
以上一段話寫在2020年3月，現在讀來讓人更覺淒涼。「舉報文化」（若這也可稱為「文化」的話）已經到處可見，要懼怕的已不只是教授、學者，而是每一個活在這個城市裡，意圖活得率真不違心的普通人——「坦白」在這個時勢裡，變得特別珍貴，因為不知到哪一天，或要為此付出代價。
為何恐懼？何謂勇敢？應否復仇？人為何會因平庸而犯上極端之惡？如何在這樣的處境裡確立自身身份？
存在危機
要為坦白要付上代價，因為坦白包含了「真相」（Wahrheit），而真相往往令人尷尬。為何真相會令人尷尬？（或問，真相會令「誰」尷尬？）因為強權與獨裁的成立基礎，在於壟斷「真相」，更精確一點，是壟斷「真相的詮釋權」。張先生說：「我們的存在危機就是如何把握真相！」當每個人都只需要相信強權所宣布的「真相」，思索便不再需要 — 思索是質疑的先決條件，而質疑是對「真相」的褻瀆。既然「真相」已昭昭在，自然不需要思索，也不需要思索真相所必需的自由。「沒有個體，就沒有自由，沒有懷疑，便沒有真相──那樣，我們的存在也沒有危機了，因為存在再沒有意義。」
要應對這種存在危機，需要很多條件，但首要的，是不能拒絕自由思考。「拒絕自由思考便是平庸之惡。」艾希曼勤勉恭順地執行上級的命令，而「勤勉恭順」是一直被受稱頌的美德，結果卻是把上百萬猶太人送上死路。
另外的條件，是憤怒。在東西文化裡，憤怒從來不是美德。憤怒是衝動行事的根源，因為憤怒讓人不加思索，不加思索的行動往往讓人做錯。那麼，憤怒不是剛好和思考矛盾嗎？不一定。「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個人若缺乏憤怒，他就會冷漠，如果過於憤怒，便會變成狂暴。」憤怒與思考並不矛盾。憤怒需要思考作引導，讓事情轉往好的方向；思考需要憤怒，以維持對不義的反感，不使我們變得漠然——漠然正是拒絕思考的表徵。
面對各樣存在危機，「我們」——包括張先生和所有有共感的人——還有更多需要思考之事：為何恐懼？何謂勇敢？應否復仇？人為何會因平庸而犯上極端之惡？如何在這樣的處境裡確立自身身份？希望和絕望是否相同？能否寬恕？各式各樣的問題與反省，都源自自身的存在，起伏於一呼一吸間。
「現在香港的『三民主義』，是順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說，移民，我走不了；順民，我不願做；暴民，又不夠膽量。」
時代的逼問
「世道再難，也要呼吸暢順。」記得年輕時讀過舒國治《流浪集》，恍恍然只剩這句存於心中。少年時的吞吐不順，不過因為自己胸憶狹隘，但如今呼吸困難，卻是因污雲蓋頂、燶煙滿佈。當坦然舒口氣也不易，要活在真實裡當然難上加難。張先生在書未相片裡配上一句拉丁文： In veritate vivas spemque custodias，意思是「我們要在真理裡面活著，同時要保存希望」。在今時今日，或許會有人覺得這有點陳義過高，尤其說出這句話的，是享受過香港最美好歲月、戰後出生趕上經濟快車、思想文化最自由豐盛的一代。張先生也不諱言，相比如今年青的一代，他們是幸運的、享過褔的一群：
五、六十年代香港是樂土，經濟還未起飛，大部香港人是從北方避秦流亡來到，在這「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和平地生活，父母輩皆努力工作，維持生活。我們年輕的只要努力讀書，便可以出人頭地。不需要關心政治、文化，學校沒教近代中國和香港歷史，世界歷史也知道不多，不掛心共產黨和國民黨，金門馬島炮戰是幾百里以外的事，與香港無關。港英殖民統治對我們沒有太大的打壓。韓戰、越戰是外國的事，文化大革命也是遙遠的悲劇。我們活在這安全「四不掛搭」的世界中，儘管沒有民主，但我們沒有埋怨，儘管大部分人都貧窮，但我們腳踏實地努力工作生活──因為我們有一樣作為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沒有的東西，就是自由！
