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图片来自网络）
【按：我最早知道巴金先生的作品，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影像，是小时候看由他的名篇《家》改编的同名电影，当然，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巴金先生。看电影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得了。虽然那时我还无法理解电影所呈现的真正含义，虽然小孩子看电影图个热闹，但我还是能清晰地回忆当年的场景，甚至，即使我后来再也没有看过电影《家》，却还能想起里边许多镜头。当年的电影是在周家塘看的，离我家直线距离大概不到三里路，如今这个村子早已拆迁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存在过这样一个村子，当然也不知道曾经在这个村子里放映过《家》。
【按：我最早知道巴金先生的作品，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影像，是小时候看由他的名篇《家》改编的同名电影，当然，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巴金先生。看电影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得了。虽然那时我还无法理解电影所呈现的真正含义，虽然小孩子看电影图个热闹，但我还是能清晰地回忆当年的场景，甚至，即使我后来再也没有看过电影《家》，却还能想起里边许多镜头。当年的电影是在周家塘看的，离我家直线距离大概不到三里路，如今这个村子早已拆迁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存在过这样一个村子，当然也不知道曾经在这个村子里放映过《家》。
及后读书，我读过巴金先生的经典小说《家》《春》《秋》，但惟有《家》，依然历历在目；我大学二年级时开始读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曾经拥有过一套并不完整的《随想录》，如今却已不知去向；2017年我熔断职业生涯，多年后重返上海一游，我的大学同学上海女作家徐榕，陪我去了巴金先生故居，在他的卧室，曾经一直放着萧珊的骨灰盒。在那个略显简陋的卧室，我脑子里闪过巴金先生写的《怀念萧珊》，眼睛湿了。
2018年各家媒体都曾推选过改革40年记忆中的图书，但都没有巴金先生的《随想录》。那一年，已经离开职场的我，写了篇《40年遗珠之书巴金的<随想录>》，此前的2016年1月，我曾写过一篇《我与书的故事之<随想录>》，如今遍翻不见，大概是在哪个损坏的U盘里了。
今天是巴金先生冥诞。1904年11月25日，巴金先生出生于四川成都。作为巴金先生作品的读者、受影响者，奉上旧文，《40年遗珠之书巴金的<随想录>》，尚堪一读。
记忆是抵抗遗忘的工具。】
40年遗珠之书之巴金的《随想录》
"伴随着反省和思考，为防止文革重演，巴金先生在当时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虽然直到今天，文革博物馆依旧无踪影，呼吁声也越来越弱，但幸运的是，巴金先生用自己的《随想录》，为这个多难的国家建立了一座文革博物馆。
今天我对文革的思考，要远远超越了1980年代的认知，但是，真正的反省，也可以说是从读巴金先生《随想录》始。"
2016年1月23日，我在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章《巴金的<随想录>——我与书的故事之三》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2017年9月13日，在我熔断职业生涯后首游上海，在巴金的故居，看着卧室里那顶柜子，我眼睛湿了，我首先想到的是《随想录》，想到那顶柜子上，巴老生前曾经在那儿放着的萧珊的骨灰盒相伴。
在公众层面，巴金的小说三部曲《家》《春》《秋》的社会影响应该会比《随想录》大——我小时候在乡下就看过翻拍的电影《家》。但在我看来，谈改革开放40年图书，如果没有巴金的《随想录》，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说是不合格的书单。
巴金开始写这些文章时，文革刚刚过去，天下初定，社会上还到处在"探脑袋，测风向，闻气味"，但巴金的这些文章，虽然是篇幅单薄的杂文散文，却是真正的人话，真话，如同一颗颗炸弹，都是开风气之作。及至今日，关于对那个黑暗年代的个人省思，都没有能够达到这些小文章的高度深度，倒是多了一些个人自辩的哀怨。2014年1月13日，我在天津返回北京的路上，写了一条微博：
"名人文革道歉，致敬声四起。但若此道歉在伤痕文学在巴金忏悔录时代，都要值得人尊敬得多。若彼时忏悔道歉声涌，中国今日也不必担心重蹈覆辙，不必为肯定文革声起纠结。过去不道歉，或许有认知问题，如果早认识而如今才道歉，虽然也有批判现实政治之效，但真是悔之晚矣，更像为了自己不下地狱而求心安。"
《随想录》来自对苦难生活的反省。"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变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巴金的这套《随想录》共计5本，分别为《随想录（第一集）》、《探索集》（《随想录》第二集）、《真话集》（《随想录》第三集）、《病中集》（《随想录》第四集）和《无题集》（《随想录》第五集）。这五本书合称《随想录》，198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大概自1980年一直出到1986年底才出完。
在1980年代，巴金先生这套《随想录》影响非常大，我记忆中在当时有中国的《忏悔录》之说。巴金先生以高龄之躯，以巨大的勇气来重新认识自己走过的路。他以笔为刀，无情地解剖自己，更拷问自己的灵魂，反省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作为个人对文革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他认为自己"做了十年奴隶"，是"奴在心者"，比如对与胡风"划清界限"的"落井下石"的忏悔，等等——"那些年，我就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真话当假话说。"他不是像当时流行的那样，把文革的罪恶简单推卸给所谓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摘清个人的责任——"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这种对个体责任的反省意识贯穿了全套《随想录》，是那个时代最真诚的声音，振聋发聩；同时，巴金先生还一再强调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对于作家的重要性。
伴随着反省和思考，为防止文革重演，巴金先生在当时反复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的遗址还保留在那里，毒气室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
近40年前老人的话，今天过时了么？不，绝没！
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忏悔录》！
1987年暑假，我曾经读完了这套《随想录》全部5本，是向我的大学同学王文洪兄借阅的（他现在是舟山研究海洋文化和舟山开发开放历史方面的名家），作为旅途读物。开学将返校时，发现丢了一本，我只好向父亲要了钱，到前黄镇上的供销社新华书店柜台，买了一套全新的《随想录》——我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1987年夏天的故乡乡镇供销社里有这样的书卖！——回到北京，把完整的一套还给了文洪兄，自己留下了一套不完整的。
就像今天很多谈40年书单遗落了这套书，也许巴金先生早就知道这套书的命运："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今后呢，五卷书会走它们自己的路，我无能为力了。"
我想，所谓这"五卷书会走它自己的路"，应该也包括其精神深种于我这样人心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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