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多民族帝国为什么会崩溃 | 苏联解体30周年之四

Original BJ王明远 阜成门六号院 2021-12-25 

1991年苏联的崩溃蕴含着两个层面的剧变：第一层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失败，第二层则是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这个俄罗斯人缔造的多民族国家，没有崩溃于最艰苦的十月革命初期，没有崩溃于外敌入侵的卫国战争中，却在国家走向富裕强大的时候突然崩塌，不得不让人思考其中的原因。

一、苏联的民族构成
苏联几乎完整地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和人口遗产，这些领土和人口是沙俄通过300多年的持续扩张获得的。从1552年伊凡四世消灭喀山鞑靼汗国开始，俄国又相继征服周边20余个比较大的民族集团，并且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瑞典、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发动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夺取了大量领土，到19世纪末建立起一个拥有2288万平方公里土地，有100多个族群的大帝国。
这些民族，按照语言和宗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东正教斯拉夫语民族，包含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民族，他们都源于古罗斯人，历史上曾经属于同一个民族集团。虽然后来发生民族分化，但是具有文化亲缘关系，是苏联人口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第二类：天主教或新教"欧洲民族"，包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日耳曼，这些民族人口虽然少，但是苏联境内最发达，也是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的民族。
第三类：穆斯林突厥语系民族，包含原属于金帐汗国的喀山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中亚诸突厥语、伊朗语民族。
第四类，信仰佛教或原始萨满的亚洲东方民族，包含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卫拉特）、埃文基（鄂温克）、雅库特等。这些民族虽然人口少，但是占有的土地面积广大，比如以雅库特人为主体的萨哈共和国，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比印度还大，是全球最大省级行政区域。
十月革命前夕，俄罗斯境内各民族间的发展程度差别很大，有的已经接近西欧发达社会水准（如波罗的海三民族），而有的还处于部落时代，甚至氏族社会末期（如西伯利亚诸民族）。它们对国家的认同感也不一，有的比较认可俄罗斯人的统治（如亚美尼亚、哈萨克），有的则素来比较排斥俄罗斯东正教文明，具有强烈独立欲望（如鞑靼、车臣、西乌克兰）。

二、苏联初期的民族构建和区域自治政策
民族压迫问题是俄国革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列宁早年有一句名言：沙俄是各族人民的监狱。为此，早期布尔什维克党人提出以"民族自决"实现各民族的解放，并在1903年将之列入党纲，用列宁的话来说，民族自决就是各民族有"独立的自由，即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
列宁对"民族自决"似乎情有独钟，一生中有56篇文章中论及这个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191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指出检验民族压迫是否得到真正根除的标准"恰恰就在于有无分离自由"。十月革命胜利8天后，即1917年11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发布由列宁、斯大林签署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再次强调："俄罗斯各族人们的自由自决乃至分立并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
现在很多人认为民族自决只是当时动员革命力量，扩大战线的策略，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个观点。"民族自决"的确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但是这背后反映的是早期革命者的普世情怀，即他们内部相当一部分人革命的初衷，的确是抱着解放天下弱势群体、弱势民族的淳朴目的，即近代左翼思想与俄罗斯文化中"弥赛亚"情结的结合。
在国家组织形式上，列宁则主张实行联邦制（虽然他一开始反对过），即各民族自决以后，新成立的民族共和国与俄罗斯人国家进行联合，并且主张赋予各民族共和国退出联邦的权利。为了尊重列宁的这个设想，《苏联宪法》中一直保留各加盟共和国具有"退出联盟自由权"一条，这也成为日后苏联解体的隐患之一。