沒有政治累贅，享受過過去百年華人社會中最自由的歲月，卻沒想到晚年（依其所言）如斯「悲壯」。當然，若「悲壯」也要比較，如今不知多少人活得比張先生悲苦得多。但我明白這種「悲壯」，不是來自現實裡直接所受的物理困頓，而是來自一種反差。失去了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推翻了過去未受挑戰的信念，最後不是身陷囹圄，或活得提心吊膽，就是要流落他鄉，但求得一席安枕。他戲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民主、民族、民權。現在香港的『三民主義』，是順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說，移民，我走不了；順民，我不願做；暴民，又不夠膽量。」那可以怎麼辦呢？在另一代序裡，蔡子強代自己和這代香港人，問得更加明細：
究竟在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讀哲學何用？讀書何用？抗爭之後，我們真的能夠獲得民主自由？到底我們可以得到甚麼？
如果我們已經很努力了，但世界沒有變得更好，那怎樣辦？
是的，可以怎麼辦？再借用海德格的哲學思維，那不是其他人可以代你回答的問題。哲學能提供一種「形式的指引」（formale Anzeige），而不是具體的建議。每個存在的個體，都必須對應自身的歷史與處境，才能確切、真實地回答，時代給你的逼問。是以，「讀了幾十年書，我領悟到當前才是真正的考試：不是為了學位，而是想運用我的學問內功，嘗試理解真相，重新安身立命。」
那不是輕鬆跳脫的自由，而是一種苦澀的的自由，一種讓自己變得無家可歸才能得來的自由。
出路：困頓中的自由
「Hong Kong is dead, it is now Xianggang」這句判語，彷彿在回應十年前被喻為「港產神劇」《天與地》的金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要重新安身立命，首先要問自己，在哪種土壤、哪種空氣裡，才能讓自己落地生根、靈根再植。既然「香港不再是家已成事。我們這批不能接受強權專制獨裁的香港人，流亡便成我們的存在處境。」這既是張先生個人的存在處境，也是很多人共同的存在處境。然而，「流亡」對他來說又是什麼意思呢？他說：
流亡，放逐，移民是不同的概念。自由選擇從家鄉遷移到別的地方生活，不管甚麼原因，是為移民。因為種種原因被政府迫害，或因犯罪，而驅逐出境的是放逐。但由於與當權政府信念有衝突，自覺知道一己的思想言論對當權者構成威脅，成為異見者，不能容下，而自願離開所屬的生活世界，是為流亡。有家歸不得是為流亡之苦。
如此說，流亡是種自覺的選擇，選擇讓自己變得「無家可歸」（Homelessness）。「無家可歸不單是指離鄉別井不能重回家鄉的意思，也是對當前曾經是家園的地方，被強權暴政滅後，每天生活在再不是家的家。」無論是否仍腳踏在香港土地上，有這種意識的人，已經是個流亡者。而這種意識，是來自對自由的自然要求。因為要保持意識與思想的自由，自由者唯有自覺地選擇成為流亡者，自然地讓自己變得無家可歸。
這種自由的情調，卻跟張先生年輕時經歷的自由大為不同，那不是輕鬆跳脫的自由，而是一種苦澀的的自由，一種讓自己變得無家可歸才能得來的自由，他總結：「『無家』的自由和『有家』的悲痛，是我們當前流亡者的存在處境。」
自由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思想的負擔。不思想，不作自由人，就再沒矛盾，自然沒有痛若。然而，這是學會了哲思的人的可能選項嗎？大概不是，因為即使你選擇相信相反的話語，也是自由的結果。而這本書，是一個仍然自由的人，在困頓裡試圖尋覓的出路。
（本文原題為《我城存歿》，標題為編者擬。）
文／楊德立（中研院文哲所博後研究學者）
「我城」一詞來自西西的寫於七十年的《我城》。當年開香港本土城市文學先河，如今不單是香港香港文學經典，更是香港記憶與身份的一部分。「我城」一詞，不能以「分解再合成」的方式理解。「我城」中的「我」，不僅指某個主體的主觀認同，同時指向跟這個「城」不可分割的經歷，由這個城所成就的我。是以，「我城」這詞一方面是主觀、個體性的，另一面卻是公共、集體的 — 這個城既是「我」的城，也是當中每一個我的「城」。
