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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4日星期日

李泽厚,掩埋了无名者的知名者

 巩鉴 鉴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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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哲厚


离世之前,李泽厚受到公众舆论的关注应该还是去年关于相关著作的版权纠纷,彼时其人呈现给公众的还是一个颇为计较经济与声誉的老学究形象。甚至有文章搬出李泽厚当年赴港之后与金庸的短暂交集——金庸给了李泽厚资助费,李泽厚却嫌少,用以丰富这一形象。也有人顺着这个形象发挥,找到李泽厚给自己所带的博士的著作写下的序言,其中主要是撇清学生著作和自己的责任关系。 

这么一看,李泽厚是那样爱惜羽毛。但作为知识分子,爱惜羽毛又似乎早已成为一种集体习惯。 

易中天在《盘点李泽厚》一文中将李泽厚视作八十年代青年们的精神导师,但李泽厚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义又不止于此。一方面,李泽厚及其著作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重要标志,但另一方面,李泽厚本人的部分行为又生动地解释了这一场启蒙运动为何最终归于虚无。他的形象里,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传续至今的内在矛盾。 

李泽厚本人曾说:"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 

50年代之于李泽厚而言确实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年头,建国后有关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到现在仍旧是中国美学史的热议话题。彼时尚不满30岁的李泽厚,名字能够和朱光潜、蔡仪这些名宿前辈挂在一起,这是莫大的荣誉。以至于十年动乱之后,学术界重回正轨,李泽厚已然成为美学学科的代言人之一。就算是邓晓芒在当年也是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普通工人,李泽厚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只能仰望的对象。 

旁观者清,也正是彼时也有志于美学研究的邓晓芒在后来写下了李泽厚所处的时代的部分真相。 

"人们争夺着唯物主义、反映论、辩证法这样一些桂冠,而力求给对方戴上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反辩证法的大帽子。即使仅有的一点学术良心,也不得不被淹没在人们为自己的阶级立场和d性立场辩护的大量废话之中。在那个时代,稍不留神,学术上的分歧就可能给自己带来弥天大祸,甚至让自己搭上身家性命。(《西方美学史纲》)。

"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李泽厚和他提出的"实践美学",年轻的他为何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也就颇为明晰了。他为自己制定的写作方针,某种程度上也只是个方针而已。 

如果熟悉李泽厚的著作,亦即不只读过一本《美的历程》,还包括他的《华夏美学》、《美学四讲》、《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明眼人会很容易发现,李泽厚是一个非常喜欢自引的学者。他经常在论述的关键时候大量摘抄自己的其他著作,《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甚至几乎就是过往著作的删改汇编。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他的学术成果更丰硕,但这种丰硕中隐含着空洞。 

如李泽厚自己所言,他留给学术史的最主要的东西是积淀说、历史本体论和内在的自然的人化理论。所谓积淀说即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的结合,所谓历史本体论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弗洛伊德心理结构理论的结合,所谓内在的自然的人化,即是从精神分析学派的视角重新阐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 

也就是说李泽厚的思想组成结构是"马克思主义+......"。按照易中天的观点,"他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看起来合适或说得过去的框架,就能随便把东西往里装。"

套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李泽厚则可以算是语言游戏的高端玩家,游走在话语之间,游走在学术与权力之间,游走在良知与利益之间,达成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由意识而行为的高端的妥协。妥协的结果是声誉隆重、盘满钵满。学术不记得他的谄媚,权力不记得他的机警,在八十年代末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一些事无损于他的良知,后来远走美国也无损于他的利益。 

李泽厚的一切,正是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 

钱理群坦言中国的大学正在培养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具体是谁培养出来的呢?还会有多少人在乎:巴金写《随感录》到底是基于他做了怎样的事;钱钟书与杨绛夫妇的良好形象究竟是怎么维持起来的:傅雷含冤而死之时曾有一个参与者叫许渊冲;以及钱理群本人参与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一些特别的论调。 

中国的知识分子乐于居高临下地批判,但批判的矛头又很少对准自己,乐于义正严辞地宣扬,但宣扬的内容自己又很少做到。想要立德,但为了生存,德需要打折扣,想要立言,但为了生活,言也要有顾忌。每遇见公众事件,总是打着参与其中的幌子置身事外,最后留下一些隔靴搔痒的述评。可偏偏,许多历史就被这些述评直接定义了。 

于是,今天是李泽厚逝世的日子,不属于他人,不论他们饱受冤屈还是渴望正义,不论他们卑躬屈膝还是身陷囹圄。就好像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写的那样:"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困难。" 

纵使"历史的构建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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