（苏联早期在中亚宣传民族解放的画报）

在十月革命成功后，斯大林成为主管民族事务的领导人，身为少数民族的他（格鲁吉亚人）对民族理论更是极具兴趣。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民族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操作，其中的第一步就是进行"民族构建"（或"民族识别"）。
在沙俄时期，除了帝国西部受欧洲民族主义影响比较深的天主教、新教族群，多数居民的民族概念是非常淡薄的。1897年俄罗斯帝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登记事项里只有"宗教"和"语言"，没有"民族"这个划分方法，当时人们主要以语言、宗教及生产方式这些文化标志来区分你我。
就是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后，俄罗斯境内到底有多少民族，人们也不清楚。比如，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发布的《告东方穆斯林劳动人民书》，把穆斯林族群笼统分为鞑靼、土耳其人、吉尔吉斯、萨尔特、车臣及山民六类。其中，在中亚草原游牧的哈萨克、吉尔吉斯部落，都被统称为"吉尔吉斯人"，在河中地区定居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则被统称为"萨尔特人"。
然而，苏联民族事务部门依照斯大林的民族四要素学说，至1926年人为定义了194个民族。比如，中亚横空出现了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东干、维吾尔、卡拉尔帕克、钦察、瓦罕等16个民族。再比如，分散在叶尼塞河上游森林草原中的吉尔吉斯语部落，本来没有民族意识，苏联进行民族识别的时候，民族学家根据中国史书上"黠嘎司"或"辖嘎斯"的音译，构建了"哈卡斯"这个民族。
把这些彼此界限模糊的人群划分好民族标签后，苏联当局又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进行了划定疆界，成立民族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创造语言文字，建立民族教育体系，建设民族文化机关，培养民族干部等一系列"本土化"（коренизировать ）的操作，著名社会学家马戎先生称之为构建一套"俄罗斯—非俄罗斯"的民族二元体系。
其实，在帝国时期，俄罗斯境内多数民族都是混居的状态，人们并没有自己的民族"疆界"意识，大家并不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比如，境内第二大民族乌克兰人是在18世纪以后才形成的，他们从来没有建立过国家（基辅罗斯与乌克兰并没有关系），俄罗斯帝国境内也没有"乌克兰"这个地方，然而，苏联政府为乌克兰人划定了民族的边界，并制造了"乌克兰"这个地理疆界概念。到二战前，苏联一共创造了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10个民族特区、8个民族自治州，将作为整体的俄罗斯解体为复杂的民族区域马赛克拼图。

（苏联政府在红色俄罗斯族聚居区外，多数地方都成立了民族共和国或自治州）

语言文字方面，本来俄国境内只有19个民族拥有文字。然而，苏联时代稍微有点规模的民族，当局都帮助它们创造了文字，到1934年，苏联境内已经有86种文字。而另一种情况是，以前一个民族同时使用好几种文字，苏联当局为了强化这些民族的特征，强令其内部采用同一种文字。这些最终都大大强化了各民族内部的共同体意识。
以上的民族政策最终没有起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效果，反而是系统地制造了民族问题，日后民族学家普遍认为这套制度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元凶。其负面意义表现在：
第一，"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塑造或滋长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每个民族之间"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明显；
第二，民族教育体系和干部培养体系，导致各共和国形成强大的知识分子集团和民族政治精英集团，最后这些精英人群成为苏联的掘墓人，在苏联解体后，无一不是摇身一变成为独立共和国的领导集团；
第三，强化了族群的聚合，原来混居的民族都纷纷迁徙到自己民族命名的自治区域中去，比如，从1939年到1989年，阿塞拜疆人在本加盟共和国内人口比例从 58%上升到82%，土库曼人从59%上升到72%，每个民族的"领土意识"不断增强，各民族共和国逐渐变得名副其实。
正像著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萨尼(Ronald Grigor Suny)说的那样，"苏联并没有成为'民族熔炉'，而是成为'新民族'的孵化器。"
苏联境内第二大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就是例证。沙俄时代，作为游牧民的哈萨克人对部落认同感更强，没有民族意识，他们分属于南部行省和草原总督区。苏联（苏俄）当局先是把这些哈萨克有牧区合并起来，在1920年成立了一个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继而在1936年正式升级为苏联加盟共和国。
同时，为哈萨克人创建了包含17所高校、7150所中小学、70余万学生在内的完备的教育体系，编著了历史上第一套哈萨克语教材、出版了100多份哈萨克语报纸，建立了23座民族文化剧院、音乐厅，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民族文化体系。这样哈萨克迅速从部族社会发育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具备了所有民族国家的特征。
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下，到60年代，各少数族群都迅速完成"现代民族过程"，从原始意义上的ethnic group发育成为政治意义上的nation，民族自治区域也民族国家化。
苏联当局虽然在赫鲁晓夫以后觉察到过去民族政策的失误，提出"苏联民族"这个概念，宣传苏联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融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并试图广泛推广俄语，压制民族语言。但是这些新政策已不可能逆转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已经定型趋势，反倒进一步刺激了各民族的民族主义。