張燦輝用上「我城」而非「香港」，其情溢於言表。然而，在「我城」後配上「存歿」，到底是個索問，還是個判斷？他解說：「這些文章本來沒有想過刊書出版，故不全是有系統的結構寫作，內容是有重複的，但整體是面對香港的『存』和『歿』的掙扎處境而寫的，是以書名為《我城存歿》」。這些掙扎與其說是張的個人掙扎，無寧說是許多香港人的共同掙扎。處境或許因人而異，但掙扎卻有共同基礎，那就是這個「我城」正在經歷的「存」與「歿」。而無論對一人還是對一城而言，所謂「存歿」，或許以張燦輝長年研究的海德格思想來解讀最為恰當：存在就是時間，死亡則是不再有時。換言之，「我城存歿」這一命題，表面看是對香港的生與死的反思，但當多探一步，實是對香港作為時間主體的持存與消亡的探問——香港還有時間嗎？
張燦輝，《我城存殁》（香港：時代文創，2021）
真正值得追求的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必須是由具有自主意識的交互主體，在各種能容讓理性互動的集體空間裡，通過不斷的互動修正而組成的。
同出而異名：主體與公共
陳健民在代序裡，以哲學家對照社會學家，可堪玩味。他說：「張燦輝是哲學家，他傳道解惑不是靠提供讀者絕對的答案，而是提出重要的問題、釐清各種回答的進路、希望人們在困惑、掙扎、思考中重拾個體的自由，令拷問過程成為答案的一部分。」確實，哲學思考若是有用，不是因為能給出正確的答案，而是能教曉我們問出正確的問題。這正是人自覺成人的第一步、也是不斷重複的一步，因此陳總括「張燦輝寫作的任務是喚醒人的主體性」，而他作為社會學家，「更關心的是能否建構一個如哈[伯]瑪斯所設想的公共領域，讓我們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對真和善進行理性和真誠的溝通」。
兩種目的看來迥異，實是同一，或說，必須相輔相承。社會是由個體組成沒錯，但一個能讓理性溝通者交際互動的公共領域，不能由一班隨波逐流、唯唯諾諾的寄生者，或是阿諛奉承、唯利是圖的弄權者所組成，蓋因前者沒有主體性，後者的主體性中只有自己而沒有他者。真正值得追求的公民社會和公共空間，必須是由具有自主意識的交互主體，在各種能容讓理性互動的集體空間裡，通過不斷的互動修正而組成的。這種空間的構成或瓦解，並不能由一個或幾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的出現或消失來界定，情況就如某人不繼被拔掉額上毛髮，拔到「哪一根」我們才會稱其為禿驢？主體與公期，個別與整體，存在或消失，從來也是同出而異名。
「坦白」在這個時勢裡，變得特別珍貴，因為不知到哪一天，或要為此付出代價。
坦白
全書由過去兩年見於不同媒體的文章、訪談、讀者回應組成。談話對象和寫作目的既然不同，內容不免顯得零散，論說也有重複處，但仍能讓人一直讀下去，乃因文章有一共通特色貫穿其中：坦白。
坦白的人不一定真誠，但真誠的人往往坦白。而真誠的必要條件，則是自由。沒有自由，真誠變得危險，坦白的代價變得更高昂。除了坦白批評時政，張先生在書中也道出不少學界「不方便的事實」，例如：
至少直到我從中大教席退下來的時候（筆者註：已近十年），我可以大膽的說，中文大學還是一個真正有學術自由、尊重言論自由的地方；我們的老師，任何他們想的事，任何他們教的教材，都沒需要審查、沒需要禁止。
但是我知道，以很簡單的升職制度下手，就可以將大學教授或學者的言論或學術自由慢慢地收縮，也有很多方法使眾多老師不敢再多講中國大陸的事情，這就是self-censorship（自我審查）。
當然，大陸學界的舉報文化，香港暫時仍沒有。反而我剛剛讀完博士去台灣大學教書，那時蔣經國仍未取消戒嚴令，的確有學生、有人在聽我講甚麼，以作舉報。但在取消戒嚴令之後，台灣開始發展民主，已沒這種事了。以香港來說，如果有舉報文化，令教授、學者都懼怕的話，就很淒涼了。