（赫鲁晓夫发明的新概念："苏联民族"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三、苏联的"大俄罗斯主义"进一步激化少数民族的离心力
苏联的民族政策体现了俄罗斯人相互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宽容和慷慨，另一方面则是骨子里的那种蛮横和控制欲，对其他民族的不信任和鄙视。
由于苏共领导人的"大俄罗斯主义"作祟，在苏联早期就制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惨剧。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32年的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大饥荒。斯大林认为乌克兰富农和哈萨克牧主抗拒集体化，于是对这两个地方实行惩罚，导致乌克兰约300—700万人饿死，哈萨克斯坦约150多万人饿死，中国新疆北部的哈萨克人多数都是为了逃避这次饥荒迁徙过来的。
此后的肃反中，民族干部和民族知识分子也成为重点清洗的对象。据统计，在中亚地区，区党委干部有78%被处决；在格鲁吉亚，644名苏共"十大代表"中有425人被枪决；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加盟国和国的第一书记均被枪决；乌兹别克斯坦有3.1万人被捕，6000多人被枪决。
二战后期及战争结束初期，苏联当局又对不信任的11个少数民族进行集体流放，约有500多万人被强制遣送到西伯利亚或哈萨克荒漠的劳动营中，100多万人死于恶劣的生存条件，这种残酷的惩罚也是现代史上罕见的。
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卡尔梅克、克里米亚鞑靼和车臣——印古什三个民族共和国少数民族的集体流放。卡尔梅克被流放的人口有9.4万，第一年即死亡1.3万多人，整个流放期间死亡1.7万人，死亡率为17%；车臣—印古什和克里米亚鞑靼在流放期间死亡人数分别为 12.5万人和2.03万人，死亡率分别高达30.8% 和 21.3%。波罗的海三国也因被怀疑对联盟不忠诚，遭到了人口驱逐或流放，立陶宛人由战前的240万减少到180万，爱沙尼亚人由150万减少到85万。

（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集中营的卡尔梅克人，摄于卡尔梅克历史博物馆）

所有这些，都成为苏联少数民族历史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成为日后刺激他们努力脱离苏联，乃至今日社会反俄情绪始终高涨的基础，车臣战争、乌克兰冲突都与之有关。
"大俄罗斯主义"另一个体现就是，虽然口头上声称民族平等，但是在国家权力安排上，坚持俄罗斯优先，不信任少数民族干部。虽然俄罗斯族党员顶多占苏共党员总数的六成，但是中央高级领导中，俄罗斯人一直占有绝对多数。二战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近八成是俄罗斯族；1964年以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55人中，有49人是俄罗斯族；曾经担任中央委员以上职务的苏军将领101人中，有97人是俄罗斯族。
苏联当局对俄罗斯人无时无刻的吹捧，则更容易引起各族人民的反感。比如，斯大林在1945年说："俄罗斯人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代表"，相反对于乌克兰，他贬损道："如果我真想惩罚的话，我就要放逐整个乌克兰民族"。赫鲁晓夫也在1957年声称：俄罗斯民族有资格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各族人民应该高呼"俄罗斯母亲"。1971年勃列日涅夫进而提出，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的"领导民族"。
苏联当局还歪曲沙俄殖民史，声称这是对其他民族的解放，每个加盟共和国被沙俄吞并的逢五逢十周年时，都要进行隆重纪念。比如1953年阿塞拜疆为了庆祝被沙俄吞并140周年，其第一书记撰文称："虽然沙皇殖民政策是反动的，但是我们被俄罗斯兼并是非常幸运的，是绝对的好事，由于俄罗斯民族的美德，她值得其他所有民族信任、尊敬和热爱"。
这些行为都极容易激起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离心力，但是掌握苏联国家权力的俄罗斯族领导人却沉浸于自夸以及少数民族官僚口是心非的歌颂中，对少数民族越演越烈的分离主义情绪却选择性忽略。

四、俄罗斯族的衰落是苏联解体的直接诱因
整个苏联时期，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都在不断成长之中，不过，只要是俄罗斯人保持人口数量和文化影响力的绝对优势，苏联当局还能应对这些民族主义，保持国家统一。然而，进入60年代以后，无论是从人口发展速度上，还是文化创造力上，俄罗斯文明都表现出强弩之末的颓势，对庞大国家的控制力自然而然就削减了。
俄罗斯族一度是整个欧洲人口发展速度最快的民族之一，1719年其人口规模约1100万，1939年增加到9959万，200年间增长了8倍，这期间中国人口仅仅增加了不到1.5倍，俄罗斯民族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大民族。
然而，处于先发阶段的俄罗斯族在完成工业化后，即面临人口出生率悬崖的问题，生育率从1925年的6.08锐减到1964年的1.94，而这时候非斯拉夫民族普遍进入工业化带来的人口爆炸期，阿塞拜疆生育率为3.4、吉尔吉斯为4.9、塔吉克为5.3，最高的土库曼达到5.8。
（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口出生率骤降）

受低生育率影响，从1939年到1989年俄罗斯族人口从9959万增长到1.45亿，仅增加了45%，而乌兹别克族从484万增加到1669万，阿塞拜疆族从227万增加到到667万，亚美尼亚族从215万增加到462万，土库曼族从81万增加到272万，都增加1-3倍不等，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俄罗斯族。
俄罗斯人在苏联人口中的比重也因此不断减少，到1989年仅占51%，勉强达到多数。按照这个趋势，到2000年，俄罗斯族人口比重会降至45%。1970年的苏联人口普查就显示，俄罗斯联邦外的14个加盟共和国中，有9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俄罗斯族人口比重在衰减。
一个最让人触目惊心的例证是，随着俄罗斯族人口的衰减，苏联领导人已经不能保证军队的"斯拉夫纯洁性"，据统计，1950年代苏军中穆斯林民族士兵比重为7%，而到解体前夕已经增长为36.7%。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在欧洲地区的征兵就已经捉襟见肘，不得不从中亚地区扩充穆斯林兵员，这些穆斯林士兵对同样宗教背景的阿富汗人的厌战情绪，是阿富汗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在整个国家中的文明领先优势也在减退。帝俄时期，俄罗斯欧洲地区是帝国文明的中心，其他民族地区文明水平都与之相距甚远。然而，随着民族自治下建立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体系的发展，少数民族的文明水平也在急速提高。1922年至1940年，格鲁吉亚族识字人数增加了14倍，而俄罗斯族仅增加2倍；1947年至1978年，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的大学生增加了10倍以上，而俄罗斯族仅增加4倍。其实到苏联末期，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中心的塔什干、阿拉木图、巴库，与莫斯科、圣彼得堡的文明差距已经比20世纪初大大缩小了，它们也已经成长为"亚文明中心"。
总的来讲，苏联的崩溃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滋生的民族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刺激的民族离心力，以及俄罗斯人对国家控制力的衰减，三种变量共同发力的结果。这三种力量的对比到1970年代末发生根本逆转，俄罗斯人逐渐不能驾驭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苏联帝国的解体成为迟早的事情，至于发生在1991年这个时间节点，只不过是个历史偶然罢了。
作为文明史的旁观者，苏联的解体难免让人痛心：这个付出了数千万生命代价建立起来的国度，曾经产生灿烂文明的国度，轰然间就坍塌了。但是苏联民族理论长期深刻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它在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应该如何修正和完善，都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