以上一段話寫在2020年3月，現在讀來讓人更覺淒涼。「舉報文化」（若這也可稱為「文化」的話）已經到處可見，要懼怕的已不只是教授、學者，而是每一個活在這個城市裡，意圖活得率真不違心的普通人——「坦白」在這個時勢裡，變得特別珍貴，因為不知到哪一天，或要為此付出代價。
為何恐懼？何謂勇敢？應否復仇？人為何會因平庸而犯上極端之惡？如何在這樣的處境裡確立自身身份？
存在危機
要為坦白要付上代價，因為坦白包含了「真相」（Wahrheit），而真相往往令人尷尬。為何真相會令人尷尬？（或問，真相會令「誰」尷尬？）因為強權與獨裁的成立基礎，在於壟斷「真相」，更精確一點，是壟斷「真相的詮釋權」。張先生說：「我們的存在危機就是如何把握真相！」當每個人都只需要相信強權所宣布的「真相」，思索便不再需要 — 思索是質疑的先決條件，而質疑是對「真相」的褻瀆。既然「真相」已昭昭在，自然不需要思索，也不需要思索真相所必需的自由。「沒有個體，就沒有自由，沒有懷疑，便沒有真相──那樣，我們的存在也沒有危機了，因為存在再沒有意義。」
要應對這種存在危機，需要很多條件，但首要的，是不能拒絕自由思考。「拒絕自由思考便是平庸之惡。」艾希曼勤勉恭順地執行上級的命令，而「勤勉恭順」是一直被受稱頌的美德，結果卻是把上百萬猶太人送上死路。
另外的條件，是憤怒。在東西文化裡，憤怒從來不是美德。憤怒是衝動行事的根源，因為憤怒讓人不加思索，不加思索的行動往往讓人做錯。那麼，憤怒不是剛好和思考矛盾嗎？不一定。「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個人若缺乏憤怒，他就會冷漠，如果過於憤怒，便會變成狂暴。」憤怒與思考並不矛盾。憤怒需要思考作引導，讓事情轉往好的方向；思考需要憤怒，以維持對不義的反感，不使我們變得漠然——漠然正是拒絕思考的表徵。
面對各樣存在危機，「我們」——包括張先生和所有有共感的人——還有更多需要思考之事：為何恐懼？何謂勇敢？應否復仇？人為何會因平庸而犯上極端之惡？如何在這樣的處境裡確立自身身份？希望和絕望是否相同？能否寬恕？各式各樣的問題與反省，都源自自身的存在，起伏於一呼一吸間。
「現在香港的『三民主義』，是順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說，移民，我走不了；順民，我不願做；暴民，又不夠膽量。」
時代的逼問
「世道再難，也要呼吸暢順。」記得年輕時讀過舒國治《流浪集》，恍恍然只剩這句存於心中。少年時的吞吐不順，不過因為自己胸憶狹隘，但如今呼吸困難，卻是因污雲蓋頂、燶煙滿佈。當坦然舒口氣也不易，要活在真實裡當然難上加難。張先生在書未相片裡配上一句拉丁文： In veritate vivas spemque custodias，意思是「我們要在真理裡面活著，同時要保存希望」。在今時今日，或許會有人覺得這有點陳義過高，尤其說出這句話的，是享受過香港最美好歲月、戰後出生趕上經濟快車、思想文化最自由豐盛的一代。張先生也不諱言，相比如今年青的一代，他們是幸運的、享過褔的一群：
五、六十年代香港是樂土，經濟還未起飛，大部香港人是從北方避秦流亡來到，在這「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和平地生活，父母輩皆努力工作，維持生活。我們年輕的只要努力讀書，便可以出人頭地。不需要關心政治、文化，學校沒教近代中國和香港歷史，世界歷史也知道不多，不掛心共產黨和國民黨，金門馬島炮戰是幾百里以外的事，與香港無關。港英殖民統治對我們沒有太大的打壓。韓戰、越戰是外國的事，文化大革命也是遙遠的悲劇。我們活在這安全「四不掛搭」的世界中，儘管沒有民主，但我們沒有埋怨，儘管大部分人都貧窮，但我們腳踏實地努力工作生活──因為我們有一樣作為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沒有的東西，就是自由！
沒有政治累贅，享受過過去百年華人社會中最自由的歲月，卻沒想到晚年（依其所言）如斯「悲壯」。當然，若「悲壯」也要比較，如今不知多少人活得比張先生悲苦得多。但我明白這種「悲壯」，不是來自現實裡直接所受的物理困頓，而是來自一種反差。失去了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推翻了過去未受挑戰的信念，最後不是身陷囹圄，或活得提心吊膽，就是要流落他鄉，但求得一席安枕。他戲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民主、民族、民權。現在香港的『三民主義』，是順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說，移民，我走不了；順民，我不願做；暴民，又不夠膽量。」那可以怎麼辦呢？在另一代序裡，蔡子強代自己和這代香港人，問得更加明細：
究竟在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讀哲學何用？讀書何用？抗爭之後，我們真的能夠獲得民主自由？到底我們可以得到甚麼？
如果我們已經很努力了，但世界沒有變得更好，那怎樣辦？
是的，可以怎麼辦？再借用海德格的哲學思維，那不是其他人可以代你回答的問題。哲學能提供一種「形式的指引」（formale Anzeige），而不是具體的建議。每個存在的個體，都必須對應自身的歷史與處境，才能確切、真實地回答，時代給你的逼問。是以，「讀了幾十年書，我領悟到當前才是真正的考試：不是為了學位，而是想運用我的學問內功，嘗試理解真相，重新安身立命。」
那不是輕鬆跳脫的自由，而是一種苦澀的的自由，一種讓自己變得無家可歸才能得來的自由。
出路：困頓中的自由
「Hong Kong is dead, it is now Xianggang」這句判語，彷彿在回應十年前被喻為「港產神劇」《天與地》的金句：「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要重新安身立命，首先要問自己，在哪種土壤、哪種空氣裡，才能讓自己落地生根、靈根再植。既然「香港不再是家已成事。我們這批不能接受強權專制獨裁的香港人，流亡便成我們的存在處境。」這既是張先生個人的存在處境，也是很多人共同的存在處境。然而，「流亡」對他來說又是什麼意思呢？他說：
流亡，放逐，移民是不同的概念。自由選擇從家鄉遷移到別的地方生活，不管甚麼原因，是為移民。因為種種原因被政府迫害，或因犯罪，而驅逐出境的是放逐。但由於與當權政府信念有衝突，自覺知道一己的思想言論對當權者構成威脅，成為異見者，不能容下，而自願離開所屬的生活世界，是為流亡。有家歸不得是為流亡之苦。
如此說，流亡是種自覺的選擇，選擇讓自己變得「無家可歸」（Homelessness）。「無家可歸不單是指離鄉別井不能重回家鄉的意思，也是對當前曾經是家園的地方，被強權暴政滅後，每天生活在再不是家的家。」無論是否仍腳踏在香港土地上，有這種意識的人，已經是個流亡者。而這種意識，是來自對自由的自然要求。因為要保持意識與思想的自由，自由者唯有自覺地選擇成為流亡者，自然地讓自己變得無家可歸。
這種自由的情調，卻跟張先生年輕時經歷的自由大為不同，那不是輕鬆跳脫的自由，而是一種苦澀的的自由，一種讓自己變得無家可歸才能得來的自由，他總結：「『無家』的自由和『有家』的悲痛，是我們當前流亡者的存在處境。」
自由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思想的負擔。不思想，不作自由人，就再沒矛盾，自然沒有痛若。然而，這是學會了哲思的人的可能選項嗎？大概不是，因為即使你選擇相信相反的話語，也是自由的結果。而這本書，是一個仍然自由的人，在困頓裡試圖尋覓的出路。
（本文原題為《我城存歿》，標題為編者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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